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贛南突圍時，臨時中央的計劃便是到紅二、六軍團那裏落腳。過湘江後，發現城步、武岡等地都有敵軍趕到，已經堵住去路，便隻好向西進入越城嶺再過苗嶺，連續多日在山裏轉。這時，廣西軍閥雖然重在保存實力，仍以小部隊側擊、襲擊紅軍，還派了一些便衣在紅軍剛到宿營地的時候燒房子，使得部隊無房可住，同時敗壞共產黨的聲譽。
紅軍進入廣西北部山區時，不斷有飛機在白天轟炸，部隊隻好轉入夜間行軍。快天亮的時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隊。慢慢地部隊形成了—個規律，晚上行軍，到天亮便宿營。中午敵人追上就打幾個鍾頭，等到黃昏再出發。
如此循環反覆，部隊中的新兵、民夫很不習慣，大批掉隊。剩下的骨幹體力也消耗極大，有的人休息時，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如此疲憊的隊伍，如果再按原計劃去同湘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師，勢必同預伏在那裏的數量比紅軍多五六倍的敵軍再進行一場惡戰，結果隻能是全軍覆沒。
據警衛員回憶，周恩來對李德前一段的指揮錯誤進行了批評，李德不服，兩人用英語爭吵起來，拍桌子都把馬燈震滅了。這時博古也改變了態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這樣，“三人團”內周恩來就負起了指揮責任。周恩來一向謙虛，具有民主作風，他掌握軍事領導權後，馬上聽取過去受冷落的其他領導人的意見。毛澤東也積極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看法，實際上就此參與了軍事指揮。
通道會議改變進軍方向，卻未解決根本問題
由於周恩來主持了軍委工作，從翻越老山界直至進入貴州，中央領導人經常碰頭。晚間一到宿營地，毛澤東、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商量，周恩來還同一些固執己見的人爭論，遇到重大問題政治局就舉行會議。在行軍中召開這種會議非常簡單，多無記錄，
後來被稱為“飛行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除“三人團”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外，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也到會，著重討論前進方向。李德、博古仍認為應進入湘西，如會合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毛澤東卻堅決主張放棄原定計劃改向貴州前進。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這一主張，最終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中央紅軍就此轉兵西向，進入貴州境內。
此時的貴州是南方軍閥統治最薄弱的地區，該省軍閥對南京政府有獨立性，省內還分裂為王家烈、侯之擔、猶國材、蔣在珍四派。黔軍多是既帶步槍又帶煙槍的“雙槍兵”，戰鬥力比湘軍、桂軍差得多。紅軍進入那裏能得到一個休整之機，這也是當時唯一的出路。
不過嚴格而論，通道會議隻解決了當時“萬萬火急”要立即解決的進軍路線問題，並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尤其沒有改變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方針，僅是戰術“轉兵”而並非戰略“轉兵”。正因為如此，紅軍從通道出發占領黎平縣城後，在那裏就進軍方向又發生了一場爭論。
黎平會議再起爭論
通道轉兵後，紅軍避開敵重兵，三天後便順利占領貴州東部的黎平縣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開會，由周恩來主持，李德稱病未到會。博古在會上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李德也托人轉達要堅持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毛澤東、周恩來與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最後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提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會後，周恩來將中央政治局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表示不服，受到周恩來嚴肅批評，其他領導人也不願再聽取這個國際顧問的意見。
在黎平會議上，周恩來的態度具有決定性意義。他是會議的主持者，又是關鍵人物，如果沒有他的認識轉變，黎平會議不可能取得成功。
黎平會議隻有政治局成員參加，各軍團首長沒有到會，不過知道會議決定後，大都表示滿意。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後來總結說：“是我們戰略轉變的開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適宜，決定向遵義前進。”
猴場會議最終結束錯誤計劃
紅軍進入貴州後，各派軍閥自保實力，不敢以主力攔截。1935年元旦前夕，紅軍順利占領猴場這一黔東重鎮。中央機關在鎮中找到的住房條件很好，屋裏還有電話。
到達猴場的當天深夜，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的前進方向。會上博古、李德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紅軍要麽在烏江南岸打遊擊，要麽準備向東拐，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提議馬上被周恩來、毛澤東和其他多數領導人否決。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這個決定明確提出，下一步的立足點是“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
猴場會議通過的這一決定，既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議，又限製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這一決定還使中央紅軍挺進黔北、攻占遵義的正確方針有了實際保障。
