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劉泊承總是認真貫徹、堅決照辦，從來不打折扣、不講價錢。他曾經謙虛地說：“我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麽行，但在組織上我是服從的。”
有一個時期，劉伯承聽到有人反映，說軍事學院因為有德高望重的劉伯承院長，不認真執行總參、總政、總幹和軍訓部等幾總部的指示。這個反映雖然未必屬實，但卻引起了他的重視，他更加嚴格地教育部屬不許打著他的旗號對上級領導機關講價錢、推客觀、請求額外照顧。
當時，總參、總政、總幹和軍訓部等領導機關經常派工作組到軍事學院調查研究、檢查工作。劉伯承每次都指示有關部門熱情接待，如實匯報情況，主動配合他們搞好工作。他還親自向工作組匯報，徵求對學院、對他本人的意見。
遇到這種情況，工作組的成員感到很不好意思。劉伯承笑著說：“有啥子話就說嘛！你們是代表上級領導機關的，站得高，看得遠，掌握著全局，要把意見留下來，不要帶走嘛！”
軍事學院的重大工作，諸如訓練大綱、教學計劃、開辦各軍兵種學員係、開展各項運動等等，劉伯承都事先向中央軍委請示，事後向中央軍委報告。
1954年1月15日，劉伯承在全軍高幹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題目是《我在學習黨的總路線中對同防現代化的一些見解》。這篇發言的內容分五個方麵：（一）關於國家工業化與國防現代化的關係。
他認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一是實現國防現代化。也就是建設社會主義與保衛社會主義的兩大任務。在黨的統一集中領導下，地方主要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軍隊主要是在國家統一規劃下，實現國防現代化。也就是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而奮鬥。隻有國家工業化，國防現代化才有物質基礎；也隻有國防現代化，國家工業化才有保障。忽視任何一麵，都是不可容許的。
（二）在國防現代化中加強黨的統一集中領導，堅持政治工作製度。
他強調，國家工業化與國防現代化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實現。任何人不管是有意地無意地離開了黨的領導，傷害了黨的領導，破壞了黨的團結.將來就會造成歷史上不可容許的罪惡。現在我們必須保持發揚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如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思想領導，群眾路線，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有所發展，才能實現正規化現代化的目標。國防建設中有三大問題——兵員問題、軍械軍需問題、幹部問題，都必須在黨統一集中領導之下軍隊與地方合作。將來實行義務兵役，也需要在中共中央統一集中領導之下，從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區到盛市、縣的民政部門與軍隊密切配合，才能實行得好。
（三）現代化國防軍在統一集中指揮協同動作下的組織與訓練問題。
他指出：現代化國防軍，人數眾多、裝備複雜，必須統一意誌、協同動作，這部機器才能正常運轉，發揮功能。根據中央軍委擬定的全軍幹部訓練製度草案，他強調，訓練就是教戰，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備戰工作。訓練有軍隊訓練，有幹部訓練，而幹部訓練尤為重要。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類各級幹部學校，包括培養指揮幹部、技術幹部、政治幹部、行政幹部的學校，而且各自又應分為初、中、高不同的層次，形成一個院校網，使全軍幹部訓練全麵開展起來。
（四）國防現代化與培養高級將領的重要性。
他提出：我們黨高級的政治幹部、將領幹部都是國家棟樑之材，安危所係的人物，在領導國家工業化與國防現代化中都是如此。我們黨在組織上、訓練上培養高級將領幹部太重要了。為此，他提出軍事學院準備開辦戰役係的打算，並誠懇地點出了楊得誌、張愛萍、肖克、肖華、鄧華、李達、葉飛等10個人的名字，希望他們都能來戰役係學習。
（五）理論與實際結合，學習外國先進軍事科學。
劉伯承闡述了理論與實際結合，學習外國先進軍事科學的意義，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最大關鍵，還是要在實踐之中。此時隻能教以主觀與客觀符合的思想方法。”這個觀點，就是劉伯承一再強調的：在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方針時，著重點應有所不同，學員入學時鼓勵學進去，反對經驗主義；學員畢業時提倡去實踐，克服教條主義。首先是學進去，爾後是扯出來。
這個“見解”，是劉伯承對於國防現代化所作的全麵、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發言。發言所闡述的一係列觀點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會同誌一致認為，他想得深、看得遠，所提建議是完全可行的。對國防現代化建設中許多爭論不休與混淆不清的問題，畫出了一個解決的輪廓。
1月26日，全國軍事係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閉幕。朱德致了閉幕詞，彭德懷作了總結髮言。
這次會議之後，軍事學院的訓練工作和全軍的訓練工作一樣，進入了一個興旺發達的“黃金時期”。
第四節組織國家考試
全軍高幹會議結束之後，劉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這是揭露和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增強黨的團結統一，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線貫徹實施的一次重要會議。
