朱昌偕急得直跺腳：“哎呀，這完全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以後挑撥起來的，說來話長，現在來不及細說了，還是請五軍的同誌快去解圍吧。”
彭德懷感到棘手，他見事情突然，時間緊迫，便立即主持召集了軍委臨時會議。
會議決定，由郭炳生、劉宗義（即張純清）帶領四縱隊，立即趕赴永新縣城，協助特委平息這場突發的反水事件。
23日晚，紅五軍第四縱隊趕至永新縣城，臂纏白布巾，與駐紮在城內的地方武裝一道，向袁文才、王佐部隊發起了全麵進攻。
一樁轟動一時的慘劇，由此釀成。
作為紅五軍的主要負責人，彭德懷和滕代遠是這樣看待自己的一念之決。
滕代遠說：
“解決袁文才、王佐部隊是1930年初。一天，特委書記朱昌偕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來到軍部，說：湘贛邊界特委在永新開會，袁文才、王佐把槍擺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裝交給他們指揮。特委沒有辦法，要求五軍支援，把他們解決。我們錯誤地聽一麵之詞，彭德懷同誌當即下了決心，派郭炳生這個縱隊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隊解決了。解決袁文才、王佐部隊不是預謀的，沒有印象。”
彭德懷說：
“朱昌偕同誌說，如果紅五軍不立即去解圍，邊區黨有被一網打盡的危險。我們接受了特委書記這一要求，便採取了行動。即令第四縱隊隨朱昌偕同誌進抵永新城，袁文才首先衝出來被擊斃，王佐在永新過浮橋時，跌在橋下淹死；王佐的特務隊數十（大約三十人）人逃往井岡山，其餘二百人交給邊區特委整編了。假設這些合乎當時事實，那麽就同1931年，當敵人進行第一次‘圍剿’之緊急關頭時，總前委在橋頭決定解散二十軍的情況，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誌反映的事實不符，那麽，我犯了輕聽輕信的嚴重錯誤。”
肖克望“洋”興嘆
在袁王被誅殺的當天，他們的部下，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除少部分逃回井岡山外，其餘的或被擊斃，或被遣散，或被改編。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後，又令紅五軍第三縱隊派出部隊上井岡山搜尋袁王的餘部。第四大隊長李聚奎接受這任務，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
李聚奎是1928年冬隨紅五軍上井岡山的，初到井岡山，他們受到了井岡山人的熱烈歡迎，井岡山失守後，他隨部隊到了贛南，次年5月隨彭德懷重返井岡山，受到了同樣的熱烈歡迎。
可是，1930年2月，這番上山來，李聚奎感覺到井岡山驟然對他冷淡了許多，部隊所到之處，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敵意的目光。
特別有一次，讓李聚奎震動更大，他們已偵察到袁王餘部在一個村子裏落腳，但他們趕到時，卻連一個人影都不見了。他們問村裏的群眾有沒有看見王佐的反水部隊，群眾回答：
“我們不知道，我隻知道紅五軍反水了……”
這句話也許有些過激，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誤下，紅五軍做了一件錯事。
王佐墜入東關潭幾天之後，麵目全非的腫脹屍體，被王佐的部下給運回井岡山大井。王佐的哥哥王雲隆從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隻跟隨王佐多年的玉鐲套到自己的手上，麵對群山，雙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後將羅克紹放回湖南茶陵，羅克紹代王雲隆和袁文才都的副營長謝角銘在衡陽的報紙上通電反共。王佐的餘部在王雲隆的帶領下集體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團肖家壁的旗下。
後來，紅軍幾次派部隊攻打井岡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肖克率領紅十七師甚至攻到了黃洋界的山腳下，然而肖克也隻能望著熟悉的黃洋界，望“洋”興嘆。
歷史冤案在1950年得到了定論
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攻打吉安時，原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陳正人向毛澤東匯報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殺經過，毛澤東聞之，頓足長嘆：“這兩個人殺錯了。”
毛澤東已經知道，短期內紅軍想重返井岡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1937年，在陝北高原的古城延安，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昏暗的油燈下促膝長談，毛澤東再一次充滿感情地憶起了當年井岡山的戰友：“王佐這個人，我在井岡山時期，他就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同一年，同一個地方，當年井岡山的軍長，後來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也滿懷依戀地對另一位美國記者說：“王佐是個好同誌，他是當地農民的領袖。”
1949年，沉淪多年的井岡山終於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懷抱。1950年，陳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書記，他在向毛澤東匯報江西的工作情況時，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則重複了當年的那一句話：“殺袁王殺錯了。”
也就在這一年，1950年，當井岡山的映山紅又像火一般燃遍山山嶺嶺時，多年的歷史冤案，終於有了應有的定論：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認袁文才、王佐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鵑花紅，毛澤東踏上了通往井岡山的路途，重訪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岡山賓館，毛澤東特地接見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見麵，毛澤東便緊緊地握住兩位老人的手，親切地稱呼她們“王嫂子”、“袁嫂子”，一如當年。
