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給子女們立下這樣一條規矩：結婚以後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單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兒女們都理解他的這番用心：父母這裏生活條件優越，各種待遏優厚，這是黨和國家為了照顧他們為革命所作的貢獻而給予的。自己結了婚、成了家，應該獨立生活，而不應該再沾父母的光。
1970年以來，劉伯承的6個子女先後結婚，他們都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節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太行同工人的女兒肖玉蘭結婚後，住在工作單位分配給他的一間9平方米的房子裏，廚房、廁所公用。肖玉蘭生了孩子，她的媽媽從湖南老家來照顧她。房子實在住不下，領導上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方米的套間，廚房、廁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榮華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看望太行一家人。太行在延安上幼兒園時，由康克清照管，太行是喊著“康媽媽”長大的。肖玉蘭的媽媽對來看望的兩位大姐說：“您看這麽擠，沒地方坐，沒地方站。”汪榮華拉著親家的手說：“單論住房子，城裏甚至不如鄉下，現在群眾還有三代人同住一間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著說：“這比延安時候好多了。那時候我把太行從幼兒園領回來，還不是我和朱老總睡床，他就睡在拚起來的椅子上。”
肖玉蘭在北京西郊的一所軍隊醫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個多小時，太行工作單位離家較遠，不能天天回來，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醫院去住，但是醫院解決住房也有困難。肖玉蘭見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請婆婆出麵。汪榮華聽了態度很堅決：“這種事我不能管！”
劉伯承的二女兒彌群結婚時，隻在機關舉行了簡單的婚禮。事後，劉伯承提出用一個星期天，全家歡聚，慶賀彌群夫婦新婚。不巧，彌群所在單位利用那個星期天組織義務勞動。彌群有些為難地把這事告訴了父親，劉伯承風趣地說：“家規依從國法，個人服從組織嘛！”
劉伯承的三女兒解先入黨前，她所在單位的黨組織派人到家裏來徵詢劉伯承的意見。劉伯承非常認真地說：“如果你們要了解她在家裏的表現，我可以向你們介紹；但你們問我她能否入黨，那完全是黨組織的事，我不能發表任何意見。”
劉伯承的長孫降生時，他已雙目失明，年滿八旬。他非常高興地給孫子起了名字，並催著汪榮華趕快把名字告訴兒媳婦。家裏人每次把小孫孫抱到他麵前，他都慈祥地撫摸著孩子胖乎乎的臉蛋。但就是對全家的這個寶貝疙瘩，劉伯承夫婦也嚴格要求，使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沒有什麽兩樣。孩子在媽媽醫院的幼兒園裏長大，在一所普通小學上學，隨後又考進西郊一所普通中學，口袋裏揣著月票，脖子上掛著鑰匙。
劉伯承對子女處處嚴格要求，為的是培養他們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品德。他常常對子女們說：“勤能補拙，儉以養廉，廉潔的品行要靠平時儉樸的生活養成。隻有工作上廉潔奉公，政治上才能無私無畏。”
在家裏，劉伯承冬天經常穿著袖口磨破、領口洗得發白的舊衣服，穿一雙家製的黑色布棉鞋。他的一件毛衣，袖時都破了，還一直穿在身上。夫人汪榮華看到這件毛衣實在不能穿了，便給他買了一件新的。他接過新毛衣，看了看，又放在桌上，說：“我這件舊的，補補還可以穿嘛，何必花錢買新的。”仍然捨不得把舊毛衣脫下來。
劉伯承孩子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縫縫補補給老三。老五劉蒙上中學了，穿的還是姐姐穿過的女式黃軍裝。有一天，阿蒙放學回到家裏，嘟著嘴對汪榮華說：“媽媽，以後我不穿姐姐的黃軍裝了，同學們都笑話我。”
汪榮華仔細端詳著兒子：挺高的個頭，穿一身女式黃軍裝，模樣確實很滑稽。她忍不住笑了起來，說：“是啊，你長大了！等這件衣服穿破了，媽媽再也不讓你穿姐姐們的衣服了。”
生活上劉伯承對子女嚴格要求，學習上更是毫不放鬆。他一再勉勵子女們刻苦讀書，掌握真本領，腳踏實地為人民服務，但不一定要當官。他嚴肅地告誡子女：“沒有那個大德大才就不要去當那個官，即使當上了，也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
1962年，他看到教育部的一個通報後，寫信給長子太行說，這次教育部通報了一個高等學校的調查，“成績優良者10人：8個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一個是農民兒子，一個是右派之子。而幹部子女則一個也沒有——可能這是不全麵的調查，但是要警覺。幹部子女生活優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認為學習沒有意思，自甘落後。這必須大力教育，扭轉某些落後的幹部子女的壞意識，才能繼承發揚革命傳統。”就在這封信中，劉伯承問太行：“謙虛謹慎習慣在修養否？”
劉伯承經常對子女們說：“我打了一輩子仗，身邊沒有什麽私人財產好繼承。你們也不能靠著我劉伯承這塊牌子生活。你們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強不息。”他雙目失明以後，有一次讓幼子太遲扶著他在院子裏散步。突然間，他掙脫了太遲的手，自己摸索著向前走去，邊走邊對太遲說：“這叫什麽，這就叫自強不息。我80多歲還要自強不息，你們年輕人更要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啊！”然後，他又語重心長地告誡太遲：“我們是打掃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戲要靠你們。你們要想唱好戲，就要好好學習，唱戲要靠真本事。”
