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講講，城裏怎麽樣？聽說國防部大樓也被沖了，這還得了！還有賀鬍子，你這兩天見到他沒有？少奇、小平同誌也還好嗎？??”。劉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許多問題。
陳毅告訴他，賀龍的日子很不好過，林彪、江青罵他“不是好人”，康生誣陷他搞“兵變”；劉少奇、鄧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過，林彪、江青已經給他們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大帽子。至於沖國防部大樓的事，等一會兒問問劉誌堅就清楚了。
這時，秘書進來向劉伯承報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3位元帥，以及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副主任劉誌堅都來了。
在會客室裏，陳毅對劉誌堅大聲招呼道：“誌堅吶，沖國防部是怎麽一回事啊？”劉伯承也催促說：“是呀，現在恐怕隻有你還有點發言權，快講講吧！”
劉誌堅望著在座5位元帥焦急的麵容，心裏很是感動。他詳細匯報了個別軍隊院校造反派衝擊國防部製造事端的全過程。會客室裏籠罩著一種令人壓抑的沉悶空氣。
現在，黨的各級組織已經被沖亂了，政府各個部門也已經被沖亂了。人民解放軍一定不能亂。如果把軍隊也沖亂了，後果將不堪設想。5位元帥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陰謀策劃與指揮下，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一時間，“一月革命”的奪權之風在全國各地颳起。
軍隊決不能奪權，軍隊必須保持穩定，解決這個問題已是刻不容緩。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和劉伯承，又聚在一起談到深夜。他們一致認為，在非常時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須搞出幾條命令才行。應明確規定軍隊不準奪權，不準隨意揪鬥各級領導幹部，不準成立所謂的戰鬥組織等。最後，他們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條命令，上送毛澤東審批。1月28日，“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經毛澤東親自簽發，迅速傳到全軍。
然而，鬥爭遠遠沒有結束。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這幾位元帥視為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他們一直在窺測方向，尋找時機，圖謀把這幾位元帥整倒。
2月中旬，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人，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錯誤做法強烈不滿，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中共中央碰頭會上，與林彪、江青等人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實真相，顛倒黑白，把元帥們的抗爭誣衊為“二月逆流”，隨即發動了一連串的批鬥與圍攻。不久，聶榮臻病倒了，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
正在總醫院治療眼疾的劉伯承聞訊，不顧左眼接近失明，摸索著來到聶榮臻的病房。他緊緊握住聶榮臻的手，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良久，才說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這在平常情況下隻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話，可在那種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它的意義和力量是難以估算的。事過19年後，聶榮臻還滿懷感激地說：當時我身處逆境，“老戰友的這種安慰是多麽珍貴！”
7月，劉伯承眼疾加重，經周恩來總理批準，赴濟南治療。
後因濟南社會秩序混亂，住地很不安寧，在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的建議下，又轉赴南京、上海治療。治療期間，他常常對前來看望他的部隊領導幹部說，軍隊一定要保持穩定，一定要防止過火的行動，內部要團結、不要出亂子。他還用歷史上內憂外患的事例反覆強調：內憂與外患總是聯繫著的：沒有內憂，必無外患；如有內憂，終有外患。最要緊的是內部要一致，時刻警惕帝、修、反鑽空子，在混亂中搞我們。
10月，劉伯承回到北京。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他“眼不見心也煩”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製造了所謂的“楊、餘、傅事件”，誣陷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撲”。
並羅織罪名，撤銷了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將餘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對於這樣一個重大事件，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曉。對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難以理解。於是，便坐車到葉劍英那裏了解事實真相。葉劍英告訴他，由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已經取代了軍委常委會。今後，軍委常委將不會再開會了。聽罷葉劍英的話，他默然不語，低頭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擅自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黃永勝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的名義，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的許多老同誌強行疏散到外地。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到開封，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則到武漢。
