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史達林的軍隊的威脅性部署仍然使我們感到高興，因為他準備放棄他在俄羅斯廣闊上地上調動軍隊的極有利條件，而把紅軍集中在我們能夠迅速予以粉碎性打擊的兩小塊土地之內。當時史達林不論在數量和裝備上都占優勢。根據我們當時可靠情報，我們的進軍，可能要以一百五十個師團來對付二百個師團，三千二百輛坦克來對付一萬輛坦克，還有空軍力量對比不利於我們的地方，情況還不清楚。因此，很明顯，我們的希望寄托在我們在訓練、指揮、戰士和裝備的優良素質上，以及出其不意的決定性的閃電式進攻。芬蘭戰役以後，冒這樣的危險看來是合理的。 巴巴羅沙的戰略目的是在夏季對蘇維埃國家發動一次粉碎性的沉重打擊，使粉碎後的蘇聯成為一些非武裝的社會主義行省，自波蘭邊境到伏爾加，均由德國人駐防和統治。伏爾加以東的原始土地，冰凍的西伯利亞荒涼地區，以及烏拉爾外的空曠森林，可以包圍起來有工夫再占領。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從這些邊遠地區，現有的轟炸機都飛不到德國。 在作戰方麵，我們希望同時發動三次巨大的閃電突擊，兩次在沼澤地帶以北，一次在其南，以突破西部邊境的縱深防禦，然後用幾個星期的時間，包圍並肅清已被打散的軍隊。這樣，紅軍的大量主力幾乎一開始就會被消滅。 這些是我們估計能夠做到的，但也知道事情並不就此完了。我們完全知道，敵人會在莫斯科與邊境之間保存大量的後備軍力，他們會在一定的地方挖戰壕，固守下來。我們也知道頑強的斯拉夫人在保衛自己的祖國時，戰鬥力最強。所以我們預期並計劃在七月上旬，也許在第聶伯—德維納線以外地區發動第二次的中路大戰役，包圍並消滅這些後備軍力。
最後，當打到列寧格勒—莫斯科—塞瓦斯托波爾線以後，我們還準備遭遇俄國人的最後一次抵抗，包括首都以及蘇聯這個脊柱地區其他大工業城市的自發性的群眾自衛（後來也確實遇到這種抵抗）。據我們判斷，一旦我們打斷這一條脊椎骨，那麽除了對驚恐萬狀的居民進行掃蕩和可能有一些小規模的遊擊戰以外，一直打到我們的最後目標阿爾漢格爾—伏爾加線，就沒有別的阻力了。 當然這是一項困難的任務，一次冒險的賭博。戰場是蘇聯本土，在一頭長五百英裏、另一頭長一千七百英裏這樣一大片漏鬥狀的土地上。漏鬥向北的斜坡是從波羅的海到白海一線，向南的斜坡則是從喀爾巴阡山脈到黑海。我們的兵力必須在單調而無邊無際的俄羅斯平原上扇形展開，越向前進，交通線越長，前線的兵力也越薄。這一點是我們估計到的，但令人吃驚的是俄國農村的荒涼和道路的簡陋，不是適合於閃擊戰的地區。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是我們情報工作的錯誤。事實上，共產黨俄國的極低的標準和工作效率倒成了一個可怕的防禦力量。他們沒有花力量修建象樣的公路，鐵路的路基很不完善，並且路軌的寬度顯然有意與我們的不一樣。 按照隆的觀點，德國參謀部攻擊其他國家的計劃總是防禦性的，假設性的；但總是由於別人愚蠢的或者惡意的行動，引起他們按計劃行事。關於史達林在一九四一年的動機，歷史學家至今還有爭論，但看來他並沒有進攻的計劃。蘇聯對德國人怕得要命，直到最後一分鍾，他們還盡一切可能安撫德國人，防止他們進攻。
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巴巴羅沙計劃一開始就打響了。在整個前線上我們取得了突然襲擊的效果。這些成就將給戰爭史留下極大的奇蹟。古德裏安寫的書裏記載著，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周圍的德國炮兵怎樣靜靜地等待著在黎明前對毫無疑心的布爾什維克開始猛烈的炮擊，望著俄國最後一次供應列車忠實地離開蘇聯境內進入波蘭我們的占領區。沒有比這更清楚地說明史達林和他忠實的信徒們怎樣受到元首機敏的政策的愚弄。