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患重病的周恩來隨三軍團過草地，連續發高燒，五六天沒吃東西。彭德懷命人組織擔架隊，寧可把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周恩來抬出草地。幹部團團長陳賡自告奮勇當隊長，兵站部長（相當於後勤部長）楊立三見人手不夠也加入抬擔架，結果走過草地便累得病倒。
為了提高戰士們的情緒，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羅榮桓經常唱起湖南家鄉小調和花鼓戲，逗得大家開懷大笑。不過紅三軍團某部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在過草地時丟了幾名傷員，為紅軍紀律所不容，被宣判死刑槍斃。
【點評】決定錯誤再受磨難
紅軍左、右路軍進入草地的起點不盡相同，終點都是一個，即班佑。班佑藏語稱“彎佑”，意為老和尚，它位於廣袤草地的邊緣，是紅軍經過沼澤荒原之後能見到的第一個寨子。雖然裏麵住的幾十戶藏民都已逃避，但這裏離能找到糧食的農區不遠，紅軍生存已無問題。
右路軍走出草地後，張國燾在左路軍進至草地邊緣時卻突然要求全軍回頭南下。中共中央一再強調，隻有北上才有出路，張國燾卻倚仗人多而堅決抗拒。當時中央被迫率領一、三軍單獨北上，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麵軍部隊和左路軍又回頭再過草地。一年後，南下受挫的四方麵軍重新北上第三次過草地，數萬指戰員又經受了這片最艱險地段的磨難。
第五章 插牌借糧(1)
——紅軍“外債”之謎
1935年8月下旬，右路紅軍經過一周左右艱苦跋涉，走出草地，北出到班佑、巴西一帶。這裏有了人煙，通過包座一仗的繳獲，部隊也得到了補充。右路紅軍在此地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紅軍，以便繼續北上。然而左路軍中時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卻強令四方麵軍部隊和左路軍中原屬一方麵軍的五、九軍團（三十二軍）掉頭南下，數萬紅軍再遇草地之厄。
艱難的草地，對任何軍隊都是殘酷的險阻。據在鬆潘草地邊緣攔阻紅軍的蔣介石嫡係胡宗南部統計，他們雖然供應條件好得多，幾個月時間裏也減員半數左右。失去後方，衣食均缺乏來源的紅軍，麵臨的艱難處境可想而知。
紅軍不得已插牌借糧
1935年9月，剛剛走過草地的紅四方麵軍在張國燾的嚴令下，調頭折返南下。回去的路上糧食供給更為困難，不少人又倒在泥濘的草甸中。
南下的四方麵軍部隊在川康邊苦戰十個月，無法建立根據地，難以得到人、物補充，部隊人數減至4萬多人，幹部戰士普遍要求北上。翌年7月初，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張國燾麵對無情的現實，隻得同意北上，於是兩軍又經過草地向甘肅前進。
女紅軍李伯釗回憶說：“我曾三次過草地。那是長征中最困難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過大草原的中部，一共走了29天。”
紅軍二、四方麵軍最後一次過草地時走的路程最遠，時間花費也最多，約有一個多月。若加上前兩次在草地中的折返，紅四方麵軍走過草地的路程最為漫長。
紅軍第三次過草地時間更長，是由於不能再走鬆潘地區，不得不走草原的縱深地帶。由於有前兩次過草地的經驗，總部要求每個戰士要準備15斤糧食。
紅軍停留的藏區本來產糧就不多，經幾萬大軍往返，籌糧更感困難。紅軍發動藏、羌族僧俗群眾，許多群眾積極把存糧賣給紅軍，一些寺院還把多年積存的糧食和茶葉都拿出來，小寺院往往有幾百斤，大寺院則有成千上萬斤。在德榮縣龍絨喇嘛寺，贈送紅軍的青稞達15萬斤，成為當時記載捐糧最多的寺院。藏胞支援的牛羊也很寶貴，肉可以吃，皮子拿來做背心、坎肩，穿幾個眼還可做皮鞋，走起路來比草鞋好得多。
在部分地區，藏民受反動宣傳影響逃避一空，紅軍隻好收割藏民留下的未成熟的青稞，然後將所收數量和原因用墨筆寫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來後可拿這木牌向紅軍領回銀元，稱為“插牌借糧”。毛澤東曾把這說成是紅軍的唯一“外債”，全國解放後還專門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區的領導向藏民做補償。當年紅軍留下的欠條，由人民政府加倍償還。這些欠條現在成了珍貴的文物。
過草地的“三怕”與“三難”
紅軍過草地，有“三怕”和“三難”。
一怕沒踩著草甸陷進泥沼——越掙紮就陷得越深，如果搶救方法不得當，救人者和被救者都會被汙泥吞噬。後來人們知道，不能莽撞往上掙紮，隻能斜躺著蹬草兜，往淺處翻滾移動，或者將綁腿帶纏在被陷者腰間拉上來。
二怕下雨——因為這時腳底下的草甸會更軟、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進泥沼裏去。
三怕過河——草地上有不少河，身體虛弱者經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幾乎每過一條河，都有戰士倒下。下暴雨的時候，河水猛漲，不少人被大水沖走吞沒。
行難、食難和宿難，也是草地中的殺手。
行難自不必說。食難一是沒有糧食，二是有了糧食也很難吃。攜帶的青稞麥炒麵，需要用水煮和著吃，沒有水很難下咽，且口渴難熬。草地的水有毒，有的人連人尿、馬尿都喝過。
