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下情感(1)
——“娃子”變成革命種子之謎
1936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紅四方麵軍長征途中駐紮的康區甘孜縣城裏，正在召開有16個縣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華蘇維埃藏族人民政府）”。這是藏族歷史上建立起的第一個革命政權，破天荒地在旗幟上冠以“自治”之名。在會上，多德被推舉為博巴政府主席，著名的格達活佛和頭人夏格刀登等擔任了副主席。一個貧苦出身的瘦高個藏族“娃子（農奴）”紮喜旺徐也成為大會代表。
不怕“殺”的“娃子”當上了民族代表
紮喜旺徐這位藏族領導幹部的名字，在全國解放開展藏區工作時才在國內報紙上出現。然而他的照片在紅軍到達陝北後不久，便隨著《西行漫記》在世界上廣為流傳。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於1937年夏天到陝北採訪時，曾在《延安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我們在延安的那些日子裏，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個兒、一頭捲髮、行為比較異樣、說話不大聽得懂的紅軍戰士。通過翻譯知道，他是一個來自川西北的戰士，現在延安一所學校讀書識字。”這位藏族紅軍戰士，就是在甘孜參軍的紮喜旺徐。
在康區新龍縣當過14年“娃子”的紮喜旺徐，一貧如洗孤身流落到甘孜。1936年2月，紅四方麵軍越過雪山進入西康的甘孜、道孚、爐霍一帶藏區時，當地反動頭人進行恐嚇宣傳，土司和許多藏民懷著恐懼的心情東藏西躲。紮喜旺徐卻沒跑，他說此時的想法是：“天上的烏鴉沒有人打。為什麽？因為肉不能吃，毛不值錢。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紅軍殺我幹什麽？”
紅軍進駐甘孜後，紮喜旺徐大著膽子跑到縣城去看。據他回憶，有一個當官模樣又挺和藹的紅軍走來，通過翻譯問他是哪個村子裏的，並詢問跑進深山老林的人回來沒有，牛羊是否有人照看。紮喜旺徐第一次同紅軍打交道，就被這種平等待人、和藹可親的態度感動，於是盡自己所知做了回答。那個幹部見他衣服破爛，馬上又給了一件襯衣、一條毛巾、一塊肥皂，並讓他把一個紅布條子掛在胸前去參加籌備建立政權的甘孜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會。此時紮喜旺徐不懂漢語，後來才知道，那塊紅布條上麵寫著“民族代表”四個字。接待他的那位幹部，就是隨四方麵軍南下的總部地方工作部長邵式平（解放後任江西省省長）。紅軍贏得了沿途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群眾踴躍參加紅軍。這是參加紅軍的一部分藏族戰士，左起：孟特爾、天寶、楊東生、紮喜旺徐、沙納
多年後，紮喜旺徐回憶：“我是糊裏糊塗地當上了‘民族代表’。”然而同紅軍一起工作後，他很快有了覺悟，很爽快表示願意參加紅軍。
當了紅軍的紮喜旺徐馬上受領了一項任務，就是把跑出去的鄉親們找回來，告訴他們紅軍尊重藏族同胞的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院。他到處向藏胞宣傳自己的親眼所見，勸大家趕快回家。紮喜旺徐還找到躲藏起來的格達活佛，以很強的記憶力轉達了邵式平和其他紅軍幹部大篇講話的意思。格達活佛聽得很認真，自己也派人探聽，得知情況屬實後，返回了白利寺。紮喜旺徐得知活佛回來，立即趕去，帶著格達去見了紅軍領導人。
經過開展藏區工作，道孚、爐霍兩縣首先開始建立縣、鄉兩級的“博巴”（藏族的自稱）政權。格達等人回來後，“博巴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政府領導成員以藏族幹部為主，其中有一部分和紅軍建立了統戰關係的上層喇嘛和當地土司頭人如格達、夏格刀登等，也有貧苦的藏族農牧民即像紮喜旺徐這樣的“娃子”。
博巴政府為紅軍籌“救命糧”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後，馬上宣布不許以大漢族主義的態度稱藏族同胞為“蠻子”，尊重藏文，凡文件、條例和標語都要用漢藏兩種文字書寫。甘孜地區人口少，高寒地帶產糧也不多，紅四方麵軍4萬多人進入此地駐紮近半年，供應十分艱難。“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後，一項重要任務便是動員群眾交納“擁護紅軍糧”，並救護和運送轉移紅軍的許多傷病員。
1936年7月初，紅二、六軍團長徵到達甘孜並組建起紅二方麵軍，紅二、四方麵軍決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上。此時，剛到達的紅二方麵軍糧食更缺，邵式平便向總指揮賀龍推薦了紮喜旺徐，並交待了籌糧任務。
紅軍雖要求盡可能用銀元買糧，可是部隊從湘中馱來的現大洋所剩無幾，有些時候隻好暫借。紮喜旺徐陪同紅軍領導向頭人們保證，共產黨說話算數，留下欠條，將來一定加倍歸還（這一點在後來藏區解放時馬上兌現）。經過勸說，紮喜旺徐在40多天裏籌集到糧食46萬斤，此外還有一些酥油和肉類。他在一個寺院勸說成功，一次贈送了紅軍青稞5000斤，這在當時供應奇缺的情況下被稱為“救命糧”。
紅軍離開藏區時，當地參軍的多數藏胞因不習慣漢區條件，不願意北行，部隊也聽其自便。邵式平徵詢紮喜旺徐的意見，他表示願跟紅軍走。邵式平馬上表揚他覺悟高，並說四方麵軍有不少藏族戰士，紅二方麵軍卻沒有，要他跟隨賀龍。紮喜旺徐聽從領導安排，成為紅二方麵軍中唯一的藏族戰士。