西方作家現在把這次突然襲擊叫作“背信棄義的進攻”，好象在生死鬥爭的開始，德國還能顧得上遵守室內遊戲的清規戒律。 一步占先以後，巴巴羅沙按原計劃繼續進行。德國空軍發現了地麵上蘇聯龐大的第一線空軍，就在幾小時內把它消滅幹淨。在步兵挺進的支援下，在中路和北路，我們裝甲部隊的鉗形攻勢按原計劃前進。六天以後，我們已到達明斯克和德維納河岸，俘獲了近五十萬敵軍以及數以千計的槍炮、坦克。隻有在南線，倫斯德遭遇到一些真正的抵抗。其餘地區，紅軍象個沒有了頭但還在掙紮的巨人一樣。既見不到史達林，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他已經在憂鬱痛苦裏癱瘓了。 兩個星期後，沿著通向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第二個巨大的裝甲兵包圍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合圍；在北線，我們占領了波羅的海國家，把波羅的海變成德國內湖，並繼續通過荒野地區迅速到達列寧洛勒附近。倫斯德加速挺進接近基輔。我們又俘虜了幾十萬人。俄國人在—些小包圍袋裏繼續頑強而勇敢地戰鬥，但就整個戰局來說，我們已不再遭遇一個國家軍隊的有組織的抵抗了。根據各戰場的匯報以及顯示在最高司令部麵前的一幅圖畫，我們又打贏了一場戰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三個星期內完成了一個巨大的警察行動。現在的任務是肅清殘餘。這樣在波蘭、法國之後，又加上了蘇聯。
當然，這樣大規模的進軍，必然有人員的傷亡和物資武器等的損耗，所以接著是停戰休整到八月份。有些作家聲稱這次休整是“因猶豫不決而貽誤了全局”，但顯然他們對後勤工作一無所知。休整是我們原來計劃的一部分。一點也不是猶像不決，從波羅的海到黑海打了勝仗的德國軍隊在勝利的興奮中喜氣洋洋，重新集合，重新裝備，這情景，當時的老戰士現在一想起來還感到很激動。 作為一個熟悉巴巴羅沙最小細節的參謀人員，我也出席了七月十六日在“狼穴”總部舉行的著名的會議，當時，希特勒用雙手在桌麵的地圖上一揮，得意地對戈林、羅森堡、鮑曼以及黨內其他高級官員說：“大致說來現在的任務是，把這塊巨大的餡餅按照我們的需要切成小塊，以便能夠：第一，控製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剝削它！” 希特勒扳著手指算著，他那臃腫、不健康的臉上帶著喜悅的微笑，蒼白的雙頰因勝利而略顯一點潮紅，這一切還都歷歷在目。會議結束後，他非正式地說到要在九月份裁撤四十個師團，以便把人力調回工廠。為了最後粉碎英國，結束戰爭，他要縮小坦克與槍炮的生產以利於一個加速海、空軍建設的計劃。這些看來是很自然的事，當時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從戰場上明顯的實際情況看來，東線戰役已經勝利了。 坐在扶手椅子上高談戰略很容易，可以放馬後炮，而且不負責任，但是沒有人會真正重視這些戰略家是怎樣想的。戰爭已經結束，沒有什麽事還要聽取他們的意見來作決定，他們不過消耗一些不值錢的紙張和墨水而已。可是在勝負末定之前，每一個戰爭的決定都牽涉到無數士兵的生命，甚至也許還影響到國家的存亡。經過一段長時間以後，不加思索就把當時參加實際工作的軍事人員的判斷一筆抹煞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在關於巴巴羅沙計劃的評論中，很少有人加這份小心。 對於我們這場戰爭，三個錯誤的批評是經常不斷出現的，它們之間互相矛盾，但這並不妨礙評論家們用其中一個、兩個或全部三個觀點。