有一個時期，劉伯承聽到有人反映，說軍事學院因為有德高望重的劉伯承院長，不認真執行總參、總政、總幹和軍訓部等幾總部的指示。這個反映雖然未必屬實，但卻引起了他的重視，他更加嚴格地教育部屬不許打著他的旗號對上級領導機關講價錢、推客觀、請求額外照顧。
當時，總參、總政、總幹和軍訓部等領導機關經常派工作組到軍事學院調查研究、檢查工作。劉伯承每次都指示有關部門熱情接待，如實匯報情況，主動配合他們搞好工作。他還親自向工作組匯報，徵求對學院、對他本人的意見。
遇到這種情況，工作組的成員感到很不好意思。劉伯承笑著說：“有啥子話就說嘛！你們是代表上級領導機關的，站得高，看得遠，掌握著全局，要把意見留下來，不要帶走嘛！”
軍事學院的重大工作，諸如訓練大綱、教學計劃、開辦各軍兵種學員係、開展各項運動等等，劉伯承都事先向中央軍委請示，事後向中央軍委報告。
1954年1月15日，劉伯承在全軍高幹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題目是《我在學習黨的總路線中對同防現代化的一些見解》。這篇發言的內容分五個方麵：（一）關於國家工業化與國防現代化的關係。
他認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一是實現國防現代化。也就是建設社會主義與保衛社會主義的兩大任務。在黨的統一集中領導下，地方主要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軍隊主要是在國家統一規劃下，實現國防現代化。也就是為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國防軍而奮鬥。隻有國家工業化，國防現代化才有物質基礎；也隻有國防現代化，國家工業化才有保障。忽視任何一麵，都是不可容許的。
（二）在國防現代化中加強黨的統一集中領導，堅持政治工作製度。
他強調，國家工業化與國防現代化必須在黨的領導之下才能實現。任何人不管是有意地無意地離開了黨的領導，傷害了黨的領導，破壞了黨的團結.將來就會造成歷史上不可容許的罪惡。現在我們必須保持發揚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如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思想領導，群眾路線，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有所發展，才能實現正規化現代化的目標。國防建設中有三大問題——兵員問題、軍械軍需問題、幹部問題，都必須在黨統一集中領導之下軍隊與地方合作。將來實行義務兵役，也需要在中共中央統一集中領導之下，從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區到盛市、縣的民政部門與軍隊密切配合，才能實行得好。
（三）現代化國防軍在統一集中指揮協同動作下的組織與訓練問題。
他指出：現代化國防軍，人數眾多、裝備複雜，必須統一意誌、協同動作，這部機器才能正常運轉，發揮功能。根據中央軍委擬定的全軍幹部訓練製度草案，他強調，訓練就是教戰，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備戰工作。訓練有軍隊訓練，有幹部訓練，而幹部訓練尤為重要。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類各級幹部學校，包括培養指揮幹部、技術幹部、政治幹部、行政幹部的學校，而且各自又應分為初、中、高不同的層次，形成一個院校網，使全軍幹部訓練全麵開展起來。
（四）國防現代化與培養高級將領的重要性。
他提出：我們黨高級的政治幹部、將領幹部都是國家棟樑之材，安危所係的人物，在領導國家工業化與國防現代化中都是如此。我們黨在組織上、訓練上培養高級將領幹部太重要了。為此，他提出軍事學院準備開辦戰役係的打算，並誠懇地點出了楊得誌、張愛萍、肖克、肖華、鄧華、李達、葉飛等10個人的名字，希望他們都能來戰役係學習。
（五）理論與實際結合，學習外國先進軍事科學。
劉伯承闡述了理論與實際結合，學習外國先進軍事科學的意義，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最大關鍵，還是要在實踐之中。此時隻能教以主觀與客觀符合的思想方法。”這個觀點，就是劉伯承一再強調的：在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方針時，著重點應有所不同，學員入學時鼓勵學進去，反對經驗主義；學員畢業時提倡去實踐，克服教條主義。首先是學進去，爾後是扯出來。
這個“見解”，是劉伯承對於國防現代化所作的全麵、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發言。發言所闡述的一係列觀點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會同誌一致認為，他想得深、看得遠，所提建議是完全可行的。對國防現代化建設中許多爭論不休與混淆不清的問題，畫出了一個解決的輪廓。
1月26日，全國軍事係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閉幕。朱德致了閉幕詞，彭德懷作了總結髮言。
這次會議之後，軍事學院的訓練工作和全軍的訓練工作一樣，進入了一個興旺發達的“黃金時期”。
第四節組織國家考試
全軍高幹會議結束之後，劉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這是揭露和批判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增強黨的團結統一，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線貫徹實施的一次重要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