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這也證明專製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形態做他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隻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105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形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張衡作渾天儀，又於公元132年作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365又4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圓周率為3.1622。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有霄壤之別。比張衡還要早約50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作有係統的批判，所著《論衡》二十餘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後漢書》裏寫他的傳記，隻聊聊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誌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注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的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隻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隻要把他的詔書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一個大書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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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西漢與東漢
西漢與東漢，究竟應當在歷史上視為兩個不同的帝國，或者看作一個整體的朝代，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兩漢在公元前及公元後各歷時約兩百年，中間經過新莽的中斷15年，如果視為一個朝代，則它連亙4個多世紀，為上承秦始皇下迄滿清兩千年來帝祚最長的一個朝代。
中國的人口，據稱經過王莽後有大量的損耗，可是後來經過東漢的休養生息，也漸漸恢復原狀。官方的統計，常有訛漏，至漢亡時仲長統的估計，應逾千萬戶。則兩漢在正常狀態下，人口總數應當是5000萬到6000萬之間，公元前及公元後並無顯著的差別。
以疆域及兵力威勢之所及而言，則兩漢間的變動亦少。漢武帝在朝鮮半島開拓的立足點，東漢也能大概維持。交趾反叛，有馬援平定。漢武帝還要竭全國之力伐匈奴。這遊牧民族在王莽後永遠的分為南北，給東漢竇憲一個絕好的機會。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裏，各部降者20萬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裏，以致於北單於“不知所終”。西漢既有張騫之通西域，東漢則有班超打破他的紀錄。班超籌劃“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領出塞的不過誌願軍千多人，後來接濟他的也不過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製夷”。攻莎車時發兵25000。公元94年更合西域八國兵7萬人討焉耆。
隻是東漢有一個邊疆問題，其棘手的程度，為西漢所無，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區的羌人。這些藏族遊牧民族，沒有統一的組織，各部落時合時分。有時漢人也欺淩他們，引起雙方的仇殺，戰事經常發生，每次雙方的死傷各逾數千。草原地帶既無法占領，東漢的移民實邊也極耗費。即招羌人內屬不僅無實效且有後患，漢亡之前董卓的擁兵自重，即靠羌人編成的部隊撐腰。這種部隊，隻有他能指揮，旁人無法管馭。
可是事雖如此，在當時人看來，縱算西漢都長安，承土運，所以一切都以黃色為尚，東漢都洛陽，交火運，所以巾旗衣飾概以紅色為主，實際上隻有一個朝代。光武帝劉秀，出自漢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他在洛陽重建太廟之後，隻奉祀西漢的君主到元帝為止。因為對光武講，元帝仍屬父輩，成帝則為兄弟，哀帝已屬侄輩，平帝更算是侄孫，都不在太廟奉祀之內。光武更因呂後不遵高祖遺囑，引起諸呂之患，雖然事隔兩百年，仍將她的靈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後的靈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國以來從父係母係上講都是名正言順一脈相傳的繼承人。於是劉秀在歷史上稱為“中興之主”。
最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所得，已給我們一個體會漢朝日常生活的機會。這些資料也給以上的問題，賦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項資料，如無實物，即有模型圖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侖廁爐灶，更大至於樓台榭閣，都可以一目了然。漢朝一般人的思想，認為生與死沒有絕大的差別。陰冥雖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對死者祭祀供獻，卻用不著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為如此，所以漢代墳墓裏缺乏我們今日認為有宗教性的標幟與裝潢，卻有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鐫刻。這些碑畫，內向對棺槨，好像專供死者欣賞，其中有的引用歷史故事，例如荊軻刺秦王，漢武汾上得寶鼎，有的則鐫刻車馬宮室，庭院廚廄，農田作業，市廛買賣，甚至方伎雜耍。其廣泛真切可以給研究歷史的人一開眼界。
這也證明專製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形態做他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隻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105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形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張衡作渾天儀，又於公元132年作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365又4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圓周率為3.1622。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有霄壤之別。比張衡還要早約50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作有係統的批判，所著《論衡》二十餘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後漢書》裏寫他的傳記，隻聊聊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誌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注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的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隻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隻要把他的詔書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一個大書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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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西漢與東漢
西漢與東漢，究竟應當在歷史上視為兩個不同的帝國，或者看作一個整體的朝代，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兩漢在公元前及公元後各歷時約兩百年，中間經過新莽的中斷15年，如果視為一個朝代，則它連亙4個多世紀，為上承秦始皇下迄滿清兩千年來帝祚最長的一個朝代。
中國的人口，據稱經過王莽後有大量的損耗，可是後來經過東漢的休養生息，也漸漸恢復原狀。官方的統計，常有訛漏，至漢亡時仲長統的估計，應逾千萬戶。則兩漢在正常狀態下，人口總數應當是5000萬到6000萬之間，公元前及公元後並無顯著的差別。
以疆域及兵力威勢之所及而言，則兩漢間的變動亦少。漢武帝在朝鮮半島開拓的立足點，東漢也能大概維持。交趾反叛，有馬援平定。漢武帝還要竭全國之力伐匈奴。這遊牧民族在王莽後永遠的分為南北，給東漢竇憲一個絕好的機會。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裏，各部降者20萬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裏，以致於北單於“不知所終”。西漢既有張騫之通西域，東漢則有班超打破他的紀錄。班超籌劃“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領出塞的不過誌願軍千多人，後來接濟他的也不過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製夷”。攻莎車時發兵25000。公元94年更合西域八國兵7萬人討焉耆。
隻是東漢有一個邊疆問題，其棘手的程度，為西漢所無，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區的羌人。這些藏族遊牧民族，沒有統一的組織，各部落時合時分。有時漢人也欺淩他們，引起雙方的仇殺，戰事經常發生，每次雙方的死傷各逾數千。草原地帶既無法占領，東漢的移民實邊也極耗費。即招羌人內屬不僅無實效且有後患，漢亡之前董卓的擁兵自重，即靠羌人編成的部隊撐腰。這種部隊，隻有他能指揮，旁人無法管馭。
可是事雖如此，在當時人看來，縱算西漢都長安，承土運，所以一切都以黃色為尚，東漢都洛陽，交火運，所以巾旗衣飾概以紅色為主，實際上隻有一個朝代。光武帝劉秀，出自漢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他在洛陽重建太廟之後，隻奉祀西漢的君主到元帝為止。因為對光武講，元帝仍屬父輩，成帝則為兄弟，哀帝已屬侄輩，平帝更算是侄孫，都不在太廟奉祀之內。光武更因呂後不遵高祖遺囑，引起諸呂之患，雖然事隔兩百年，仍將她的靈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後的靈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國以來從父係母係上講都是名正言順一脈相傳的繼承人。於是劉秀在歷史上稱為“中興之主”。
最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所得，已給我們一個體會漢朝日常生活的機會。這些資料也給以上的問題，賦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項資料，如無實物，即有模型圖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侖廁爐灶，更大至於樓台榭閣，都可以一目了然。漢朝一般人的思想，認為生與死沒有絕大的差別。陰冥雖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對死者祭祀供獻，卻用不著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為如此，所以漢代墳墓裏缺乏我們今日認為有宗教性的標幟與裝潢，卻有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鐫刻。這些碑畫，內向對棺槨，好像專供死者欣賞，其中有的引用歷史故事，例如荊軻刺秦王，漢武汾上得寶鼎，有的則鐫刻車馬宮室，庭院廚廄，農田作業，市廛買賣，甚至方伎雜耍。其廣泛真切可以給研究歷史的人一開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