在草地行軍時，指戰員們體力消耗大，多數人走了一半路程便將炒麵吃光，斷糧時隻好吃所有能充飢之物指引紅軍過草地的“草地設營地圖”——皮包革履、死牛爛馬、樹皮草根、“神仙土”、糞便中殘留的糧粒等，甚至一根牛皮帶分幾次熬湯供數人喝。後來首長們的坐騎，也成了戰士們的食物。
為了提高戰士們的情緒，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羅榮桓經常唱起湖南家鄉小調和花鼓戲，逗得大家開懷大笑。不過紅三軍團某部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在過草地時丟了幾名傷員，為紅軍紀律所不容，被宣判死刑槍斃。
【點評】決定錯誤再受磨難
紅軍左、右路軍進入草地的起點不盡相同，終點都是一個，即班佑。班佑藏語稱“彎佑”，意為老和尚，它位於廣袤草地的邊緣，是紅軍經過沼澤荒原之後能見到的第一個寨子。雖然裏麵住的幾十戶藏民都已逃避，但這裏離能找到糧食的農區不遠，紅軍生存已無問題。
右路軍走出草地後，張國燾在左路軍進至草地邊緣時卻突然要求全軍回頭南下。中共中央一再強調，隻有北上才有出路，張國燾卻倚仗人多而堅決抗拒。當時中央被迫率領一、三軍單獨北上，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麵軍部隊和左路軍又回頭再過草地。一年後，南下受挫的四方麵軍重新北上第三次過草地，數萬指戰員又經受了這片最艱險地段的磨難。
第五章 插牌借糧(1)
——紅軍“外債”之謎
1935年8月下旬，右路紅軍經過一周左右艱苦跋涉，走出草地，北出到班佑、巴西一帶。這裏有了人煙，通過包座一仗的繳獲，部隊也得到了補充。右路紅軍在此地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紅軍，以便繼續北上。然而左路軍中時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卻強令四方麵軍部隊和左路軍中原屬一方麵軍的五、九軍團（三十二軍）掉頭南下，數萬紅軍再遇草地之厄。
艱難的草地，對任何軍隊都是殘酷的險阻。據在鬆潘草地邊緣攔阻紅軍的蔣介石嫡係胡宗南部統計，他們雖然供應條件好得多，幾個月時間裏也減員半數左右。失去後方，衣食均缺乏來源的紅軍，麵臨的艱難處境可想而知。
紅軍不得已插牌借糧
1935年9月，剛剛走過草地的紅四方麵軍在張國燾的嚴令下，調頭折返南下。回去的路上糧食供給更為困難，不少人又倒在泥濘的草甸中。
南下的四方麵軍部隊在川康邊苦戰十個月，無法建立根據地，難以得到人、物補充，部隊人數減至4萬多人，幹部戰士普遍要求北上。翌年7月初，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張國燾麵對無情的現實，隻得同意北上，於是兩軍又經過草地向甘肅前進。
女紅軍李伯釗回憶說：“我曾三次過草地。那是長征中最困難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過大草原的中部，一共走了29天。”
紅軍二、四方麵軍最後一次過草地時走的路程最遠，時間花費也最多，約有一個多月。若加上前兩次在草地中的折返，紅四方麵軍走過草地的路程最為漫長。
紅軍第三次過草地時間更長，是由於不能再走鬆潘地區，不得不走草原的縱深地帶。由於有前兩次過草地的經驗，總部要求每個戰士要準備15斤糧食。
紅軍停留的藏區本來產糧就不多，經幾萬大軍往返，籌糧更感困難。紅軍發動藏、羌族僧俗群眾，許多群眾積極把存糧賣給紅軍，一些寺院還把多年積存的糧食和茶葉都拿出來，小寺院往往有幾百斤，大寺院則有成千上萬斤。在德榮縣龍絨喇嘛寺，贈送紅軍的青稞達15萬斤，成為當時記載捐糧最多的寺院。藏胞支援的牛羊也很寶貴，肉可以吃，皮子拿來做背心、坎肩，穿幾個眼還可做皮鞋，走起路來比草鞋好得多。
在部分地區，藏民受反動宣傳影響逃避一空，紅軍隻好收割藏民留下的未成熟的青稞，然後將所收數量和原因用墨筆寫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來後可拿這木牌向紅軍領回銀元，稱為“插牌借糧”。毛澤東曾把這說成是紅軍的唯一“外債”，全國解放後還專門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區的領導向藏民做補償。當年紅軍留下的欠條，由人民政府加倍償還。這些欠條現在成了珍貴的文物。
過草地的“三怕”與“三難”
紅軍過草地，有“三怕”和“三難”。
一怕沒踩著草甸陷進泥沼——越掙紮就陷得越深，如果搶救方法不得當，救人者和被救者都會被汙泥吞噬。後來人們知道，不能莽撞往上掙紮，隻能斜躺著蹬草兜，往淺處翻滾移動，或者將綁腿帶纏在被陷者腰間拉上來。
二怕下雨——因為這時腳底下的草甸會更軟、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進泥沼裏去。
三怕過河——草地上有不少河，身體虛弱者經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幾乎每過一條河，都有戰士倒下。下暴雨的時候，河水猛漲，不少人被大水沖走吞沒。
行難、食難和宿難，也是草地中的殺手。
行難自不必說。食難一是沒有糧食，二是有了糧食也很難吃。攜帶的青稞麥炒麵，需要用水煮和著吃，沒有水很難下咽，且口渴難熬。草地的水有毒，有的人連人尿、馬尿都喝過。
在草地行軍時，指戰員們體力消耗大，多數人走了一半路程便將炒麵吃光，斷糧時隻好吃所有能充飢之物指引紅軍過草地的“草地設營地圖”——皮包革履、死牛爛馬、樹皮草根、“神仙土”、糞便中殘留的糧粒等，甚至一根牛皮帶分幾次熬湯供數人喝。後來首長們的坐騎，也成了戰士們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