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理論卓越更重實踐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主要精力投入實際鬥爭，加之文字翻譯艱難，在馬列主義理論方麵比較薄弱。張聞天則是黨內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他因理論學習成績優異而受共產國際的重用，也曾經迷信過蘇聯的教條。然而一旦深入實踐後，便很快認識到一些教條與中國革命的實際不符。自遵義會議以後三年多時間裏，黨內曾建立了“洛毛合作”的領導體製。在長征和後來的歲月中，張聞天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從，自己有獨立見解並願意不斷探索。他在征途中寫下的重要決議和文件，至今還可看到追求真理的火花。張聞天是理論工作者與實際結合的典範。
第五章 意誌堅如鐵(1)
——王稼祥的“關鍵一票”之謎
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有一位帶著重傷坐擔架走完全程的領導人，那就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負傷的腸子整天流膿，又沒有麻藥和止痛藥，可不僅挺過長征的全程，還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並參與了隨後的軍事指揮。
留學蘇聯五年，擔任中央蘇區重要職務
王稼祥麵容消瘦，總帶著一副金絲眼鏡。他是安徽涇縣人，在家鄉讀小學後又入教會中學。1925年赴滬入上海大學附中並加入共青團，同年10月赴蘇聯。他留學蘇聯五年，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在留學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時的王稼祥沒有參加過國內的實際工作，擁護過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不過他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
1930年王稼祥回國後，於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員護送潛往中央蘇區，隨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
擔架上與毛澤東達成共識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他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受巨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以致最後虛脫，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為醫療條件差，醫生無法取出全部彈片，隻好採取保守療法。
翌年1月，王稼祥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長征出發前，有人主張將他留下，周恩來提出抬也要抬走，並安排了幾名體力強的戰士用擔架抬著他上路。王稼祥後來回憶說，隨軍長徵才保住了生命，若留下來在蘇區，淪陷時斷無生路。
長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隊由8萬多人減少到3萬多人，焦急萬分。這時毛澤東因生病也坐擔架，他們在同行中不斷交談，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
接著，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改由毛澤東領導，馬上得到支持。接著，王稼祥、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朱德和中央其他同誌提出這一見解，並得到普遍贊同。
第一個提出由毛澤東領導紅軍
經過王稼祥的積極努力聯絡，多數領導人都贊同召開一次會議解決軍事領導問題。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繼張聞天、毛澤東發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後，王稼祥接著發言。他係統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錯誤領導後，又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在絕大多數同誌擁護下，會議改選了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在此後多年間，毛澤東曾一再稱讚王稼祥的“關鍵的一票”。
遵義會議後不久，中央紅軍於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統帥機構——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當時紅軍大都在白天行軍，夜間宿營後三人小組才能研究對策並處理指揮事務。
由於坐擔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於中央縱隊的行軍隊伍出發，縱隊到了宿營地很久他才能跟上來。到住地後，他又馬上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研究紅軍的行動方向，並處理文電，幾乎夜夜難以休息，隻有白天行軍時才能躺在擔架上睡一會兒。
幾經病危，神奇地堅持完長征
坐擔架行軍存在的最大危險，便是突遇空襲時不便迅速隱蔽。別人跑到路邊躲藏，王稼祥隻能坐在擔架上，看著敵機投彈和掃射。過夾金山後，有一次敵機投下的炸彈落到他的擔架旁邊，主治醫生不幸犧牲。過草地遇風雨交加，又沒有房屋，王稼祥便打開擔架上那塊僅有的雨布，讓擔架員、警衛和衛生員同他擠在一起，用體溫相互取暖。不過王稼祥仍在擔架上草擬並交代了對敵軍宣傳和鼓動部隊的一些綱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