他們提出的論據是： 第一，不管取得多少次軍事上的勝利，我們入侵蘇聯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隻有在歐洲的一小塊土地、人口隻有八千萬的德國，要想壓服有近兩億人口、領土遼闊的俄國是沒有希望的； 第二，希特勒殘酷對待俄國居民是愚蠢的，要不然的話，他們可能雙手歡迎我們，幫助推翻他們厭惡的共產黨統治。接著就一定會搬出那個老故事，說農村婦女怎樣用鮮花或麵包與鹽來歡迎德國侵略者； 第三，這個計劃犯了軍事上的通病，就是追求領土和經濟利益，而不是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 好吧。對第一點，我的答覆是：你從世界地圖上看，象英國這麽個小島，人口隻有三、四千萬，是不可能統治人口近五億的南非、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但不管怎樣，英國很長時期都統治著這些地區。不僅如此，這些領地都在數千裏以外，不與英國接壤，隻有海上航運一線相連。蘇聯相反，與德國陸運相聯，直接在我們大炮射程之內。 這些評論家忘了，蘇聯是由一個小小的極端主義布爾什維克黨建立起來的，他們推翻了舊政體，統治了比他們自己多一萬倍的居民，好多個不同的民族。他們也忘了，一個兇殘的為數不多的蒙古侵略者，所謂的“金帳汗國”，曾經統治了斯拉夫人一世紀多。一句話，這些評論家對征服異族的歷史，軍事統治的技術，特別是在現代交通和軍事裝備條件下的統治的技術一無所知。如果我們征服了蘇聯，我們就要治理它，有些省份我們占領了幾年，治理得都很好。 第二條論點當然是與第一條矛盾的。如果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壓倒俄國人，那麽對他們採取緩和政策又能得到什麽呢？隻能夠加速我們的滅亡。這些評論是以他們對德蘇戰爭整個性質的那些謬誤見解為依據的。應知道，嚴格說來，這是一場生死的搏鬥。 歷史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歐亞大陸上隻剩下兩個工業強國，隻有兩個。他們互相對峙，他們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革命意識形態而奮鬥。如果布爾什維克得到勝利，我們知道德國就必定滅亡；如果德國國社黨獲勝，大陸的中心就沒有一個獨立的、武裝起來的、比德意誌帝國大得多的、威脅性的布爾什維克存在的餘地。 綠皮卷宗是戈林領導下的東線經濟參謀部所擬訂的關於征服俄國後進行經濟剝削的總政策的指示，在這個卷宗上做的文章已經不少了。在紐倫堡審判中，我確認我沒有參與這個行政計劃的起草，因為我的主要責任在作戰方麵。 綠皮卷宗的建議不用說是很毒辣的，它存心要讓幾千萬俄國人餓死。戈林承認了這一些，文件都已列入記錄，所以想否認它是愚蠢的。想證明綠皮卷宗是“附合道德標準的”既無意義，亦沒有什麽好處。但是，做一些軍事性質的觀察也許是有道理的。 綠皮卷宗計劃是以明顯的地理情況作為依據的。南俄“黑土帶”地區的糧食不僅供應它本身以及本地區的工業需要，而且供應北方的整個工業區的需要。北俄從來就是一個低產貧困的地區，由於氣候不良和土壤貧瘠造成長期糧食不足。綠皮卷宗建議搜括南方的穀類、肉、煤、油料、脂肪以及工業產品，以便維持我們前方部隊的需要及緩和國內的供應緊張。計劃對南部的斯拉夫人留下最低限度的熱量需要，以便他們能繼續從事生產。但德國依靠俄國農產品的需要量既然這樣大，自然會造成大範圍的糧食不足。北俄地區人口的銳減被認為是一個必然的後果。 也許，我們對俄國的統治計劃，與美國人滅絕紅印第安人、把他們在世上最肥沃的土地搶走比起來，就更不“道德”。也許，我們缺少西班牙人掠奪墨西哥和南美洲、毀滅迷人的印加和阿茲特克文化時那種維護宗教的崇高心靈。也可能，作者本人在某些方麵也搞不很清楚，是否英國征服印度，歐洲殖民主義者和美國對中國貿易上的掠奪，比綠皮卷宗提出的計劃更好、更道德一點。但公正的讀者永遠不要忘記，從德國人的世界哲學觀看來，當時俄國就是我們的印度。 