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長征
第一節智取遵義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劉伯承由瑞金紅軍總部赴第五軍團上任。第五軍團軍團部設在興國城外五裏亭一座山上的廟宇裏。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等熱烈歡迎劉伯承的到來。雖然中革軍委通知明確說劉伯承是來當軍團參謀長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當作總參謀長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廟宇的大殿裏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由劉伯承作部隊轉移的動員報告。本來應該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劉伯承新任軍團參謀長的身份，可主持會議的董振堂卻說：“現在請劉總參謀長講話。”劉伯承聽董振堂這樣介紹，略一遲疑，本想把自己被貶職的經過跟大家說清楚，轉念一想，這裏麵涉及到和顧問的爭論及中共中央上層的一些事情，不便於講，於是改了話題：“同誌們，我們這次反‘圍剿’，不叫打仗，叫‘擋仗’，敵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滾仗’。敵人憑著他優勢的兵力、現代化的裝備，象個大石滾子滾過來，我們還硬用人去擋，當然要吃虧囉。”這一生動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略戰術上的失策。大家頻頻點頭，會場頓時活躍起來。他繼續說：“任何軍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我們和蔣介石打仗，是弱軍對強軍的作戰。蔣介石幾乎控製了全國地盤，有幾億人口、幾百萬軍隊；而我們中央革命根據地隻有300萬人口、十幾萬紅軍。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認這個現實情況，不顧條件地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規化的陣地戰，這樣，實際上把主動權送給敵人，使自己置於被動挨打的地位。一年來的戰爭事實證明，我們紅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是英勇善戰的，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有問題，需要改變。現在，我們要到外線去作戰。部隊打了這麽長時間的仗，本來應該好好休整，但沒有時間了，同誌們回去要抓緊動員一下，準備很快出發。”這就是劉伯承就任第五軍團參謀長的第一席講話。
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從中央蘇區出動，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
一連幾天，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共約8.6萬餘人，陸續從福建西部的長廷寧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出發，向貢水與信豐河（桃江）之間突圍集結地區開進。中央蘇區等根據地留下項英、陳毅等，率1.6萬餘武裝堅持遊擊戰爭。
中央紅軍突圍方向是西進湘西。橫亙在麵前的第一道障礙，是國民黨軍陳濟棠部沿桃江東岸修築的碉堡封鎖線。21日，紅軍開始衝擊這道封鎖線。
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分左、右兩翼展開，紅九軍團、紅八軍團分別隨後掩護跟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及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擔任後衛。陳濟棠原是由廣東地方軍閥歸順蔣介石的，他一直提防著蔣介石削弱和吞併他的軍事力量。在長征開始以前，中央紅軍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這種矛盾，曾與他進行過秘密談判，緩和了雙方的關係。因此，紅軍在務一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順利渡過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動遲緩和指揮混亂的嚴重弱點。本來8萬之眾的長距離轉移，又要對付國民黨軍沿途的圍追堵截，理應作必要的準備和精簡，然而紅軍倉卒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動計劃，還攜帶了大量笨重物資器材，占用許多人力，影響道路通暢和行軍速度。一道布防並不嚴密的桃江封鎖線，競化費了整整4天時間。這正孕育了前進道路上的危機。
劉伯承積極履行起第五軍團參謀長的職責，經徵得董振堂的同意，為第五軍團製定了嚴密的行軍、作戰方案，並切實組織實施。他採取互相掩護、輪番轉移的辦法，讓軍團所轄第十三師與第三十四師兩個師穩妥地交替前進。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師第三十七團擔任後衛，以備情況緊急時堅決擋住敵人，使軍團能迅速及時部署阻擊，確保整個紅軍的安全。還派遣軍團偵察部隊前出與敵人保持接觸，迷惑敵人，隱蔽主力行動企圖。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軍團從興國城外直到桃江，不僅很好地完成了全軍的掩護任務，而且本身沒有受到損失，也很少有人掉隊。25日，第五軍團最後過桃江，人馬正沿著浮橋有秩序地行進，忽然遠後方傳來了密集的槍炮聲，據偵察報告，是敵軍追上來了。劉伯承當機立斷，命令供給、運輸等有馬匹的單位下水徒涉，浮橋讓戰鬥部隊和機關使用。當人馬過完，又命令拆除浮橋。
敵人追到江邊，無橋可過，隻得眼睜睜地看著紅軍大隊人馬透迤西去。蔣介石又令陳濟棠、何鍵在湘粵邊境的汝城、仁化和樂昌、宜章、彬縣之間設置第二、第三道封鎖線。由於蔣介石還不了解紅軍西進的戰略意圖，隻是採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敵軍各部一時也沒能及時到位，尤其是陳濟棠唯恐紅軍進入廣東，隻派少量部隊在汝城、仁化一線虛張聲勢，主力卻撤向新田、安遠、大庾、南雄等地布防，所以紅軍通過這兩道封鎖線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煩。
不過，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轉移和甬道式的行軍隊形，增加了部隊的疲勞和減員，削弱了作戰能力，招致了一些損失。
紅軍通過國民黨軍的第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終於判明了紅軍西進的戰略企圖，於是部署何鍵以及粵、桂、黔境的部隊進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地區。形勢變得對紅軍十分不利。
