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還不止如此簡單。公元前80年，也還是昭帝時代，上官桀，上官安及禦史大夫（機要秘書長）桑弘羊被告陰謀廢昭帝而迎燕王劉旦為帝，各人都以謀反判死刑，燕王自殺，霍光才成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內”。《漢書》說：“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可是公元前81年，也就是上官家謀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選舉之“賢良”及“文學”和政府官員辯論鹽鐵專利及最近頒布的沽酒公賣是否應當繼續。其紀錄即為有名的《鹽鐵論》。單從這文件看來，我們也可以想像霍光做為獨裁者的地位，並不十分鞏固。就當時製度而言，除非環境逼迫，他斷難有興致將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幹己的書生評論。事實上賢良和文學雖想廢除政府專賣，但爭辯時卻不著實際的憧憬於一種泛稱“教化”的政治哲學，政府方麵除桑弘羊外，還有丞相田千秋，他們均能縷舉實情反駁。結果隻將沽酒公賣停止，鹽鐵仍由政府專利。《漢書.食貨誌》就針對此事說：“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
所以謀反的真相無法證實，其背景則是昭帝時代，霍光權勢還未十分肯定的時候，有賴桑弘羊“舌戰群儒”的替他維持鹽鐵專利，但又不願和他分權，才又因事牽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繼續鞏固他獨頭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沒，昌邑王召後被廢，霍光才立宣帝。這時候皇後人選又成了問題，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許平君，並已生子即未來之元帝，在他堅持之下許後得立，其後霍夫人顯，也不與霍光商量，徑遣人入宮以藥鴆殺許後，這樣霍成君才繼之為皇後。如是又4年，直到公元前66年，時霍光已逝世2年，霍家鴆殺許後的情節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態度改變，接著霍家人事也更動，諸女婿的執兵權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舊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報已達禦前，於是皇後被廢，霍夫人顯以下及諸婿，又霍去病（霍光異母兄）之後人等除自殺外都以大逆罪處死。霍家二十年來的聲勢宣赫，至此和他們相連坐被誅滅的數十家。
傳統的史料裏有很多類此的資料，我們對當中紛亂的情形還難能溯本歸源的看得清楚，更無法確切判斷其間是非真偽。然則皇座前後左右的曖昧遊離，隻是暴露寡頭政治的弱點。也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統兵作戰，但是他為大將軍，兒子親戚都擁重兵，拱衛朝廷。昭帝對他“虛己斂容”。宣帝則因“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漢書》引茂陵徐福說：“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這“害”字乃是指以他為害，亦即是痛恨他們的人多極了。
宣帝實際控製大權之後，減賦稅，降低鹽價，增加下級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數支，呼韓邪單於來朝，西漢帝國可以減少邊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動，也能夠以趙充國之屯田對付，因之歷史上宣帝獲得“中興”的名稱。其實親儒生，倡仁政，也是從武帝以來的擴充政策改變為收縮政策。武帝於公元前112年將襲侯爵的106人革除為平民，宣帝又到處招尋他們的後裔，加以慰問及賞賜，其主旨在收攬人心。武帝的過度中央集權，固然不能繼續，但是中興之帝王沒有加強其組織，先採取消極手段，也隻是放棄其控製的力量，況且，宣帝也沒有正心誠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翔（等於京城郊區市長），韓延壽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後司馬光還為他們抱不平。司馬遷之外孫楊惲曾與友人書稱“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不過私下裏諷議朝廷糊塗，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斬。宣帝的兒子元帝向他諫勸，他就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即是自認以威勢向下製壓，造成片麵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針。
元帝反其道而行，卻又被歷史家稱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樂家，能吹奏各種樂器，又能被歌聲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寵愛趙飛燕姊妹。這兩個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則立其姊為後，妹為昭儀，以至無嗣。一天早上從昭儀床上起來，突然言語失靈行動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傳統亡國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後王政君的父親則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資格做皇太後，於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終構成王莽篡位的條件。
其實這時的大司馬，隻能加威於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並不相得。王鳳和王商就互相競爭，王音和王譚，也不和諧。王莽由侄輩突出，大部靠自己賢能的名譽作本錢，因之能獲得作賦各手揚雄以及宗室劉歆等的支持。西漢帝國的問題，則是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下層的控製，黃河決堤，流民無法周濟，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災。當日的觀念，總以為種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總是“捨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辦法，又無非吏治，即提撥好人，懲罰壞人。據mi插elloewe的研究，西漢皇帝從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因天文及各種陰陽五行的奇異現象發詔書57次。迄至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這種詔書下得少，即下時也多指奇異現象為好兆。以後則下此類詔書44次，又動輒稱災異非國家之福。