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左右兩路軍通過了渺無人煙的水草地。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阿西地區；左路軍主力到達阿壩地區。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26日，右路軍進行了上包座戰鬥，殲滅胡宗南部5000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和物資。
9月3日，張國燾藉口噶曲河漲水不能通過，命令已進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同時致電中共中央，公開反對黨的北上方針，提出“右路軍乘勝回擊鬆潘之敵，左路軍備糧後亦向鬆潘前進。”他還命令已東進到墨窪附近的紅五軍部隊返回阿壩，準備南下。9月8日，他又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命令“一、三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當天，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明確指出：“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極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目前方針隻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9月11日又發出命令：“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張國燾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軍中第四方麵軍部隊隨他南下。從而分裂了黨，分裂了紅軍。
9月中旬，張國燾在阿壩召開了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議在一個喇嘛廟裏舉行。會場上掛著一條橫幅：“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蘇維埃、法院、保衛局、婦女和兒童團的負責人都到了會，以壯聲勢。張國燾在會上說：“毛兒蓋會議是錯誤的，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蘆（山）雅（安）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一些受蒙蔽的與會者，在張國燾的蠱惑下，吵吵嚷嚷，圍攻朱德、劉伯承，並逼他們表態。朱德從容不迫、大義凜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中央北上的決定，我認為是正確的。北上才有出路，你們一定要南下，我也沒辦法，但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接著，劉伯承說：“我同意北上，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釘子的。薛嶽、李抱冰並沒有走，向南走，就會碰到薛嶽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會議在張國燾的操縱下，通過了“決議”，汙衊北上是“右傾逃跑”、“機會主義”，鼓吹南下才是“進攻路線”。會後，大批調換甚至逮捕、殺害擁護中央北上路線的幹部，然後，南下再過草地，9月下旬，到達台塘、鬆岡、黨壩一帶。
張國燾的政治野心惡性膨脹，10月5日在鬆岡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致電中共中央宣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為了支撐“中央”的門麵，張國燾強加給朱德、劉伯承許多頭銜。但朱德、劉伯承臨大節而不辱，拒絕承認張國燾的“中央”，呼籲紅軍要團結一致，黨要團結一致，共同打擊敵人。張國燾對劉伯承懷恨在心，不久，就將劉伯承的總參謀長職務免去，調任第四方麵軍紅軍大學校長。這是劉伯承第二次被撤掉總參謀長職務，算上南昌起義自然失掉參謀長職務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後來他曾總結說：“三參總戎幕，一敗兩罷官。”
10月24日，張國燾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安）戰役，還揚言要占領成都。劉湘為阻止紅軍入川危及他的統治，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傾全力對抗。他調集王瓚緒、唐式遵、李家鈺等部，集中80個團於名山及其以北夾門關、太和嚐百丈等地區。兩軍展開連續激戰。其中百丈之戰最為慘烈。歷時7晝夜，雖給敵以重大打擊，紅軍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傷亡四五千人。百丈戰鬥之後，四川軍閥主力集中於東麵名山、邛崍地區，薛嶽部6個師在南麵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區，第五十三師李抱冰部在西南麵康定、滬定地區，分別加緊封鎖，準備大舉進攻。南下紅軍這時東進南下均不可能，處境轉入被動。所控製的懋功、丹巴、寶興、天全、蘆山等縣，多為藏族聚居區，人口不過數十萬，物產不豐，糧食、被服補給發生極大困難，戰士一日兩稀一幹，都難乎為繼。藏族上層反動分子糾集武裝，不時與紅軍籌糧部隊發生衝突。在這樣的地區建立根據地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時候，不斷傳來陝北的勝利消息：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第一、三軍團在陝北與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合，粉碎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殲敵1個師又1個團，陝北根據地發展到20多縣，紅軍亦有壯大。許多指戰員聽到這些消息後竊竊私議：“還是中央路線勝利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取消非法組織，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也致電張國燾，說明“國際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線”，不承認他另立的“中央”。張國燾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於27日致電中央，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線，並放出“急謀黨內統一”的空氣。
2月，第四方麵軍紅軍大學在天全紅岩壩開學。由於部隊的大量傷亡和非戰鬥減員，官多兵少，許多幹部隻好放在學校裏保存起來。劉伯承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北上抗日的正確性，用中央紅軍北上發展與第四方麵軍南下受損作對比，用第四方麵軍南下前後的情況作對比，耐心地說服幹部。許多幹部在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教育下，逐漸覺悟起來，感到再這樣下去非把部隊拖垮不可。北上的呼聲越來越高。
