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一個早晨，劉伯承來到下關輪渡碼頭，與送行的人員一一握手告別。這時，人們突然發現他身後還跟著兩個人，一個是翻譯室主任，另一個是學術編輯部的編輯。
“院長休假，帶他倆去幹什麽呢！”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
劉伯承看到大家的這種神情，開口笑了，風趣地說：“他倆是跟我要帳的。等到了大連，我還他們的帳。”
原來，劉伯承很早就想抽出一段空暇時間，把軍訓部交給他審定的《蘇聯紅軍野戰條令》校譯一遍。這本條令，總結了蘇聯衛國戰爭的經驗，闡述了諸軍兵種合成作戰的概則，在當時有一定的參考與借鑑作用。於是，他決定利用這次假期，帶這兩個助手共同完成這項任務。
劉伯承等人乘渡船到達浦口車站，坐上了北去的列車。在車廂裏，劉伯承向協助他工作的兩個助手交待說：“這本條令我搞過好幾遍了，但總是不大放心，因為它是全院最基本的教材。這次，我們把它從頭到尾認真校譯一遍，要從翻譯角度上，從軍事學術、軍事術語和文字表達上，一字一句仔細推敲，做到內容準確、文字清通。這樣，才能使學的人容易接受下來，教的人也可避免以訛傳訛，貽患於後。我們爭取一個月左右搞好，再向中央軍委寫個報告，請示正式頒布使用。”
車到大連，劉伯承住進老虎灘療養院。說是療養，其實隻是換了個工作場所。每天清晨，他到海灘上散一會步，吃過早飯就投人工作。他把俄文版的條令反覆閱讀，然後與譯稿對照比較，檢查澤得準確與否。發現有矛盾、有出入的地方，就和兩個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達才準確恰當。
劉伯承作風民主，學術上更是善於取長補短。他積極鼓勵兩個助手開動腦筋、獨立思考，敢於爭論問題，而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們說對了，他會豁達地哈哈大笑，說：”你們說得對，我鑽牛角尖，鑽進去出不來，被你們一句話點破了。”他們說錯了，他也從不責怪，總是笑著說：“恐怕不是這個意思，你們再想想看。”遇到疑難之處，他和他們反覆推敲。有時他還講些歷史典故和戰例，啟發他們思索，尋求一致滿意的正確答案。如果各執己見，誰也說服不了準，他就把問題“掛起來”，讓他們各自準備材料，找出根據，次日再討論。有時夜深了，他還披衣起來，到兩個助手的房間，和他們繼續探討白天爭而未決的問題。
劉伯承治學態度嚴謹，鑽研問題細緻入微。他對每一個軍事術語的譯法，都反覆思索，仔細推敲。既考慮到它的準確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常說：“什麽文章也沒有軍事文章更具有美學價值。因為每個字都關係到戰場上的勝負，關係到軍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輕易下筆，筆重千鈞啊！”他很讚賞近代翻譯家嚴復提出的理論，一篇好的翻譯文章應該做到三個字：“信、達、雅”。但是，對這三個字，他融進了自己的解釋。
他認為，“信”就是準確無誤，忠實於原著；“達”就是講究修辭，講究語法；“雅”就是文字雋永，行文似流水。他還把做翻譯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兩國文字“結婚”的工作。兩國文字“結婚”，應該生出一個漂亮的“混血兒”，不應該生出一個“醜八怪”來。他與兩個助手在討論條令中關於陸軍與海軍艦隊的協同動作時，對“以火力協助陸軍瀕海翼側的部隊”中的“瀕海”一詞，就是把它與“濱海”、“臨海”、“沿海”、“近海”等幾個詞反覆研究比較，最後才確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衝鋒”改成“衝擊”，也是在這次校譯中定下來的。
日復一日，劉伯承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毛筆，整天伏案工作。時間一久，他僅存的一隻眼睛就不住地流淚，眼球上也布滿了血絲。但是，他毫不鬆懈，堅持把20多萬字的條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譯出來。
為了指導學員學好這本條令，他還寫了一個6000多字的“中文譯本說明”，在總結軍事學院教學和吸取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的基礎上，有重點地闡述了院校教學和部隊訓練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何理論聯繫實際，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如何重視集中統一，組織諸兵種協同動作；如何以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為指針，從中學習關於軍隊建設和軍隊指揮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其間，劉伯承對協助他工作的兩個助手，照顧得十分周到，讓他們與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飯。天氣涼了，還給他們送去毛衣。
偶有餘暇，劉伯承也陪兩位助手遊覽大連的公園和名勝。在旅順口的高崗上，他遙望要塞四周，見這裏地勢險要，設施完備，進出港灣的海上通道細如咽喉。他手指著旅順要塞，向隨行者問道：“你們看過《旅順口》1這部小說嗎？這部小說反映了日俄戰爭中的一些戰役戰術特點。”接著，他根據小說的內容，對照現地講起了當年日俄戰爭的情況。
