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已經證明：
毛澤東在井岡山“閉門造車”，造得好，造得及時。
變奏：“紅旗到底打得多久？”林彪也參加了這個合唱
無產階級的革命，從城市走向農村，從平原進軍山區，古今中外都沒人幹過，馬、恩、列、斯他們也都沒有說過。
中國共產黨人從1927年開始這樣幹起來了。
當各路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時，遭到敵軍的圍追堵截；當革命在井岡山發展起來時，又遭到敵人頻繁的軍事進攻和嚴密的經濟封鎖。
自然，軍民們麵臨著極大的困難。
這時，黨內外，軍民中，左的、右的思想出來了。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就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種右傾悲觀思潮，也有走州過府的“左”傾盲動主義。這種種的錯誤思潮，一次次地衝擊著黨，衝擊著軍隊，動搖著剛剛誕生的紅色政權，渙散著根據地軍民的鬥誌。
歷史是這樣記載的：
第一次，1927年冬。
毛澤東在關鍵時候，把秋收起義失利後剩下來的隊伍帶上井岡山，開始了中國共產黨人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也開始了中國革命的第一次歷史性的飛躍。由於這種轉變來得太突然，太出人意料，致使革命隊伍中的不少人沒有這種思想準備；加上，失敗的情緒籠罩著這支隊伍；原本他們是熱衷城市鬥爭的，突然轉到這農村，尤其來到了這艱苦的井岡山區，就覺得很不習慣，很不自在。於是他們悲觀了，沒信心了，他們在問：“這紅旗能打下去嗎？”
早在進軍井岡山的途中，就有人開始打著自己的算盤了：
邊走，邊躲；
邊走，邊逃；
邊走，邊溜。
這躲的、逃的、溜的，不僅有普通的士兵，還有那些高級指揮官：
在永新的三灣，有些連、排幹部不辭而別，去向不明了；
在寧岡的礱市，新兵訓練處處長陳明義等人離開了隊伍；
在湖南酃縣，三團團長蘇先俊也去向不明；
在酃縣的水口村，前委委員、師長餘灑度也悄然出走了……後來這些人，大多當了叛徒！
1927年12月，從三灣開始新任工農革命軍團長的黃埔生陳浩、副團長徐庶、參謀長韓昌劍、一營營長黃子吉等一夥人，當他們領隊攻下茶陵城後，就不願再回艱苦的井岡山了，企圖帶著這支工農革命軍去投敵叛變，幸虧毛澤東、宛希先等及時識破他們這種反革命陰謀，將其處決，才定軍心。
第二次，1928年3月。
“左”傾盲動主義者不贊成在井岡山搞根據地，他們排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正確領導，撤消了他在黨內的領導職務（甚至誤傳開除了毛澤東的黨籍），並同時命毛澤東將井岡山的武裝開赴湘南去參加年關暴動。由於錯誤的路線導致錯誤的軍事行動，井岡山成了空山，結果湘南的年關暴動和井岡山根據地同時遭到失敗。這期間，在井岡山上，那些豪紳、地主和反革命紛紛捲土重來，向人民群眾反攻例算。……這時，黨內、軍內一些人又悲觀起來了，對革命又缺乏信心了，他們說：“紅旗雖然插上了井岡山，可這紅旗能打多久呢？”
第三次，1928年8月。
因為湖南省委的錯誤指導，加上政治動搖、不願在井岡山做艱苦細緻工作的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紅軍二十九團黨代表龔楚，利用二十九團湘籍軍士思鄉心切的情緒，極力在軍中煽陰風，點鬼火，鼓動紅軍二十八、二十九兩個主力團冒進湘南，結果在湘南遭到慘痛失敗，二十九團幾乎全部被打散，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倒在叛徒的槍口之下，團參謀長王展程也身負重傷。敵人又乘機進攻井岡山，造成井岡山的八月失敗。這時，各縣的縣城和平地全部被敵人占領，白色恐怖再次布滿城鄉，井岡山被殺之人、被焚之屋不計其數，井岡山根據地又處在十分危急之中。
麵對這嚴酷的現實，一些政治動搖者，一些投機分子，有的叛變，有的逃跑，有的甚至帶著敵人來捉拿自己的同誌。這時候，黨內、軍內又有一部分人重提“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了。他們認為，井岡山遭此劫難，元氣大損，紅旗難以再樹起來了！
第四次，1928年冬。
當紅四軍主力從湘南回師井岡山後，占遂川，克寧岡，攻永新，取得了三戰三捷的軍事勝利，收復了失地，湘贛敵軍不甘失敗，調集各縣反動民團，對井岡山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這樣，井岡山上糧食艱難，現金奇缺，食鹽、布匹、藥材已經斷絕來源，軍民們日食紅米、南瓜、野菜充飢，夜宿詞堂、廟宇過夜，身蓋茅草、稻草禦寒。就在這種極度困苦的日子裏，一些經不起考驗的人，成天牢騷滿腹，叫著：“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一些人又再提“紅旗能打多久”的疑問.這種悲觀的論調，又一次幹擾著井岡山的鬥爭。
第五次，1929年春。
1928年冬，彭德懷、滕代遠率紅五軍主力上井岡山同紅四軍會合，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武裝力量。這時，湘贛兩省敵軍也糾集了十八個團的兵力，按五路分進合擊，向井岡山發動了第三次聯合“會剿”。山上的紅軍總共隻有四個團六千餘人。麵對強敵壓境，紅軍和黨內的少數人對形勢又作出了悲觀的估計，他們在敵人麵前嚇破了膽，有的主張棄山而逃，有的主張將主力化整為零，分散各自去打遊擊。實際上就是取消革命，取消武裝鬥爭。
