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人之所謂“禮”，也有一種廣泛的解釋。傳統所謂“禮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糴”（即鄰國有饑荒，吝不加以糧食接濟）一事解釋，就是所謂“非禮也”，不僅不禮貌，而且不合情理，違反處世的基本原則。
利用這些條件，更通過宗法社會的組織，周朝創造了中國的封建製度。它和歐洲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紀的“幕藩製”有若幹相似的地方。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編製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製，那土地當然不能買賣，要是土地易主，則根據遺傳的金字塔，如“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的組織，就會整個垮台了。
公元前6世紀以後，這種製度即無法維持，因為人口激增，貨幣通行，客卿活躍，戰事動員波及全民，魯國和鄭國開始“履畝”“作賦”，也就是逾越過去間接管製的辦法，國君開始向全民抽稅。鄭國和晉國又頒布刑法，更是摒棄禮的成規，去普遍的管製全民。上述李悝的“計劃經濟”行於公元前5世紀和4世紀之間，其“盡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約束。商央在秦國變法，行於公元前350年，更是全麵掃除封建，而整個的代之以“郡縣製”。此門一開，國君統製全民，土地可以買賣，官僚不再世襲。所以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
從李悝的記算我們更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當日天災頻仍，食糧價格極不穩定。《史記.貨殖列傳》也說“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貴時石值銅幣九十錢，賤時低至石二十錢，相差四倍半，即算平價仍有兩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針，總在“平準”，也就是要做到“民毋傷而農益勸”。然則糧食生產，到底重要，所以種田的為“本業”，其他都成為“末業”。傳統的重農政策以及低水準平等思想，由來如此。再則貨幣的流通，也以供食糧流通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國貨幣史》，稱世界上歷史中的貨幣隻有兩大係統，一是希臘羅馬以貴金屬作商人整批貿易的工具，一則是中國的賤金屬貨幣，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於民間。又因食糧價格波動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無，也可以“背糴居奇”，這樣又順便解釋了傳統中國對商人歧視的由來。
從以上情形看來，中國立國最初即與西方迥異，其重點是技術上的著眼不同。先秦從封建到郡縣，政治家依賴人類的智力，造成龐大的組織，是以美國沒學家herrleeg.greel即堅稱中國在公元之前，已擁有20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可是郡縣製也開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徵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難放棄間架性的設計，以至於一般政令上麵冠冕堂皇，下麵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我們重讀李悝“盡地力之數”的一段，也隻能說他的視界寬，不能說他的眼光深。其以簡單的數字，籠罩著大量農民，以現代眼光批判，雖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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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司馬遷和班固
司馬遷作《史記》，完成於漢武帝末年。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竇憲的關係，死於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無後各約90年。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180年的距離，等於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況且《史記》是通史，《漢史》是斷代史。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然則公元前90年和公元後90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製，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參和著陰陽五行的萬分涉及災異。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我們在這裏要特別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他曾對漢武帝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的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都根據這宗旨著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況且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第二個皇帝明帝劉莊更以學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禮堂）講尚書。第三個皇帝章帝劉坦親自在白虎觀製定五經異同，班固也在列。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裏著書，就難脫離國家所定標準的束縛了。
利用這些條件，更通過宗法社會的組織，周朝創造了中國的封建製度。它和歐洲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紀的“幕藩製”有若幹相似的地方。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編製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製，那土地當然不能買賣，要是土地易主，則根據遺傳的金字塔，如“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的組織，就會整個垮台了。
公元前6世紀以後，這種製度即無法維持，因為人口激增，貨幣通行，客卿活躍，戰事動員波及全民，魯國和鄭國開始“履畝”“作賦”，也就是逾越過去間接管製的辦法，國君開始向全民抽稅。鄭國和晉國又頒布刑法，更是摒棄禮的成規，去普遍的管製全民。上述李悝的“計劃經濟”行於公元前5世紀和4世紀之間，其“盡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約束。商央在秦國變法，行於公元前350年，更是全麵掃除封建，而整個的代之以“郡縣製”。此門一開，國君統製全民，土地可以買賣，官僚不再世襲。所以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
從李悝的記算我們更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當日天災頻仍，食糧價格極不穩定。《史記.貨殖列傳》也說“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貴時石值銅幣九十錢，賤時低至石二十錢，相差四倍半，即算平價仍有兩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針，總在“平準”，也就是要做到“民毋傷而農益勸”。然則糧食生產，到底重要，所以種田的為“本業”，其他都成為“末業”。傳統的重農政策以及低水準平等思想，由來如此。再則貨幣的流通，也以供食糧流通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國貨幣史》，稱世界上歷史中的貨幣隻有兩大係統，一是希臘羅馬以貴金屬作商人整批貿易的工具，一則是中國的賤金屬貨幣，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於民間。又因食糧價格波動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無，也可以“背糴居奇”，這樣又順便解釋了傳統中國對商人歧視的由來。
從以上情形看來，中國立國最初即與西方迥異，其重點是技術上的著眼不同。先秦從封建到郡縣，政治家依賴人類的智力，造成龐大的組織，是以美國沒學家herrleeg.greel即堅稱中國在公元之前，已擁有20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可是郡縣製也開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徵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難放棄間架性的設計，以至於一般政令上麵冠冕堂皇，下麵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我們重讀李悝“盡地力之數”的一段，也隻能說他的視界寬，不能說他的眼光深。其以簡單的數字，籠罩著大量農民，以現代眼光批判，雖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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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司馬遷和班固
司馬遷作《史記》，完成於漢武帝末年。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竇憲的關係，死於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無後各約90年。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180年的距離，等於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況且《史記》是通史，《漢史》是斷代史。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然則公元前90年和公元後90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製，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參和著陰陽五行的萬分涉及災異。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我們在這裏要特別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他曾對漢武帝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的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都根據這宗旨著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況且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第二個皇帝明帝劉莊更以學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禮堂）講尚書。第三個皇帝章帝劉坦親自在白虎觀製定五經異同，班固也在列。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裏著書，就難脫離國家所定標準的束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