接到通知的當天，劉伯承向周恩來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願意留在北京，給軍委和總部當個參謀。如不行，就服從組織決定。10月20日，他處理了文件資料後始去武漢。以後，又由武漢轉赴上海。在上海，他繼續治療視力極其微弱的左眼。
陳毅告訴他，賀龍的日子很不好過，林彪、江青罵他“不是好人”，康生誣陷他搞“兵變”；劉少奇、鄧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過，林彪、江青已經給他們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大帽子。至於沖國防部大樓的事，等一會兒問問劉誌堅就清楚了。
這時，秘書進來向劉伯承報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3位元帥，以及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副主任劉誌堅都來了。
在會客室裏，陳毅對劉誌堅大聲招呼道：“誌堅吶，沖國防部是怎麽一回事啊？”劉伯承也催促說：“是呀，現在恐怕隻有你還有點發言權，快講講吧！”
劉誌堅望著在座5位元帥焦急的麵容，心裏很是感動。他詳細匯報了個別軍隊院校造反派衝擊國防部製造事端的全過程。會客室裏籠罩著一種令人壓抑的沉悶空氣。
現在，黨的各級組織已經被沖亂了，政府各個部門也已經被沖亂了。人民解放軍一定不能亂。如果把軍隊也沖亂了，後果將不堪設想。5位元帥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陰謀策劃與指揮下，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一時間，“一月革命”的奪權之風在全國各地颳起。
軍隊決不能奪權，軍隊必須保持穩定，解決這個問題已是刻不容緩。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和劉伯承，又聚在一起談到深夜。他們一致認為，在非常時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須搞出幾條命令才行。應明確規定軍隊不準奪權，不準隨意揪鬥各級領導幹部，不準成立所謂的戰鬥組織等。最後，他們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條命令，上送毛澤東審批。1月28日，“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經毛澤東親自簽發，迅速傳到全軍。
然而，鬥爭遠遠沒有結束。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這幾位元帥視為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他們一直在窺測方向，尋找時機，圖謀把這幾位元帥整倒。
2月中旬，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人，由於對“文化大革命”的許多錯誤做法強烈不滿，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中共中央碰頭會上，與林彪、江青等人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實真相，顛倒黑白，把元帥們的抗爭誣衊為“二月逆流”，隨即發動了一連串的批鬥與圍攻。不久，聶榮臻病倒了，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
正在總醫院治療眼疾的劉伯承聞訊，不顧左眼接近失明，摸索著來到聶榮臻的病房。他緊緊握住聶榮臻的手，千言萬語一時不知從何說起。良久，才說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這在平常情況下隻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話，可在那種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它的意義和力量是難以估算的。事過19年後，聶榮臻還滿懷感激地說：當時我身處逆境，“老戰友的這種安慰是多麽珍貴！”
7月，劉伯承眼疾加重，經周恩來總理批準，赴濟南治療。
後因濟南社會秩序混亂，住地很不安寧，在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的建議下，又轉赴南京、上海治療。治療期間，他常常對前來看望他的部隊領導幹部說，軍隊一定要保持穩定，一定要防止過火的行動，內部要團結、不要出亂子。他還用歷史上內憂外患的事例反覆強調：內憂與外患總是聯繫著的：沒有內憂，必無外患；如有內憂，終有外患。最要緊的是內部要一致，時刻警惕帝、修、反鑽空子，在混亂中搞我們。
10月，劉伯承回到北京。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他“眼不見心也煩”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製造了所謂的“楊、餘、傅事件”，誣陷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撲”。
並羅織罪名，撤銷了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將餘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對於這樣一個重大事件，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曉。對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難以理解。於是，便坐車到葉劍英那裏了解事實真相。葉劍英告訴他，由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已經取代了軍委常委會。今後，軍委常委將不會再開會了。聽罷葉劍英的話，他默然不語，低頭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擅自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黃永勝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的名義，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的許多老同誌強行疏散到外地。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到開封，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則到武漢。
接到通知的當天，劉伯承向周恩來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願意留在北京，給軍委和總部當個參謀。如不行，就服從組織決定。10月20日，他處理了文件資料後始去武漢。以後，又由武漢轉赴上海。在上海，他繼續治療視力極其微弱的左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