我們德國人從來就缺乏盎格魯—撒克遜人那種特殊才能，不會給自私心披上虔誠的道德外衣。我們的心口如一使感情脆弱的西方作家和政客感到震驚。阿道夫·希特勒是個世界歷史人物，這一點現在已經成了鐵的事實。他給日耳曼的國家提出了一個有世界歷史性的目標。黑格爾曾經說過，世界歷史的轉變是上帝意誌的啟示，遠遠超過微不足道的道德限製。也許在德國的巨大努力和巨大悲劇之中，上帝已有一個隱約的設計，要經過若幹代之後人們才會明白。綠皮卷宗是這種努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世界哲學的觀點來考慮，這不過是一個民族想從人類浮士德式無窮無盡的路程外另闢新路的正當行為。 按照上麵的這些觀點，認為我們必須厚待烏克蘭人或其他斯拉夫人，以便他們幫助我們來推翻他們的共產黨統治的這種說法，就顯得很荒謬可笑了。
最後，當打到列寧格勒—莫斯科—塞瓦斯托波爾線以後，我們還準備遭遇俄國人的最後一次抵抗，包括首都以及蘇聯這個脊柱地區其他大工業城市的自發性的群眾自衛（後來也確實遇到這種抵抗）。據我們判斷，一旦我們打斷這一條脊椎骨，那麽除了對驚恐萬狀的居民進行掃蕩和可能有一些小規模的遊擊戰以外，一直打到我們的最後目標阿爾漢格爾—伏爾加線，就沒有別的阻力了。 當然這是一項困難的任務，一次冒險的賭博。戰場是蘇聯本土，在一頭長五百英裏、另一頭長一千七百英裏這樣一大片漏鬥狀的土地上。漏鬥向北的斜坡是從波羅的海到白海一線，向南的斜坡則是從喀爾巴阡山脈到黑海。我們的兵力必須在單調而無邊無際的俄羅斯平原上扇形展開，越向前進，交通線越長，前線的兵力也越薄。這一點是我們估計到的，但令人吃驚的是俄國農村的荒涼和道路的簡陋，不是適合於閃擊戰的地區。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是我們情報工作的錯誤。事實上，共產黨俄國的極低的標準和工作效率倒成了一個可怕的防禦力量。他們沒有花力量修建象樣的公路，鐵路的路基很不完善，並且路軌的寬度顯然有意與我們的不一樣。 按照隆的觀點，德國參謀部攻擊其他國家的計劃總是防禦性的，假設性的；但總是由於別人愚蠢的或者惡意的行動，引起他們按計劃行事。關於史達林在一九四一年的動機，歷史學家至今還有爭論，但看來他並沒有進攻的計劃。蘇聯對德國人怕得要命，直到最後一分鍾，他們還盡一切可能安撫德國人，防止他們進攻。
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巴巴羅沙計劃一開始就打響了。在整個前線上我們取得了突然襲擊的效果。這些成就將給戰爭史留下極大的奇蹟。古德裏安寫的書裏記載著，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周圍的德國炮兵怎樣靜靜地等待著在黎明前對毫無疑心的布爾什維克開始猛烈的炮擊，望著俄國最後一次供應列車忠實地離開蘇聯境內進入波蘭我們的占領區。沒有比這更清楚地說明史達林和他忠實的信徒們怎樣受到元首機敏的政策的愚弄。西方作家現在把這次突然襲擊叫作“背信棄義的進攻”，好象在生死鬥爭的開始，德國還能顧得上遵守室內遊戲的清規戒律。 一步占先以後，巴巴羅沙按原計劃繼續進行。德國空軍發現了地麵上蘇聯龐大的第一線空軍，就在幾小時內把它消滅幹淨。在步兵挺進的支援下，在中路和北路，我們裝甲部隊的鉗形攻勢按原計劃前進。六天以後，我們已到達明斯克和德維納河岸，俘獲了近五十萬敵軍以及數以千計的槍炮、坦克。隻有在南線，倫斯德遭遇到一些真正的抵抗。其餘地區，紅軍象個沒有了頭但還在掙紮的巨人一樣。既見不到史達林，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他已經在憂鬱痛苦裏癱瘓了。 