9月3日，張國燾藉口噶曲河漲水不能通過，命令已進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同時致電中共中央，公開反對黨的北上方針，提出“右路軍乘勝回擊鬆潘之敵，左路軍備糧後亦向鬆潘前進。”他還命令已東進到墨窪附近的紅五軍部隊返回阿壩，準備南下。9月8日，他又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命令“一、三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當天，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明確指出：“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極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目前方針隻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9月11日又發出命令：“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張國燾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軍中第四方麵軍部隊隨他南下。從而分裂了黨，分裂了紅軍。
9月中旬，張國燾在阿壩召開了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議在一個喇嘛廟裏舉行。會場上掛著一條橫幅：“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蘇維埃、法院、保衛局、婦女和兒童團的負責人都到了會，以壯聲勢。張國燾在會上說：“毛兒蓋會議是錯誤的，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蘆（山）雅（安）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一些受蒙蔽的與會者，在張國燾的蠱惑下，吵吵嚷嚷，圍攻朱德、劉伯承，並逼他們表態。朱德從容不迫、大義凜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中央北上的決定，我認為是正確的。北上才有出路，你們一定要南下，我也沒辦法，但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接著，劉伯承說：“我同意北上，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釘子的。薛嶽、李抱冰並沒有走，向南走，就會碰到薛嶽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會議在張國燾的操縱下，通過了“決議”，汙衊北上是“右傾逃跑”、“機會主義”，鼓吹南下才是“進攻路線”。會後，大批調換甚至逮捕、殺害擁護中央北上路線的幹部，然後，南下再過草地，9月下旬，到達台塘、鬆岡、黨壩一帶。
張國燾的政治野心惡性膨脹，10月5日在鬆岡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致電中共中央宣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為了支撐“中央”的門麵，張國燾強加給朱德、劉伯承許多頭銜。但朱德、劉伯承臨大節而不辱，拒絕承認張國燾的“中央”，呼籲紅軍要團結一致，黨要團結一致，共同打擊敵人。張國燾對劉伯承懷恨在心，不久，就將劉伯承的總參謀長職務免去，調任第四方麵軍紅軍大學校長。這是劉伯承第二次被撤掉總參謀長職務，算上南昌起義自然失掉參謀長職務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後來他曾總結說：“三參總戎幕，一敗兩罷官。”
10月24日，張國燾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安）戰役，還揚言要占領成都。劉湘為阻止紅軍入川危及他的統治，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傾全力對抗。他調集王瓚緒、唐式遵、李家鈺等部，集中80個團於名山及其以北夾門關、太和嚐百丈等地區。兩軍展開連續激戰。其中百丈之戰最為慘烈。歷時7晝夜，雖給敵以重大打擊，紅軍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傷亡四五千人。百丈戰鬥之後，四川軍閥主力集中於東麵名山、邛崍地區，薛嶽部6個師在南麵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區，第五十三師李抱冰部在西南麵康定、滬定地區，分別加緊封鎖，準備大舉進攻。南下紅軍這時東進南下均不可能，處境轉入被動。所控製的懋功、丹巴、寶興、天全、蘆山等縣，多為藏族聚居區，人口不過數十萬，物產不豐，糧食、被服補給發生極大困難，戰士一日兩稀一幹，都難乎為繼。藏族上層反動分子糾集武裝，不時與紅軍籌糧部隊發生衝突。在這樣的地區建立根據地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時候，不斷傳來陝北的勝利消息：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第一、三軍團在陝北與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合，粉碎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殲敵1個師又1個團，陝北根據地發展到20多縣，紅軍亦有壯大。許多指戰員聽到這些消息後竊竊私議：“還是中央路線勝利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取消非法組織，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也致電張國燾，說明“國際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線”，不承認他另立的“中央”。張國燾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於27日致電中央，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線，並放出“急謀黨內統一”的空氣。
2月，第四方麵軍紅軍大學在天全紅岩壩開學。由於部隊的大量傷亡和非戰鬥減員，官多兵少，許多幹部隻好放在學校裏保存起來。劉伯承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北上抗日的正確性，用中央紅軍北上發展與第四方麵軍南下受損作對比，用第四方麵軍南下前後的情況作對比，耐心地說服幹部。許多幹部在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教育下，逐漸覺悟起來，感到再這樣下去非把部隊拖垮不可。北上的呼聲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