毛澤東在井岡山“閉門造車”，造得好，造得及時。
變奏：“紅旗到底打得多久？”林彪也參加了這個合唱
無產階級的革命，從城市走向農村，從平原進軍山區，古今中外都沒人幹過，馬、恩、列、斯他們也都沒有說過。
中國共產黨人從1927年開始這樣幹起來了。
當各路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時，遭到敵軍的圍追堵截；當革命在井岡山發展起來時，又遭到敵人頻繁的軍事進攻和嚴密的經濟封鎖。
自然，軍民們麵臨著極大的困難。
這時，黨內外，軍民中，左的、右的思想出來了。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就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種右傾悲觀思潮，也有走州過府的“左”傾盲動主義。這種種的錯誤思潮，一次次地衝擊著黨，衝擊著軍隊，動搖著剛剛誕生的紅色政權，渙散著根據地軍民的鬥誌。
歷史是這樣記載的：
第一次，1927年冬。
毛澤東在關鍵時候，把秋收起義失利後剩下來的隊伍帶上井岡山，開始了中國共產黨人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也開始了中國革命的第一次歷史性的飛躍。由於這種轉變來得太突然，太出人意料，致使革命隊伍中的不少人沒有這種思想準備；加上，失敗的情緒籠罩著這支隊伍；原本他們是熱衷城市鬥爭的，突然轉到這農村，尤其來到了這艱苦的井岡山區，就覺得很不習慣，很不自在。於是他們悲觀了，沒信心了，他們在問：“這紅旗能打下去嗎？”
早在進軍井岡山的途中，就有人開始打著自己的算盤了：
邊走，邊躲；
邊走，邊逃；
邊走，邊溜。
這躲的、逃的、溜的，不僅有普通的士兵，還有那些高級指揮官：
在永新的三灣，有些連、排幹部不辭而別，去向不明了；
在寧岡的礱市，新兵訓練處處長陳明義等人離開了隊伍；
在湖南酃縣，三團團長蘇先俊也去向不明；
在酃縣的水口村，前委委員、師長餘灑度也悄然出走了……後來這些人，大多當了叛徒！
1927年12月，從三灣開始新任工農革命軍團長的黃埔生陳浩、副團長徐庶、參謀長韓昌劍、一營營長黃子吉等一夥人，當他們領隊攻下茶陵城後，就不願再回艱苦的井岡山了，企圖帶著這支工農革命軍去投敵叛變，幸虧毛澤東、宛希先等及時識破他們這種反革命陰謀，將其處決，才定軍心。
第二次，1928年3月。
“左”傾盲動主義者不贊成在井岡山搞根據地，他們排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正確領導，撤消了他在黨內的領導職務（甚至誤傳開除了毛澤東的黨籍），並同時命毛澤東將井岡山的武裝開赴湘南去參加年關暴動。由於錯誤的路線導致錯誤的軍事行動，井岡山成了空山，結果湘南的年關暴動和井岡山根據地同時遭到失敗。這期間，在井岡山上，那些豪紳、地主和反革命紛紛捲土重來，向人民群眾反攻例算。……這時，黨內、軍內一些人又悲觀起來了，對革命又缺乏信心了，他們說：“紅旗雖然插上了井岡山，可這紅旗能打多久呢？”
第三次，1928年8月。
因為湖南省委的錯誤指導，加上政治動搖、不願在井岡山做艱苦細緻工作的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紅軍二十九團黨代表龔楚，利用二十九團湘籍軍士思鄉心切的情緒，極力在軍中煽陰風，點鬼火，鼓動紅軍二十八、二十九兩個主力團冒進湘南，結果在湘南遭到慘痛失敗，二十九團幾乎全部被打散，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倒在叛徒的槍口之下，團參謀長王展程也身負重傷。敵人又乘機進攻井岡山，造成井岡山的八月失敗。這時，各縣的縣城和平地全部被敵人占領，白色恐怖再次布滿城鄉，井岡山被殺之人、被焚之屋不計其數，井岡山根據地又處在十分危急之中。
麵對這嚴酷的現實，一些政治動搖者，一些投機分子，有的叛變，有的逃跑，有的甚至帶著敵人來捉拿自己的同誌。這時候，黨內、軍內又有一部分人重提“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了。他們認為，井岡山遭此劫難，元氣大損，紅旗難以再樹起來了！
第四次，1928年冬。
當紅四軍主力從湘南回師井岡山後，占遂川，克寧岡，攻永新，取得了三戰三捷的軍事勝利，收復了失地，湘贛敵軍不甘失敗，調集各縣反動民團，對井岡山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這樣，井岡山上糧食艱難，現金奇缺，食鹽、布匹、藥材已經斷絕來源，軍民們日食紅米、南瓜、野菜充飢，夜宿詞堂、廟宇過夜，身蓋茅草、稻草禦寒。就在這種極度困苦的日子裏，一些經不起考驗的人，成天牢騷滿腹，叫著：“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一些人又再提“紅旗能打多久”的疑問.這種悲觀的論調，又一次幹擾著井岡山的鬥爭。
第五次，1929年春。
1928年冬，彭德懷、滕代遠率紅五軍主力上井岡山同紅四軍會合，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武裝力量。這時，湘贛兩省敵軍也糾集了十八個團的兵力，按五路分進合擊，向井岡山發動了第三次聯合“會剿”。山上的紅軍總共隻有四個團六千餘人。麵對強敵壓境，紅軍和黨內的少數人對形勢又作出了悲觀的估計，他們在敵人麵前嚇破了膽，有的主張棄山而逃，有的主張將主力化整為零，分散各自去打遊擊。實際上就是取消革命，取消武裝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