兩個星期後，沿著通向莫斯科的主要公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第二個巨大的裝甲兵包圍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合圍；在北線，我們占領了波羅的海國家，把波羅的海變成德國內湖，並繼續通過荒野地區迅速到達列寧洛勒附近。倫斯德加速挺進接近基輔。我們又俘虜了幾十萬人。俄國人在—些小包圍袋裏繼續頑強而勇敢地戰鬥，但就整個戰局來說，我們已不再遭遇一個國家軍隊的有組織的抵抗了。根據各戰場的匯報以及顯示在最高司令部麵前的一幅圖畫，我們又打贏了一場戰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三個星期內完成了一個巨大的警察行動。現在的任務是肅清殘餘。這樣在波蘭、法國之後，又加上了蘇聯。
當然，這樣大規模的進軍，必然有人員的傷亡和物資武器等的損耗，所以接著是停戰休整到八月份。有些作家聲稱這次休整是“因猶豫不決而貽誤了全局”，但顯然他們對後勤工作一無所知。休整是我們原來計劃的一部分。一點也不是猶像不決，從波羅的海到黑海打了勝仗的德國軍隊在勝利的興奮中喜氣洋洋，重新集合，重新裝備，這情景，當時的老戰士現在一想起來還感到很激動。 作為一個熟悉巴巴羅沙最小細節的參謀人員，我也出席了七月十六日在“狼穴”總部舉行的著名的會議，當時，希特勒用雙手在桌麵的地圖上一揮，得意地對戈林、羅森堡、鮑曼以及黨內其他高級官員說：“大致說來現在的任務是，把這塊巨大的餡餅按照我們的需要切成小塊，以便能夠：第一，控製它；第二，治理它；第三，剝削它！” 希特勒扳著手指算著，他那臃腫、不健康的臉上帶著喜悅的微笑，蒼白的雙頰因勝利而略顯一點潮紅，這一切還都歷歷在目。會議結束後，他非正式地說到要在九月份裁撤四十個師團，以便把人力調回工廠。為了最後粉碎英國，結束戰爭，他要縮小坦克與槍炮的生產以利於一個加速海、空軍建設的計劃。這些看來是很自然的事，當時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從戰場上明顯的實際情況看來，東線戰役已經勝利了。 坐在扶手椅子上高談戰略很容易，可以放馬後炮，而且不負責任，但是沒有人會真正重視這些戰略家是怎樣想的。戰爭已經結束，沒有什麽事還要聽取他們的意見來作決定，他們不過消耗一些不值錢的紙張和墨水而已。可是在勝負末定之前，每一個戰爭的決定都牽涉到無數士兵的生命，甚至也許還影響到國家的存亡。經過一段長時間以後，不加思索就把當時參加實際工作的軍事人員的判斷一筆抹煞是很不明智的。但是，在關於巴巴羅沙計劃的評論中，很少有人加這份小心。 對於我們這場戰爭，三個錯誤的批評是經常不斷出現的，它們之間互相矛盾，但這並不妨礙評論家們用其中一個、兩個或全部三個觀點。他們提出的論據是： 第一，不管取得多少次軍事上的勝利，我們入侵蘇聯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隻有在歐洲的一小塊土地、人口隻有八千萬的德國，要想壓服有近兩億人口、領土遼闊的俄國是沒有希望的； 第二，希特勒殘酷對待俄國居民是愚蠢的，要不然的話，他們可能雙手歡迎我們，幫助推翻他們厭惡的共產黨統治。接著就一定會搬出那個老故事，說農村婦女怎樣用鮮花或麵包與鹽來歡迎德國侵略者； 第三，這個計劃犯了軍事上的通病，就是追求領土和經濟利益，而不是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 好吧。對第一點，我的答覆是：你從世界地圖上看，象英國這麽個小島，人口隻有三、四千萬，是不可能統治人口近五億的南非、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但不管怎樣，英國很長時期都統治著這些地區。不僅如此，這些領地都在數千裏以外，不與英國接壤，隻有海上航運一線相連。蘇聯相反，與德國陸運相聯，直接在我們大炮射程之內。 