1970年以來，劉伯承的6個子女先後結婚，他們都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節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太行同工人的女兒肖玉蘭結婚後，住在工作單位分配給他的一間9平方米的房子裏，廚房、廁所公用。肖玉蘭生了孩子，她的媽媽從湖南老家來照顧她。房子實在住不下，領導上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方米的套間，廚房、廁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榮華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看望太行一家人。太行在延安上幼兒園時，由康克清照管，太行是喊著“康媽媽”長大的。肖玉蘭的媽媽對來看望的兩位大姐說：“您看這麽擠，沒地方坐，沒地方站。”汪榮華拉著親家的手說：“單論住房子，城裏甚至不如鄉下，現在群眾還有三代人同住一間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著說：“這比延安時候好多了。那時候我把太行從幼兒園領回來，還不是我和朱老總睡床，他就睡在拚起來的椅子上。”
肖玉蘭在北京西郊的一所軍隊醫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個多小時，太行工作單位離家較遠，不能天天回來，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醫院去住，但是醫院解決住房也有困難。肖玉蘭見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請婆婆出麵。汪榮華聽了態度很堅決：“這種事我不能管！”
劉伯承的二女兒彌群結婚時，隻在機關舉行了簡單的婚禮。事後，劉伯承提出用一個星期天，全家歡聚，慶賀彌群夫婦新婚。不巧，彌群所在單位利用那個星期天組織義務勞動。彌群有些為難地把這事告訴了父親，劉伯承風趣地說：“家規依從國法，個人服從組織嘛！”
劉伯承的三女兒解先入黨前，她所在單位的黨組織派人到家裏來徵詢劉伯承的意見。劉伯承非常認真地說：“如果你們要了解她在家裏的表現，我可以向你們介紹；但你們問我她能否入黨，那完全是黨組織的事，我不能發表任何意見。”
劉伯承的長孫降生時，他已雙目失明，年滿八旬。他非常高興地給孫子起了名字，並催著汪榮華趕快把名字告訴兒媳婦。家裏人每次把小孫孫抱到他麵前，他都慈祥地撫摸著孩子胖乎乎的臉蛋。但就是對全家的這個寶貝疙瘩，劉伯承夫婦也嚴格要求，使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沒有什麽兩樣。孩子在媽媽醫院的幼兒園裏長大，在一所普通小學上學，隨後又考進西郊一所普通中學，口袋裏揣著月票，脖子上掛著鑰匙。
劉伯承對子女處處嚴格要求，為的是培養他們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品德。他常常對子女們說：“勤能補拙，儉以養廉，廉潔的品行要靠平時儉樸的生活養成。隻有工作上廉潔奉公，政治上才能無私無畏。”
在家裏，劉伯承冬天經常穿著袖口磨破、領口洗得發白的舊衣服，穿一雙家製的黑色布棉鞋。他的一件毛衣，袖時都破了，還一直穿在身上。夫人汪榮華看到這件毛衣實在不能穿了，便給他買了一件新的。他接過新毛衣，看了看，又放在桌上，說：“我這件舊的，補補還可以穿嘛，何必花錢買新的。”仍然捨不得把舊毛衣脫下來。
劉伯承孩子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縫縫補補給老三。老五劉蒙上中學了，穿的還是姐姐穿過的女式黃軍裝。有一天，阿蒙放學回到家裏，嘟著嘴對汪榮華說：“媽媽，以後我不穿姐姐的黃軍裝了，同學們都笑話我。”
汪榮華仔細端詳著兒子：挺高的個頭，穿一身女式黃軍裝，模樣確實很滑稽。她忍不住笑了起來，說：“是啊，你長大了！等這件衣服穿破了，媽媽再也不讓你穿姐姐們的衣服了。”
生活上劉伯承對子女嚴格要求，學習上更是毫不放鬆。他一再勉勵子女們刻苦讀書，掌握真本領，腳踏實地為人民服務，但不一定要當官。他嚴肅地告誡子女：“沒有那個大德大才就不要去當那個官，即使當上了，也不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
1962年，他看到教育部的一個通報後，寫信給長子太行說，這次教育部通報了一個高等學校的調查，“成績優良者10人：8個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一個是農民兒子，一個是右派之子。而幹部子女則一個也沒有——可能這是不全麵的調查，但是要警覺。幹部子女生活優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認為學習沒有意思，自甘落後。這必須大力教育，扭轉某些落後的幹部子女的壞意識，才能繼承發揚革命傳統。”就在這封信中，劉伯承問太行：“謙虛謹慎習慣在修養否？”
劉伯承經常對子女們說：“我打了一輩子仗，身邊沒有什麽私人財產好繼承。你們也不能靠著我劉伯承這塊牌子生活。你們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強不息。”他雙目失明以後，有一次讓幼子太遲扶著他在院子裏散步。突然間，他掙脫了太遲的手，自己摸索著向前走去，邊走邊對太遲說：“這叫什麽，這就叫自強不息。我80多歲還要自強不息，你們年輕人更要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啊！”然後，他又語重心長地告誡太遲：“我們是打掃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戲要靠你們。你們要想唱好戲，就要好好學習，唱戲要靠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