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法失敗的後果，超過過去一般讀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後明太祖朱元璋放棄第二帝國開放性的財政設施，而採取一種保守性和收斂性的體製，與他個人對王安石的反感有關。這種反感見諸文字。
涉獵於大歷史，我們也覺得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尋味之處：試想九百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而當日歐洲，尚停滯於中世紀的黑洞內。這和本世紀兩方的懸殊相比，前後相差何遠！然則在這關頭我們要擺脫宿命論之看法的話，則更要認識地緣政治之重要。中國的官僚主義，是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其政治體係既要管束億萬農民，又要對付森林地帶和草原地帶的少數民族，就隻能注重數量無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變而成為一種輕而駕巧帶商業性的組織。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國歷史提前九百年到一千年的話，則我們這樣一個大歷史觀念都不能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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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靖康恥
宋朝第八個皇帝徽宗趙佶於公元1125年金人進逼汴京之際倉皇傳位於皇太子趙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趙桓成為歷史上的欽宗。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隻一年多，被金人擄去，終身監禁達三十年之久。
其實徽宗也未漏網。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欽宗搜括開封市內的金銀貢獻於金軍，承認割讓北方太原等三鎮，敵方後撤，京師解嚴，太上皇徽宗為群臣諫勸表示團結一致的局麵下回汴京開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戰未決間金人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不再與趙宋交涉，竟擄獲當今皇上、太上皇、後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雖然這事發生於1127年初，通常歷史家公認北宋亡於1126年。此後徽欽二宗先後死於五國城（今日中國之東北角）已不在話下。
隻有在這紛亂期間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康王趙構能夠舉兵脫逃，在南京稱帝，是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於江浙沿海一帶，有一個時期亡命於海舟之上。後來總算定都（隻稱“行在”）於臨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檜的和議成功，趙構向金主稱臣，每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又認定淮河為界，南宋的局麵才算比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於忽必烈之元，先後延宋祚又153年。
靖康這悲劇性的年號千古普遍的流傳，大概是由於嶽飛所填詞《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字句之故。既稱之為“恥”，則是不應當發生的事跡，竟讓之發生。1126年斡離不進軍開封之際，兵力不過六萬，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師，號稱二十餘萬。隻是和戰之計倉皇未決，以致人心瓦解。當時如果持以恆靜，何至如此淩受羞辱？這樣子的分析與辯駁，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先後為之。並且追究責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麵則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歷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產生理想上的衍變（除非這樣的揣測提出側麵的及反麵的因素，可以補正麵觀察之不足）。並且金人入主中原，“廢”北宋皇帝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們亟要找得眾所公認的原因，專門相信當時人個別追究責任維持己見的說法，很難與今日的理解符合。
從這種立場，我們可以看清：趙宋王朝319年與邊區少數民族所樹政權的周旋，經常站在被動地位，因其不能戰，也難能邀得對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遼既已三度失敗（詳“澶淵之盟”），1041年契丹又準備南犯，富弼的交涉，總算不辱使命，但是還是以增歲幣了事，到頭仍是軍事力量不夠。北宋不僅對契丹之遼及女真之金如此，他們對以西羌為主體組成的夏國也不能採取主動。其軍事行動，經常曠日廢功，敗兵折將。神宗朝的戰事，連亙14年，竟留下一段“官軍、羯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的紀錄，趙頊一聞前線受挫折的戰報終夜繞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議和時宋朝仍承認歲“賜”銀綺絹茶。
南宋的軍事與外交，也無起色。“靖康恥”之後，嶽飛父子即成為1141年和議時的犧牲品。隻有1165年宋金又交兵，勝負未決之際和議成功，金人讓宋君稱皇帝，稱金主為“叔”，自稱“侄”而不稱臣，歲幣也不稱“貢”，且減十萬，宋人以為這是“正敵國禮”，如此收穫已經值得驕傲。也隻有在這戰事期間，嶽飛才復官改葬。可是1207年韓佗胄北伐失敗，金人要他的頭顱，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屍，將他的首級封函畀金。同時歲幣也增至六十萬，而且還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議的秦檜“復爵諡”。又直到蒙古敗金時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議絕金歲幣，但是以後南宋之聯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聯金伐遼如出一轍，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無法爭取主動。
這前後一連串的事實聚看起來，實在是違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極粗率的估計也應當在一億以上（1088年有“丁”三千二百餘萬。1079年籍保甲及民兵718萬），而常備兵兵數在11世紀中期之後，經常在百萬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陳賈似道三策，仍稱江南之兵抽之過江“可得六十萬矣”。契丹女真與蒙古，無此龐大的人力。趙匡胤謂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靖康元年金軍圍汴京時，其人數也隻六萬。據中外學者的研究，蒙古勢力最高潮時，其人口亦不過一二百萬之間，可能近於百萬。即算女真遷都開封其版籍達到最高點時曾稱管轄人口達4500萬，按照兩方控製的地區，其人口仍應低於南宋，而且內中絕大多數仍為漢人。