參加長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領導人中唯一的重傷員，腹腔內的一些彈片和腐骨無法取出。長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膿，隻好插上一個橡皮管子，使膿液排出體外。由於沒有止痛藥，隻能用鹽水消毒，每天換藥時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長征途中的很多道路艱難，到了險要路段，王稼祥為了減輕擔架員負擔，經常硬撐著下來自己行走或騎馬。爬雪山，他就堅持在警衛員攙扶下走了過來。一次他自己起來活動時，橡皮管子掉進傷口，到貴州時蛔蟲還從傷口中爬出，病情演化成膿敗血症發高燒。他幾經病危，又都被搶救過來，但身體略有好轉又繼續堅持工作。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主要精力投入實際鬥爭，加之文字翻譯艱難，在馬列主義理論方麵比較薄弱。張聞天則是黨內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他因理論學習成績優異而受共產國際的重用，也曾經迷信過蘇聯的教條。然而一旦深入實踐後，便很快認識到一些教條與中國革命的實際不符。自遵義會議以後三年多時間裏，黨內曾建立了“洛毛合作”的領導體製。在長征和後來的歲月中，張聞天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從，自己有獨立見解並願意不斷探索。他在征途中寫下的重要決議和文件，至今還可看到追求真理的火花。張聞天是理論工作者與實際結合的典範。
第五章 意誌堅如鐵(1)
——王稼祥的“關鍵一票”之謎
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有一位帶著重傷坐擔架走完全程的領導人，那就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負傷的腸子整天流膿，又沒有麻藥和止痛藥，可不僅挺過長征的全程，還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並參與了隨後的軍事指揮。
留學蘇聯五年，擔任中央蘇區重要職務
王稼祥麵容消瘦，總帶著一副金絲眼鏡。他是安徽涇縣人，在家鄉讀小學後又入教會中學。1925年赴滬入上海大學附中並加入共青團，同年10月赴蘇聯。他留學蘇聯五年，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在留學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時的王稼祥沒有參加過國內的實際工作，擁護過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不過他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
1930年王稼祥回國後，於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員護送潛往中央蘇區，隨後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
擔架上與毛澤東達成共識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他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受巨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以致最後虛脫，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為醫療條件差，醫生無法取出全部彈片，隻好採取保守療法。
翌年1月，王稼祥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長征出發前，有人主張將他留下，周恩來提出抬也要抬走，並安排了幾名體力強的戰士用擔架抬著他上路。王稼祥後來回憶說，隨軍長徵才保住了生命，若留下來在蘇區，淪陷時斷無生路。
長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隊由8萬多人減少到3萬多人，焦急萬分。這時毛澤東因生病也坐擔架，他們在同行中不斷交談，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
接著，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改由毛澤東領導，馬上得到支持。接著，王稼祥、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朱德和中央其他同誌提出這一見解，並得到普遍贊同。
第一個提出由毛澤東領導紅軍
經過王稼祥的積極努力聯絡，多數領導人都贊同召開一次會議解決軍事領導問題。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繼張聞天、毛澤東發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後，王稼祥接著發言。他係統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錯誤領導後，又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在絕大多數同誌擁護下，會議改選了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在此後多年間，毛澤東曾一再稱讚王稼祥的“關鍵的一票”。
遵義會議後不久，中央紅軍於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統帥機構——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當時紅軍大都在白天行軍，夜間宿營後三人小組才能研究對策並處理指揮事務。
由於坐擔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於中央縱隊的行軍隊伍出發，縱隊到了宿營地很久他才能跟上來。到住地後，他又馬上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研究紅軍的行動方向，並處理文電，幾乎夜夜難以休息，隻有白天行軍時才能躺在擔架上睡一會兒。
幾經病危，神奇地堅持完長征
坐擔架行軍存在的最大危險，便是突遇空襲時不便迅速隱蔽。別人跑到路邊躲藏，王稼祥隻能坐在擔架上，看著敵機投彈和掃射。過夾金山後，有一次敵機投下的炸彈落到他的擔架旁邊，主治醫生不幸犧牲。過草地遇風雨交加，又沒有房屋，王稼祥便打開擔架上那塊僅有的雨布，讓擔架員、警衛和衛生員同他擠在一起，用體溫相互取暖。不過王稼祥仍在擔架上草擬並交代了對敵軍宣傳和鼓動部隊的一些綱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
參加長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領導人中唯一的重傷員，腹腔內的一些彈片和腐骨無法取出。長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膿，隻好插上一個橡皮管子，使膿液排出體外。由於沒有止痛藥，隻能用鹽水消毒，每天換藥時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長征途中的很多道路艱難，到了險要路段，王稼祥為了減輕擔架員負擔，經常硬撐著下來自己行走或騎馬。爬雪山，他就堅持在警衛員攙扶下走了過來。一次他自己起來活動時，橡皮管子掉進傷口，到貴州時蛔蟲還從傷口中爬出，病情演化成膿敗血症發高燒。他幾經病危，又都被搶救過來，但身體略有好轉又繼續堅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