夏去秋來。劉伯承寫完“中文譯本說明”之後，又擬定了給中央軍委的關於請示出版此書的報告，還題寫了書名——《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規定了版本樣式、印刷規格、封麵裝潢等具體事宜。最後，要求兩個助手認真做好校對工作，不要錯一個字，並囑咐說：“這本條令是軍訓部組織譯出來的，封麵上一定要印上‘軍事訓練部譯稿’，然後再贏軍事學院校譯出版’。”
“院長休假，帶他倆去幹什麽呢！”大家都有些疑惑不解。
劉伯承看到大家的這種神情，開口笑了，風趣地說：“他倆是跟我要帳的。等到了大連，我還他們的帳。”
原來，劉伯承很早就想抽出一段空暇時間，把軍訓部交給他審定的《蘇聯紅軍野戰條令》校譯一遍。這本條令，總結了蘇聯衛國戰爭的經驗，闡述了諸軍兵種合成作戰的概則，在當時有一定的參考與借鑑作用。於是，他決定利用這次假期，帶這兩個助手共同完成這項任務。
劉伯承等人乘渡船到達浦口車站，坐上了北去的列車。在車廂裏，劉伯承向協助他工作的兩個助手交待說：“這本條令我搞過好幾遍了，但總是不大放心，因為它是全院最基本的教材。這次，我們把它從頭到尾認真校譯一遍，要從翻譯角度上，從軍事學術、軍事術語和文字表達上，一字一句仔細推敲，做到內容準確、文字清通。這樣，才能使學的人容易接受下來，教的人也可避免以訛傳訛，貽患於後。我們爭取一個月左右搞好，再向中央軍委寫個報告，請示正式頒布使用。”
車到大連，劉伯承住進老虎灘療養院。說是療養，其實隻是換了個工作場所。每天清晨，他到海灘上散一會步，吃過早飯就投人工作。他把俄文版的條令反覆閱讀，然後與譯稿對照比較，檢查澤得準確與否。發現有矛盾、有出入的地方，就和兩個助手一起研究，共同磋商，看看如何表達才準確恰當。
劉伯承作風民主，學術上更是善於取長補短。他積極鼓勵兩個助手開動腦筋、獨立思考，敢於爭論問題，而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們說對了，他會豁達地哈哈大笑，說：”你們說得對，我鑽牛角尖，鑽進去出不來，被你們一句話點破了。”他們說錯了，他也從不責怪，總是笑著說：“恐怕不是這個意思，你們再想想看。”遇到疑難之處，他和他們反覆推敲。有時他還講些歷史典故和戰例，啟發他們思索，尋求一致滿意的正確答案。如果各執己見，誰也說服不了準，他就把問題“掛起來”，讓他們各自準備材料，找出根據，次日再討論。有時夜深了，他還披衣起來，到兩個助手的房間，和他們繼續探討白天爭而未決的問題。
劉伯承治學態度嚴謹，鑽研問題細緻入微。他對每一個軍事術語的譯法，都反覆思索，仔細推敲。既考慮到它的準確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常說：“什麽文章也沒有軍事文章更具有美學價值。因為每個字都關係到戰場上的勝負，關係到軍官和士兵的生死存亡。所以不能輕易下筆，筆重千鈞啊！”他很讚賞近代翻譯家嚴復提出的理論，一篇好的翻譯文章應該做到三個字：“信、達、雅”。但是，對這三個字，他融進了自己的解釋。
他認為，“信”就是準確無誤，忠實於原著；“達”就是講究修辭，講究語法；“雅”就是文字雋永，行文似流水。他還把做翻譯工作形象地比喻成是做兩國文字“結婚”的工作。兩國文字“結婚”，應該生出一個漂亮的“混血兒”，不應該生出一個“醜八怪”來。他與兩個助手在討論條令中關於陸軍與海軍艦隊的協同動作時，對“以火力協助陸軍瀕海翼側的部隊”中的“瀕海”一詞，就是把它與“濱海”、“臨海”、“沿海”、“近海”等幾個詞反覆研究比較，最後才確定用上去的。把沿用多年的“衝鋒”改成“衝擊”，也是在這次校譯中定下來的。
日復一日，劉伯承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毛筆，整天伏案工作。時間一久，他僅存的一隻眼睛就不住地流淚，眼球上也布滿了血絲。但是，他毫不鬆懈，堅持把20多萬字的條令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全部校譯出來。
為了指導學員學好這本條令，他還寫了一個6000多字的“中文譯本說明”，在總結軍事學院教學和吸取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的基礎上，有重點地闡述了院校教學和部隊訓練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何理論聯繫實際，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如何重視集中統一，組織諸兵種協同動作；如何以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為指針，從中學習關於軍隊建設和軍隊指揮的思想方法等等。
不知不覺，一個多月過去了。其間，劉伯承對協助他工作的兩個助手，照顧得十分周到，讓他們與自己一同就餐，一桌吃飯。天氣涼了，還給他們送去毛衣。
偶有餘暇，劉伯承也陪兩位助手遊覽大連的公園和名勝。在旅順口的高崗上，他遙望要塞四周，見這裏地勢險要，設施完備，進出港灣的海上通道細如咽喉。他手指著旅順要塞，向隨行者問道：“你們看過《旅順口》1這部小說嗎？這部小說反映了日俄戰爭中的一些戰役戰術特點。”接著，他根據小說的內容，對照現地講起了當年日俄戰爭的情況。
夏去秋來。劉伯承寫完“中文譯本說明”之後，又擬定了給中央軍委的關於請示出版此書的報告，還題寫了書名——《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規定了版本樣式、印刷規格、封麵裝潢等具體事宜。最後，要求兩個助手認真做好校對工作，不要錯一個字，並囑咐說：“這本條令是軍訓部組織譯出來的，封麵上一定要印上‘軍事訓練部譯稿’，然後再贏軍事學院校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