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時間遠距離的觀點看來，則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其國防重點也同時東移，以後不僅契丹之遼，而且女真之金、滿州之清都發源於東北，即蒙古部落發跡的克魯倫河也仍是正北偏東。這中間的一段沒有被人注意的發展則是當日河東地區的沙陀勢力雖有分化作用，可是經過五代十國的階段，已漸為次要，以後北宋之徵北漢，並不費力。而側麵的契丹問題，則又成為主要。同時宋朝對付這種問題，開始採取一種競爭性的體製。敵方既已成為一個死對頭，則不能再以蠻夷戎狄的名義一味輕視，這種態度為漢唐之大帝國之所無，也不是茲後明清兩朝所能承襲。
按其實則一個國家和一社會採取軍事體製，即已經不期而然的採取了競爭性的態度。中國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鎮跋扈的時候，已具其端倪。當時各節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們掌管的城市裏，創設“牙軍”。牙軍原係衙內之軍，不過是節度使的隨身衛隊。便是一經各藩鎮提倡變成掌管者的親軍，如田承嗣在魏博時，“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進展到這程度，但是牙軍，成為優秀部隊，有特殊的餉項給養。內中的將校，又成為節度使的“假子”和“養子”，不僅職位世襲，而且隊伍一擴充時，他們就升任高級指揮官。其他的“外軍”和“團練”，則作為第二線和第三線的軍備。這樣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姿態。藩鎮的軍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鎮輻射而達於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縣的文官組織，至少也構成一種平行的機構，幹預或獨斷民政。
這些藩鎮內的節度使對於“長史屬官任情補署”，則其經理稅收，已無一定的法則。不過照現存的史料看來，他們並沒有全部創設製度，而是按“兩稅”的原則大規模的擴充修正。田賦則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產稅，鹽樊專利懲罰嚴峻，酒醋官賣，及於曲櫱，貨物的進出則在各地設有轉口稅，通常由軍人掌握，即所謂“部曲主場院”。唐製節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軍事判官”，這時候各牙軍也有“押牙”，掌管經理與後勤。這些人員於是利用軍事組織，造成財政稅收的係統。五代時承襲這種體製，一般將稅收增加到最高限度，為傳統中國歷史所無，經過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裏指出，也見於各地方誌的記載（有如1566年的徽州府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隻是因為藩鎮官員一般世襲，他們與所割據的地方，有同的利害關係，他們也能夠窺測到財源的所在，雙能負責作主，不致因征斂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僚製度一切由中央遙製隻顧係統之完整，漠視各處實情之所不及。
五代對這種軍事財政體製，一方麵給予承認，一方麵也在逐漸加強中央的管製。唐朝的中葉以後，常備兵以名稱作番號，有如“威武軍”、“長興軍”。五代時因襲這種辦法，節度使所管轄者為軍，也各有指定的防區。於是全國構成幾十個軍管區。《五代會要》列舉三十六個州改隸於各軍節度使的經過，證實其整個組織，實係一個龐大的軍政府。而樞密使的設置，則表示著中央集權的趨向。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置。五代時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禦。與之相對的則是三司使。“三司”為鹽鐵、戶部和度支。一般說來鹽鐵所管為新型商業收入，戶部則掌握傳統的農業收入，度支則管轄交通和物品的轉運。把這些職責歸併於一個掌握，也表現著中央政府財政集中，有策應其軍事行動的準備。此外後唐於公元926年設官為“三川搜訪圖籍使”，958年後周派三十四人於諸州檢定民租，更顯得各地區各自為政的趨向已成過去。這一切措施對奠立宋朝的基礎都有相當的貢獻。
傳統的歷史家對於五代十國沒有多少好話可說。要不是“僭竊交興，稱號紛雜”，則是“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他們不知道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重過渡時期，將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併。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製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況且軍備和稅收提高，交通與貨幣的使用活躍，是中古時代刺激經濟成長的不二法門。“十國”在南方之“國”，經常在同一時期隻有四個或五個。這樣的疆域與麵積也比較便於管理，而以發揚各地區經濟的潛勢力，則較統一的大帝國凡事都要著重均一雷同的辦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國間經過初期分裂的爭鬥，開始承認及尊重鄰國的現狀。人質則經退回，各世家又約為婚姻，增進友誼，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濟。要不是因為北方的外患關係，這樣的安排不見得比統一的大帝國為低劣。
錢謬在浙江築海塘興水利。王審知在福建開甘棠港，提倡國際貿易。馬殷在湖南種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銷於華中各地。又鑄鉛鐵錢，以賤值的貨幣促進民間的商業。這種種作為也不是統一大帝國的官僚組織所能隨意創製而能勝任愉快的。隻是武人抬頭，文士揠蹇。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業的際會，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機緣，所以在這非常時期，產生了一個馮道，他替一般人民請命，保存了傳統統一政府行政的邏輯。一般的作史者，對付這樣一位“視喪君亡國亦未嚐以屑意”的“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又不能隨便褒貶，也隻好把他當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讓他去自命為“長樂老”了。