彭德懷感到棘手，他見事情突然，時間緊迫，便立即主持召集了軍委臨時會議。
會議決定，由郭炳生、劉宗義（即張純清）帶領四縱隊，立即趕赴永新縣城，協助特委平息這場突發的反水事件。
23日晚，紅五軍第四縱隊趕至永新縣城，臂纏白布巾，與駐紮在城內的地方武裝一道，向袁文才、王佐部隊發起了全麵進攻。
一樁轟動一時的慘劇，由此釀成。
作為紅五軍的主要負責人，彭德懷和滕代遠是這樣看待自己的一念之決。
滕代遠說：
“解決袁文才、王佐部隊是1930年初。一天，特委書記朱昌偕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來到軍部，說：湘贛邊界特委在永新開會，袁文才、王佐把槍擺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裝交給他們指揮。特委沒有辦法，要求五軍支援，把他們解決。我們錯誤地聽一麵之詞，彭德懷同誌當即下了決心，派郭炳生這個縱隊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隊解決了。解決袁文才、王佐部隊不是預謀的，沒有印象。”
彭德懷說：
“朱昌偕同誌說，如果紅五軍不立即去解圍，邊區黨有被一網打盡的危險。我們接受了特委書記這一要求，便採取了行動。即令第四縱隊隨朱昌偕同誌進抵永新城，袁文才首先衝出來被擊斃，王佐在永新過浮橋時，跌在橋下淹死；王佐的特務隊數十（大約三十人）人逃往井岡山，其餘二百人交給邊區特委整編了。假設這些合乎當時事實，那麽就同1931年，當敵人進行第一次‘圍剿’之緊急關頭時，總前委在橋頭決定解散二十軍的情況，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誌反映的事實不符，那麽，我犯了輕聽輕信的嚴重錯誤。”
肖克望“洋”興嘆
在袁王被誅殺的當天，他們的部下，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除少部分逃回井岡山外，其餘的或被擊斃，或被遣散，或被改編。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後，又令紅五軍第三縱隊派出部隊上井岡山搜尋袁王的餘部。第四大隊長李聚奎接受這任務，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
李聚奎是1928年冬隨紅五軍上井岡山的，初到井岡山，他們受到了井岡山人的熱烈歡迎，井岡山失守後，他隨部隊到了贛南，次年5月隨彭德懷重返井岡山，受到了同樣的熱烈歡迎。
可是，1930年2月，這番上山來，李聚奎感覺到井岡山驟然對他冷淡了許多，部隊所到之處，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敵意的目光。
特別有一次，讓李聚奎震動更大，他們已偵察到袁王餘部在一個村子裏落腳，但他們趕到時，卻連一個人影都不見了。他們問村裏的群眾有沒有看見王佐的反水部隊，群眾回答：
“我們不知道，我隻知道紅五軍反水了……”
這句話也許有些過激，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誤下，紅五軍做了一件錯事。
王佐墜入東關潭幾天之後，麵目全非的腫脹屍體，被王佐的部下給運回井岡山大井。王佐的哥哥王雲隆從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隻跟隨王佐多年的玉鐲套到自己的手上，麵對群山，雙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後將羅克紹放回湖南茶陵，羅克紹代王雲隆和袁文才都的副營長謝角銘在衡陽的報紙上通電反共。王佐的餘部在王雲隆的帶領下集體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團肖家壁的旗下。
後來，紅軍幾次派部隊攻打井岡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肖克率領紅十七師甚至攻到了黃洋界的山腳下，然而肖克也隻能望著熟悉的黃洋界，望“洋”興嘆。
歷史冤案在1950年得到了定論
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攻打吉安時，原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陳正人向毛澤東匯報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殺經過，毛澤東聞之，頓足長嘆：“這兩個人殺錯了。”
毛澤東已經知道，短期內紅軍想重返井岡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1937年，在陝北高原的古城延安，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昏暗的油燈下促膝長談，毛澤東再一次充滿感情地憶起了當年井岡山的戰友：“王佐這個人，我在井岡山時期，他就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同一年，同一個地方，當年井岡山的軍長，後來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也滿懷依戀地對另一位美國記者說：“王佐是個好同誌，他是當地農民的領袖。”
1949年，沉淪多年的井岡山終於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懷抱。1950年，陳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書記，他在向毛澤東匯報江西的工作情況時，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則重複了當年的那一句話：“殺袁王殺錯了。”
也就在這一年，1950年，當井岡山的映山紅又像火一般燃遍山山嶺嶺時，多年的歷史冤案，終於有了應有的定論：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認袁文才、王佐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鵑花紅，毛澤東踏上了通往井岡山的路途，重訪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岡山賓館，毛澤東特地接見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見麵，毛澤東便緊緊地握住兩位老人的手，親切地稱呼她們“王嫂子”、“袁嫂子”，一如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