紅軍進入廣西北部山區時，不斷有飛機在白天轟炸，部隊隻好轉入夜間行軍。快天亮的時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隊。慢慢地部隊形成了—個規律，晚上行軍，到天亮便宿營。中午敵人追上就打幾個鍾頭，等到黃昏再出發。
如此循環反覆，部隊中的新兵、民夫很不習慣，大批掉隊。剩下的骨幹體力也消耗極大，有的人休息時，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來了。如此疲憊的隊伍，如果再按原計劃去同湘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師，勢必同預伏在那裏的數量比紅軍多五六倍的敵軍再進行一場惡戰，結果隻能是全軍覆沒。
據警衛員回憶，周恩來對李德前一段的指揮錯誤進行了批評，李德不服，兩人用英語爭吵起來，拍桌子都把馬燈震滅了。這時博古也改變了態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這樣，“三人團”內周恩來就負起了指揮責任。周恩來一向謙虛，具有民主作風，他掌握軍事領導權後，馬上聽取過去受冷落的其他領導人的意見。毛澤東也積極提出自己的建議和看法，實際上就此參與了軍事指揮。
通道會議改變進軍方向，卻未解決根本問題
由於周恩來主持了軍委工作，從翻越老山界直至進入貴州，中央領導人經常碰頭。晚間一到宿營地，毛澤東、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商量，周恩來還同一些固執己見的人爭論，遇到重大問題政治局就舉行會議。在行軍中召開這種會議非常簡單，多無記錄，
後來被稱為“飛行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縣城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除“三人團”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外，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也到會，著重討論前進方向。李德、博古仍認為應進入湘西，如會合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毛澤東卻堅決主張放棄原定計劃改向貴州前進。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這一主張，最終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中央紅軍就此轉兵西向，進入貴州境內。
此時的貴州是南方軍閥統治最薄弱的地區，該省軍閥對南京政府有獨立性，省內還分裂為王家烈、侯之擔、猶國材、蔣在珍四派。黔軍多是既帶步槍又帶煙槍的“雙槍兵”，戰鬥力比湘軍、桂軍差得多。紅軍進入那裏能得到一個休整之機，這也是當時唯一的出路。
不過嚴格而論，通道會議隻解決了當時“萬萬火急”要立即解決的進軍路線問題，並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尤其沒有改變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方針，僅是戰術“轉兵”而並非戰略“轉兵”。正因為如此，紅軍從通道出發占領黎平縣城後，在那裏就進軍方向又發生了一場爭論。
黎平會議再起爭論
通道轉兵後，紅軍避開敵重兵，三天後便順利占領貴州東部的黎平縣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開會，由周恩來主持，李德稱病未到會。博古在會上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李德也托人轉達要堅持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毛澤東、周恩來與之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最後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提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會後，周恩來將中央政治局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表示不服，受到周恩來嚴肅批評，其他領導人也不願再聽取這個國際顧問的意見。
在黎平會議上，周恩來的態度具有決定性意義。他是會議的主持者，又是關鍵人物，如果沒有他的認識轉變，黎平會議不可能取得成功。
黎平會議隻有政治局成員參加，各軍團首長沒有到會，不過知道會議決定後，大都表示滿意。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後來總結說：“是我們戰略轉變的開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適宜，決定向遵義前進。”
猴場會議最終結束錯誤計劃
紅軍進入貴州後，各派軍閥自保實力，不敢以主力攔截。1935年元旦前夕，紅軍順利占領猴場這一黔東重鎮。中央機關在鎮中找到的住房條件很好，屋裏還有電話。
到達猴場的當天深夜，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的前進方向。會上博古、李德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紅軍要麽在烏江南岸打遊擊，要麽準備向東拐，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提議馬上被周恩來、毛澤東和其他多數領導人否決。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這個決定明確提出，下一步的立足點是“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
猴場會議通過的這一決定，既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議，又限製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這一決定還使中央紅軍挺進黔北、攻占遵義的正確方針有了實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