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係一種朝代國家間的衝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義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衝突。這種衝突並非等閑，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係，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衝動，不容後人一筆勾消。隻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小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係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的衝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製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曆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係，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麵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隻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辭？在這裏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衝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製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澶淵在今日河南省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隻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裏。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趙桓於公元1004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質於天地神祗，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為“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大契丹皇帝”，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後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澶淵之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迭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歲幣”之濫觴，以後兩宋之“積弱”，隻有使局麵江河日下。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隻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準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1004年和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於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穫則是沒有割地。石敬瑭於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內中也包括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邱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因之後來真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借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義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衝突。這種衝突並非等閑，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係，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衝動，不容後人一筆勾消。隻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小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係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的衝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占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製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曆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係，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麵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隻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至。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辭？在這裏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衝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製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澶淵在今日河南省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隻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裏。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趙桓於公元1004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質於天地神祗，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為“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大契丹皇帝”，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後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澶淵之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迭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歲幣”之濫觴，以後兩宋之“積弱”，隻有使局麵江河日下。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隻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準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1004年和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於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穫則是沒有割地。石敬瑭於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內中也包括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邱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因之後來真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