涉獵於大歷史，我們也覺得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尋味之處：試想九百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而當日歐洲，尚停滯於中世紀的黑洞內。這和本世紀兩方的懸殊相比，前後相差何遠！然則在這關頭我們要擺脫宿命論之看法的話，則更要認識地緣政治之重要。中國的官僚主義，是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其政治體係既要管束億萬農民，又要對付森林地帶和草原地帶的少數民族，就隻能注重數量無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變而成為一種輕而駕巧帶商業性的組織。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國歷史提前九百年到一千年的話，則我們這樣一個大歷史觀念都不能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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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靖康恥
宋朝第八個皇帝徽宗趙佶於公元1125年金人進逼汴京之際倉皇傳位於皇太子趙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趙桓成為歷史上的欽宗。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隻一年多，被金人擄去，終身監禁達三十年之久。
其實徽宗也未漏網。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欽宗搜括開封市內的金銀貢獻於金軍，承認割讓北方太原等三鎮，敵方後撤，京師解嚴，太上皇徽宗為群臣諫勸表示團結一致的局麵下回汴京開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戰未決間金人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不再與趙宋交涉，竟擄獲當今皇上、太上皇、後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雖然這事發生於1127年初，通常歷史家公認北宋亡於1126年。此後徽欽二宗先後死於五國城（今日中國之東北角）已不在話下。
隻有在這紛亂期間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康王趙構能夠舉兵脫逃，在南京稱帝，是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於江浙沿海一帶，有一個時期亡命於海舟之上。後來總算定都（隻稱“行在”）於臨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檜的和議成功，趙構向金主稱臣，每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又認定淮河為界，南宋的局麵才算比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於忽必烈之元，先後延宋祚又153年。
靖康這悲劇性的年號千古普遍的流傳，大概是由於嶽飛所填詞《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字句之故。既稱之為“恥”，則是不應當發生的事跡，竟讓之發生。1126年斡離不進軍開封之際，兵力不過六萬，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師，號稱二十餘萬。隻是和戰之計倉皇未決，以致人心瓦解。當時如果持以恆靜，何至如此淩受羞辱？這樣子的分析與辯駁，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先後為之。並且追究責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麵則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歷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產生理想上的衍變（除非這樣的揣測提出側麵的及反麵的因素，可以補正麵觀察之不足）。並且金人入主中原，“廢”北宋皇帝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們亟要找得眾所公認的原因，專門相信當時人個別追究責任維持己見的說法，很難與今日的理解符合。
從這種立場，我們可以看清：趙宋王朝319年與邊區少數民族所樹政權的周旋，經常站在被動地位，因其不能戰，也難能邀得對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遼既已三度失敗（詳“澶淵之盟”），1041年契丹又準備南犯，富弼的交涉，總算不辱使命，但是還是以增歲幣了事，到頭仍是軍事力量不夠。北宋不僅對契丹之遼及女真之金如此，他們對以西羌為主體組成的夏國也不能採取主動。其軍事行動，經常曠日廢功，敗兵折將。神宗朝的戰事，連亙14年，竟留下一段“官軍、羯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的紀錄，趙頊一聞前線受挫折的戰報終夜繞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議和時宋朝仍承認歲“賜”銀綺絹茶。
南宋的軍事與外交，也無起色。“靖康恥”之後，嶽飛父子即成為1141年和議時的犧牲品。隻有1165年宋金又交兵，勝負未決之際和議成功，金人讓宋君稱皇帝，稱金主為“叔”，自稱“侄”而不稱臣，歲幣也不稱“貢”，且減十萬，宋人以為這是“正敵國禮”，如此收穫已經值得驕傲。也隻有在這戰事期間，嶽飛才復官改葬。可是1207年韓佗胄北伐失敗，金人要他的頭顱，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屍，將他的首級封函畀金。同時歲幣也增至六十萬，而且還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議的秦檜“復爵諡”。又直到蒙古敗金時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議絕金歲幣，但是以後南宋之聯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聯金伐遼如出一轍，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無法爭取主動。
這前後一連串的事實聚看起來，實在是違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極粗率的估計也應當在一億以上（1088年有“丁”三千二百餘萬。1079年籍保甲及民兵718萬），而常備兵兵數在11世紀中期之後，經常在百萬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陳賈似道三策，仍稱江南之兵抽之過江“可得六十萬矣”。契丹女真與蒙古，無此龐大的人力。趙匡胤謂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靖康元年金軍圍汴京時，其人數也隻六萬。據中外學者的研究，蒙古勢力最高潮時，其人口亦不過一二百萬之間，可能近於百萬。即算女真遷都開封其版籍達到最高點時曾稱管轄人口達4500萬，按照兩方控製的地區，其人口仍應低於南宋，而且內中絕大多數仍為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