第一節智取遵義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劉伯承由瑞金紅軍總部赴第五軍團上任。第五軍團軍團部設在興國城外五裏亭一座山上的廟宇裏。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李卓然等熱烈歡迎劉伯承的到來。雖然中革軍委通知明確說劉伯承是來當軍團參謀長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當作總參謀長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廟宇的大殿裏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由劉伯承作部隊轉移的動員報告。本來應該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劉伯承新任軍團參謀長的身份，可主持會議的董振堂卻說：“現在請劉總參謀長講話。”劉伯承聽董振堂這樣介紹，略一遲疑，本想把自己被貶職的經過跟大家說清楚，轉念一想，這裏麵涉及到和顧問的爭論及中共中央上層的一些事情，不便於講，於是改了話題：“同誌們，我們這次反‘圍剿’，不叫打仗，叫‘擋仗’，敵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滾仗’。敵人憑著他優勢的兵力、現代化的裝備，象個大石滾子滾過來，我們還硬用人去擋，當然要吃虧囉。”這一生動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略戰術上的失策。大家頻頻點頭，會場頓時活躍起來。他繼續說：“任何軍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我們和蔣介石打仗，是弱軍對強軍的作戰。蔣介石幾乎控製了全國地盤，有幾億人口、幾百萬軍隊；而我們中央革命根據地隻有300萬人口、十幾萬紅軍。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認這個現實情況，不顧條件地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規化的陣地戰，這樣，實際上把主動權送給敵人，使自己置於被動挨打的地位。一年來的戰爭事實證明，我們紅軍的廣大幹部和戰士是英勇善戰的，但是我們的戰略戰術有問題，需要改變。現在，我們要到外線去作戰。部隊打了這麽長時間的仗，本來應該好好休整，但沒有時間了，同誌們回去要抓緊動員一下，準備很快出發。”這就是劉伯承就任第五軍團參謀長的第一席講話。
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從中央蘇區出動，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
一連幾天，中央紅軍主力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共約8.6萬餘人，陸續從福建西部的長廷寧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出發，向貢水與信豐河（桃江）之間突圍集結地區開進。中央蘇區等根據地留下項英、陳毅等，率1.6萬餘武裝堅持遊擊戰爭。
中央紅軍突圍方向是西進湘西。橫亙在麵前的第一道障礙，是國民黨軍陳濟棠部沿桃江東岸修築的碉堡封鎖線。21日，紅軍開始衝擊這道封鎖線。
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分左、右兩翼展開，紅九軍團、紅八軍團分別隨後掩護跟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及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擔任後衛。陳濟棠原是由廣東地方軍閥歸順蔣介石的，他一直提防著蔣介石削弱和吞併他的軍事力量。在長征開始以前，中央紅軍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這種矛盾，曾與他進行過秘密談判，緩和了雙方的關係。因此，紅軍在務一道封鎖線沒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順利渡過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動遲緩和指揮混亂的嚴重弱點。本來8萬之眾的長距離轉移，又要對付國民黨軍沿途的圍追堵截，理應作必要的準備和精簡，然而紅軍倉卒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動計劃，還攜帶了大量笨重物資器材，占用許多人力，影響道路通暢和行軍速度。一道布防並不嚴密的桃江封鎖線，競化費了整整4天時間。這正孕育了前進道路上的危機。
劉伯承積極履行起第五軍團參謀長的職責，經徵得董振堂的同意，為第五軍團製定了嚴密的行軍、作戰方案，並切實組織實施。他採取互相掩護、輪番轉移的辦法，讓軍團所轄第十三師與第三十四師兩個師穩妥地交替前進。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師第三十七團擔任後衛，以備情況緊急時堅決擋住敵人，使軍團能迅速及時部署阻擊，確保整個紅軍的安全。還派遣軍團偵察部隊前出與敵人保持接觸，迷惑敵人，隱蔽主力行動企圖。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軍團從興國城外直到桃江，不僅很好地完成了全軍的掩護任務，而且本身沒有受到損失，也很少有人掉隊。25日，第五軍團最後過桃江，人馬正沿著浮橋有秩序地行進，忽然遠後方傳來了密集的槍炮聲，據偵察報告，是敵軍追上來了。劉伯承當機立斷，命令供給、運輸等有馬匹的單位下水徒涉，浮橋讓戰鬥部隊和機關使用。當人馬過完，又命令拆除浮橋。
敵人追到江邊，無橋可過，隻得眼睜睜地看著紅軍大隊人馬透迤西去。蔣介石又令陳濟棠、何鍵在湘粵邊境的汝城、仁化和樂昌、宜章、彬縣之間設置第二、第三道封鎖線。由於蔣介石還不了解紅軍西進的戰略意圖，隻是採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敵軍各部一時也沒能及時到位，尤其是陳濟棠唯恐紅軍進入廣東，隻派少量部隊在汝城、仁化一線虛張聲勢，主力卻撤向新田、安遠、大庾、南雄等地布防，所以紅軍通過這兩道封鎖線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煩。
不過，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轉移和甬道式的行軍隊形，增加了部隊的疲勞和減員，削弱了作戰能力，招致了一些損失。
紅軍通過國民黨軍的第三道封鎖線後，蔣介石終於判明了紅軍西進的戰略企圖，於是部署何鍵以及粵、桂、黔境的部隊進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地區。形勢變得對紅軍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