——“娃子”變成革命種子之謎
1936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紅四方麵軍長征途中駐紮的康區甘孜縣城裏，正在召開有16個縣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華蘇維埃藏族人民政府）”。這是藏族歷史上建立起的第一個革命政權，破天荒地在旗幟上冠以“自治”之名。在會上，多德被推舉為博巴政府主席，著名的格達活佛和頭人夏格刀登等擔任了副主席。一個貧苦出身的瘦高個藏族“娃子（農奴）”紮喜旺徐也成為大會代表。
不怕“殺”的“娃子”當上了民族代表
紮喜旺徐這位藏族領導幹部的名字，在全國解放開展藏區工作時才在國內報紙上出現。然而他的照片在紅軍到達陝北後不久，便隨著《西行漫記》在世界上廣為流傳。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於1937年夏天到陝北採訪時，曾在《延安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我們在延安的那些日子裏，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個兒、一頭捲髮、行為比較異樣、說話不大聽得懂的紅軍戰士。通過翻譯知道，他是一個來自川西北的戰士，現在延安一所學校讀書識字。”這位藏族紅軍戰士，就是在甘孜參軍的紮喜旺徐。
在康區新龍縣當過14年“娃子”的紮喜旺徐，一貧如洗孤身流落到甘孜。1936年2月，紅四方麵軍越過雪山進入西康的甘孜、道孚、爐霍一帶藏區時，當地反動頭人進行恐嚇宣傳，土司和許多藏民懷著恐懼的心情東藏西躲。紮喜旺徐卻沒跑，他說此時的想法是：“天上的烏鴉沒有人打。為什麽？因為肉不能吃，毛不值錢。我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紅軍殺我幹什麽？”
紅軍進駐甘孜後，紮喜旺徐大著膽子跑到縣城去看。據他回憶，有一個當官模樣又挺和藹的紅軍走來，通過翻譯問他是哪個村子裏的，並詢問跑進深山老林的人回來沒有，牛羊是否有人照看。紮喜旺徐第一次同紅軍打交道，就被這種平等待人、和藹可親的態度感動，於是盡自己所知做了回答。那個幹部見他衣服破爛，馬上又給了一件襯衣、一條毛巾、一塊肥皂，並讓他把一個紅布條子掛在胸前去參加籌備建立政權的甘孜各界僧俗人民代表大會。此時紮喜旺徐不懂漢語，後來才知道，那塊紅布條上麵寫著“民族代表”四個字。接待他的那位幹部，就是隨四方麵軍南下的總部地方工作部長邵式平（解放後任江西省省長）。紅軍贏得了沿途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群眾踴躍參加紅軍。這是參加紅軍的一部分藏族戰士，左起：孟特爾、天寶、楊東生、紮喜旺徐、沙納
多年後，紮喜旺徐回憶：“我是糊裏糊塗地當上了‘民族代表’。”然而同紅軍一起工作後，他很快有了覺悟，很爽快表示願意參加紅軍。
當了紅軍的紮喜旺徐馬上受領了一項任務，就是把跑出去的鄉親們找回來，告訴他們紅軍尊重藏族同胞的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院。他到處向藏胞宣傳自己的親眼所見，勸大家趕快回家。紮喜旺徐還找到躲藏起來的格達活佛，以很強的記憶力轉達了邵式平和其他紅軍幹部大篇講話的意思。格達活佛聽得很認真，自己也派人探聽，得知情況屬實後，返回了白利寺。紮喜旺徐得知活佛回來，立即趕去，帶著格達去見了紅軍領導人。
經過開展藏區工作，道孚、爐霍兩縣首先開始建立縣、鄉兩級的“博巴”（藏族的自稱）政權。格達等人回來後，“博巴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政府領導成員以藏族幹部為主，其中有一部分和紅軍建立了統戰關係的上層喇嘛和當地土司頭人如格達、夏格刀登等，也有貧苦的藏族農牧民即像紮喜旺徐這樣的“娃子”。
博巴政府為紅軍籌“救命糧”
“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後，馬上宣布不許以大漢族主義的態度稱藏族同胞為“蠻子”，尊重藏文，凡文件、條例和標語都要用漢藏兩種文字書寫。甘孜地區人口少，高寒地帶產糧也不多，紅四方麵軍4萬多人進入此地駐紮近半年，供應十分艱難。“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後，一項重要任務便是動員群眾交納“擁護紅軍糧”，並救護和運送轉移紅軍的許多傷病員。
1936年7月初，紅二、六軍團長徵到達甘孜並組建起紅二方麵軍，紅二、四方麵軍決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北上。此時，剛到達的紅二方麵軍糧食更缺，邵式平便向總指揮賀龍推薦了紮喜旺徐，並交待了籌糧任務。
紅軍雖要求盡可能用銀元買糧，可是部隊從湘中馱來的現大洋所剩無幾，有些時候隻好暫借。紮喜旺徐陪同紅軍領導向頭人們保證，共產黨說話算數，留下欠條，將來一定加倍歸還（這一點在後來藏區解放時馬上兌現）。經過勸說，紮喜旺徐在40多天裏籌集到糧食46萬斤，此外還有一些酥油和肉類。他在一個寺院勸說成功，一次贈送了紅軍青稞5000斤，這在當時供應奇缺的情況下被稱為“救命糧”。
紅軍離開藏區時，當地參軍的多數藏胞因不習慣漢區條件，不願意北行，部隊也聽其自便。邵式平徵詢紮喜旺徐的意見，他表示願跟紅軍走。邵式平馬上表揚他覺悟高，並說四方麵軍有不少藏族戰士，紅二方麵軍卻沒有，要他跟隨賀龍。紮喜旺徐聽從領導安排，成為紅二方麵軍中唯一的藏族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