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於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在湖北擊敗黃巢軍的劉巨容就是一個典型。傳說有人勸他乘勝追擊黃巢，流寇可望全部殲滅。他即說：“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有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敵以為富貴之資。”他是否真如此直言，無法證實，但是這種態度則極普遍。即派往剿伐黃巢的大員如高駢與王鐸，亦無不如此。所以戰場上謊報敵情，各路缺乏協同，預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們作困獸鬥，有戰果不擴張，有時不戰先潰成為官軍一派普遍現象。因之政府陣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黃巢行動叵測，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勢限製，他能夠協定大部隊的行動，不可能沒有紀律及軍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還是歸功於對方的弱點為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占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環節。九世紀的中國社會，以過黃巢的騷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裏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裏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的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象。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於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製，有如《新唐書》“食貨誌”之所雲，“以人丁為本”。這樣的設計，假使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製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製，如何徵收商人的資產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權的門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併，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一到九世紀初期全國隻有東南地區約占唐帝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還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占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無從覆核。837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採取承包製的模樣。821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餘”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之中有黨派之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隻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麵是科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遝，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國間為吳王的徐溫，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謬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為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處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為變亂的淵藪。另一方麵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麵裏，國計也受限製。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禁衛軍令），《新唐書》“食貨誌”也歸結他的行動為“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為王所掌握，他隻每年向朝廷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餉。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儼再度出奔。
從以上各節綜合看來，黃巢的變亂，證明內地的集體安全，需要一種新的體製，也與財政稅收息息相關。這時候長安的唐帝國無力出麵領導。而且全國缺乏適宜的幣製，富戶居奇造成錢荒，通貨收縮之餘有些稅民所付賦為原額三倍。而全國省級單位有五十個道，也亟應收納歸併。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國之軍政府的一番調整，才能走上趙宋王朝的正規體製。在這種情勢之下，黃巢及其招討，隻是推進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發展重要節目。有識者早已看穿箇中奧妙。錢謬與鎮將董昌都是臨安人，他們在高駢指揮之下與黃巢作戰，可是錢對董說：“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捍禦鄉裏為名而去之”。這樣看清大局，錢謬才能節省力量，以後他一手創立的吳越，統治浙江幾一百年，在五代十國間歷時最久，也可以說是在大時代變亂之中已先向歷史伸展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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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五代十國
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占滿一麵。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鎮俗為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這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占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環節。九世紀的中國社會，以過黃巢的騷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裏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裏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的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象。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於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製，有如《新唐書》“食貨誌”之所雲，“以人丁為本”。這樣的設計，假使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製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製，如何徵收商人的資產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權的門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併，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一到九世紀初期全國隻有東南地區約占唐帝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還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占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無從覆核。837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採取承包製的模樣。821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餘”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之中有黨派之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隻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麵是科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遝，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國間為吳王的徐溫，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謬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為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處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為變亂的淵藪。另一方麵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麵裏，國計也受限製。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禁衛軍令），《新唐書》“食貨誌”也歸結他的行動為“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為王所掌握，他隻每年向朝廷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餉。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儼再度出奔。
從以上各節綜合看來，黃巢的變亂，證明內地的集體安全，需要一種新的體製，也與財政稅收息息相關。這時候長安的唐帝國無力出麵領導。而且全國缺乏適宜的幣製，富戶居奇造成錢荒，通貨收縮之餘有些稅民所付賦為原額三倍。而全國省級單位有五十個道，也亟應收納歸併。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國之軍政府的一番調整，才能走上趙宋王朝的正規體製。在這種情勢之下，黃巢及其招討，隻是推進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發展重要節目。有識者早已看穿箇中奧妙。錢謬與鎮將董昌都是臨安人，他們在高駢指揮之下與黃巢作戰，可是錢對董說：“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捍禦鄉裏為名而去之”。這樣看清大局，錢謬才能節省力量，以後他一手創立的吳越，統治浙江幾一百年，在五代十國間歷時最久，也可以說是在大時代變亂之中已先向歷史伸展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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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五代十國
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占滿一麵。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鎮俗為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這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