這些評論家忘了，蘇聯是由一個小小的極端主義布爾什維克黨建立起來的，他們推翻了舊政體，統治了比他們自己多一萬倍的居民，好多個不同的民族。他們也忘了，一個兇殘的為數不多的蒙古侵略者，所謂的“金帳汗國”，曾經統治了斯拉夫人一世紀多。一句話，這些評論家對征服異族的歷史，軍事統治的技術，特別是在現代交通和軍事裝備條件下的統治的技術一無所知。如果我們征服了蘇聯，我們就要治理它，有些省份我們占領了幾年，治理得都很好。 第二條論點當然是與第一條矛盾的。如果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壓倒俄國人，那麽對他們採取緩和政策又能得到什麽呢？隻能夠加速我們的滅亡。這些評論是以他們對德蘇戰爭整個性質的那些謬誤見解為依據的。應知道，嚴格說來，這是一場生死的搏鬥。 歷史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歐亞大陸上隻剩下兩個工業強國，隻有兩個。他們互相對峙，他們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革命意識形態而奮鬥。如果布爾什維克得到勝利，我們知道德國就必定滅亡；如果德國國社黨獲勝，大陸的中心就沒有一個獨立的、武裝起來的、比德意誌帝國大得多的、威脅性的布爾什維克存在的餘地。 綠皮卷宗是戈林領導下的東線經濟參謀部所擬訂的關於征服俄國後進行經濟剝削的總政策的指示，在這個卷宗上做的文章已經不少了。在紐倫堡審判中，我確認我沒有參與這個行政計劃的起草，因為我的主要責任在作戰方麵。 綠皮卷宗的建議不用說是很毒辣的，它存心要讓幾千萬俄國人餓死。戈林承認了這一些，文件都已列入記錄，所以想否認它是愚蠢的。想證明綠皮卷宗是“附合道德標準的”既無意義，亦沒有什麽好處。但是，做一些軍事性質的觀察也許是有道理的。 綠皮卷宗計劃是以明顯的地理情況作為依據的。南俄“黑土帶”地區的糧食不僅供應它本身以及本地區的工業需要，而且供應北方的整個工業區的需要。北俄從來就是一個低產貧困的地區，由於氣候不良和土壤貧瘠造成長期糧食不足。綠皮卷宗建議搜括南方的穀類、肉、煤、油料、脂肪以及工業產品，以便維持我們前方部隊的需要及緩和國內的供應緊張。計劃對南部的斯拉夫人留下最低限度的熱量需要，以便他們能繼續從事生產。但德國依靠俄國農產品的需要量既然這樣大，自然會造成大範圍的糧食不足。北俄地區人口的銳減被認為是一個必然的後果。 也許，我們對俄國的統治計劃，與美國人滅絕紅印第安人、把他們在世上最肥沃的土地搶走比起來，就更不“道德”。也許，我們缺少西班牙人掠奪墨西哥和南美洲、毀滅迷人的印加和阿茲特克文化時那種維護宗教的崇高心靈。也可能，作者本人在某些方麵也搞不很清楚，是否英國征服印度，歐洲殖民主義者和美國對中國貿易上的掠奪，比綠皮卷宗提出的計劃更好、更道德一點。但公正的讀者永遠不要忘記，從德國人的世界哲學觀看來，當時俄國就是我們的印度。 我們德國人從來就缺乏盎格魯—撒克遜人那種特殊才能，不會給自私心披上虔誠的道德外衣。我們的心口如一使感情脆弱的西方作家和政客感到震驚。阿道夫·希特勒是個世界歷史人物，這一點現在已經成了鐵的事實。他給日耳曼的國家提出了一個有世界歷史性的目標。黑格爾曾經說過，世界歷史的轉變是上帝意誌的啟示，遠遠超過微不足道的道德限製。也許在德國的巨大努力和巨大悲劇之中，上帝已有一個隱約的設計，要經過若幹代之後人們才會明白。綠皮卷宗是這種努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世界哲學的觀點來考慮，這不過是一個民族想從人類浮士德式無窮無盡的路程外另闢新路的正當行為。 按照上麵的這些觀點，認為我們必須厚待烏克蘭人或其他斯拉夫人，以便他們幫助我們來推翻他們的共產黨統治的這種說法，就顯得很荒謬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