按其實則一個國家和一社會採取軍事體製，即已經不期而然的採取了競爭性的態度。中國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鎮跋扈的時候，已具其端倪。當時各節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們掌管的城市裏，創設“牙軍”。牙軍原係衙內之軍，不過是節度使的隨身衛隊。便是一經各藩鎮提倡變成掌管者的親軍，如田承嗣在魏博時，“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進展到這程度，但是牙軍，成為優秀部隊，有特殊的餉項給養。內中的將校，又成為節度使的“假子”和“養子”，不僅職位世襲，而且隊伍一擴充時，他們就升任高級指揮官。其他的“外軍”和“團練”，則作為第二線和第三線的軍備。這樣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姿態。藩鎮的軍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鎮輻射而達於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縣的文官組織，至少也構成一種平行的機構，幹預或獨斷民政。
這些藩鎮內的節度使對於“長史屬官任情補署”，則其經理稅收，已無一定的法則。不過照現存的史料看來，他們並沒有全部創設製度，而是按“兩稅”的原則大規模的擴充修正。田賦則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產稅，鹽樊專利懲罰嚴峻，酒醋官賣，及於曲櫱，貨物的進出則在各地設有轉口稅，通常由軍人掌握，即所謂“部曲主場院”。唐製節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軍事判官”，這時候各牙軍也有“押牙”，掌管經理與後勤。這些人員於是利用軍事組織，造成財政稅收的係統。五代時承襲這種體製，一般將稅收增加到最高限度，為傳統中國歷史所無，經過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裏指出，也見於各地方誌的記載（有如1566年的徽州府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隻是因為藩鎮官員一般世襲，他們與所割據的地方，有同的利害關係，他們也能夠窺測到財源的所在，雙能負責作主，不致因征斂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僚製度一切由中央遙製隻顧係統之完整，漠視各處實情之所不及。
五代對這種軍事財政體製，一方麵給予承認，一方麵也在逐漸加強中央的管製。唐朝的中葉以後，常備兵以名稱作番號，有如“威武軍”、“長興軍”。五代時因襲這種辦法，節度使所管轄者為軍，也各有指定的防區。於是全國構成幾十個軍管區。《五代會要》列舉三十六個州改隸於各軍節度使的經過，證實其整個組織，實係一個龐大的軍政府。而樞密使的設置，則表示著中央集權的趨向。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置。五代時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禦。與之相對的則是三司使。“三司”為鹽鐵、戶部和度支。一般說來鹽鐵所管為新型商業收入，戶部則掌握傳統的農業收入，度支則管轄交通和物品的轉運。把這些職責歸併於一個掌握，也表現著中央政府財政集中，有策應其軍事行動的準備。此外後唐於公元926年設官為“三川搜訪圖籍使”，958年後周派三十四人於諸州檢定民租，更顯得各地區各自為政的趨向已成過去。這一切措施對奠立宋朝的基礎都有相當的貢獻。
傳統的歷史家對於五代十國沒有多少好話可說。要不是“僭竊交興，稱號紛雜”，則是“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他們不知道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重過渡時期，將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併。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製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況且軍備和稅收提高，交通與貨幣的使用活躍，是中古時代刺激經濟成長的不二法門。“十國”在南方之“國”，經常在同一時期隻有四個或五個。這樣的疆域與麵積也比較便於管理，而以發揚各地區經濟的潛勢力，則較統一的大帝國凡事都要著重均一雷同的辦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國間經過初期分裂的爭鬥，開始承認及尊重鄰國的現狀。人質則經退回，各世家又約為婚姻，增進友誼，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濟。要不是因為北方的外患關係，這樣的安排不見得比統一的大帝國為低劣。
錢謬在浙江築海塘興水利。王審知在福建開甘棠港，提倡國際貿易。馬殷在湖南種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銷於華中各地。又鑄鉛鐵錢，以賤值的貨幣促進民間的商業。這種種作為也不是統一大帝國的官僚組織所能隨意創製而能勝任愉快的。隻是武人抬頭，文士揠蹇。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業的際會，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機緣，所以在這非常時期，產生了一個馮道，他替一般人民請命，保存了傳統統一政府行政的邏輯。一般的作史者，對付這樣一位“視喪君亡國亦未嚐以屑意”的“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又不能隨便褒貶，也隻好把他當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讓他去自命為“長樂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