我們若翻閱《漢書》裏麵的帝紀，內中摘錄的文件可稱“罪己詔”的，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2次，這樣接二連三承認中樞領導無力，希望以精誠感動軍民，即是在傳統中國，也不常見。公元前19年成帝詔稱“黎民婁困於饑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可是公元前81年，也就是上官家謀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選舉之“賢良”及“文學”和政府官員辯論鹽鐵專利及最近頒布的沽酒公賣是否應當繼續。其紀錄即為有名的《鹽鐵論》。單從這文件看來，我們也可以想像霍光做為獨裁者的地位，並不十分鞏固。就當時製度而言，除非環境逼迫，他斷難有興致將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幹己的書生評論。事實上賢良和文學雖想廢除政府專賣，但爭辯時卻不著實際的憧憬於一種泛稱“教化”的政治哲學，政府方麵除桑弘羊外，還有丞相田千秋，他們均能縷舉實情反駁。結果隻將沽酒公賣停止，鹽鐵仍由政府專利。《漢書.食貨誌》就針對此事說：“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
所以謀反的真相無法證實，其背景則是昭帝時代，霍光權勢還未十分肯定的時候，有賴桑弘羊“舌戰群儒”的替他維持鹽鐵專利，但又不願和他分權，才又因事牽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繼續鞏固他獨頭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沒，昌邑王召後被廢，霍光才立宣帝。這時候皇後人選又成了問題，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許平君，並已生子即未來之元帝，在他堅持之下許後得立，其後霍夫人顯，也不與霍光商量，徑遣人入宮以藥鴆殺許後，這樣霍成君才繼之為皇後。如是又4年，直到公元前66年，時霍光已逝世2年，霍家鴆殺許後的情節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態度改變，接著霍家人事也更動，諸女婿的執兵權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舊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報已達禦前，於是皇後被廢，霍夫人顯以下及諸婿，又霍去病（霍光異母兄）之後人等除自殺外都以大逆罪處死。霍家二十年來的聲勢宣赫，至此和他們相連坐被誅滅的數十家。
傳統的史料裏有很多類此的資料，我們對當中紛亂的情形還難能溯本歸源的看得清楚，更無法確切判斷其間是非真偽。然則皇座前後左右的曖昧遊離，隻是暴露寡頭政治的弱點。也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統兵作戰，但是他為大將軍，兒子親戚都擁重兵，拱衛朝廷。昭帝對他“虛己斂容”。宣帝則因“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漢書》引茂陵徐福說：“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這“害”字乃是指以他為害，亦即是痛恨他們的人多極了。
宣帝實際控製大權之後，減賦稅，降低鹽價，增加下級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數支，呼韓邪單於來朝，西漢帝國可以減少邊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動，也能夠以趙充國之屯田對付，因之歷史上宣帝獲得“中興”的名稱。其實親儒生，倡仁政，也是從武帝以來的擴充政策改變為收縮政策。武帝於公元前112年將襲侯爵的106人革除為平民，宣帝又到處招尋他們的後裔，加以慰問及賞賜，其主旨在收攬人心。武帝的過度中央集權，固然不能繼續，但是中興之帝王沒有加強其組織，先採取消極手段，也隻是放棄其控製的力量，況且，宣帝也沒有正心誠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翔（等於京城郊區市長），韓延壽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後司馬光還為他們抱不平。司馬遷之外孫楊惲曾與友人書稱“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不過私下裏諷議朝廷糊塗，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斬。宣帝的兒子元帝向他諫勸，他就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即是自認以威勢向下製壓，造成片麵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針。
元帝反其道而行，卻又被歷史家稱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樂家，能吹奏各種樂器，又能被歌聲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寵愛趙飛燕姊妹。這兩個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則立其姊為後，妹為昭儀，以至無嗣。一天早上從昭儀床上起來，突然言語失靈行動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傳統亡國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後王政君的父親則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資格做皇太後，於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終構成王莽篡位的條件。
其實這時的大司馬，隻能加威於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並不相得。王鳳和王商就互相競爭，王音和王譚，也不和諧。王莽由侄輩突出，大部靠自己賢能的名譽作本錢，因之能獲得作賦各手揚雄以及宗室劉歆等的支持。西漢帝國的問題，則是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下層的控製，黃河決堤，流民無法周濟，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災。當日的觀念，總以為種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總是“捨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辦法，又無非吏治，即提撥好人，懲罰壞人。據mi插elloewe的研究，西漢皇帝從公元前178年到公元前2年因天文及各種陰陽五行的奇異現象發詔書57次。迄至公元前72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這種詔書下得少，即下時也多指奇異現象為好兆。以後則下此類詔書44次，又動輒稱災異非國家之福。我們若翻閱《漢書》裏麵的帝紀，內中摘錄的文件可稱“罪己詔”的，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2次，這樣接二連三承認中樞領導無力，希望以精誠感動軍民，即是在傳統中國，也不常見。公元前19年成帝詔稱“黎民婁困於饑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