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劉伯承在廣州以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特務委員會”名義，主持同四川各軍閥代表談判，利用矛盾，進行工作，並簽定了著名的《六條協定》。其內容是：“一、川軍將領為救國計，願一致加入國民黨，共同努力國民革命，服從黨紀；二、國民政府對川軍將領須應給以相當名義，與其他國民革命軍一律待遇；三、為完成國民革命計，川軍將領應實行出兵，以共同掃除反革命勢力，同時國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與接濟；四、川軍應一律施行政治訓練；五、川當局應予人民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六、本約經雙方代表簽訂，呈送政治會議備案後即為有效。”這《六條協定》標誌著四川國民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是革命勢力在政治上的一次勝利。然而，劉伯承跟四川軍閥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對軍閥們首鼠兩端、見利忘義的反動本質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認識到，談判隻是同反動勢力作鬥爭的一種形式，要促進國民革命軍的勝利，必須依靠全體國民，必須依靠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裝。
9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還要開始注意四川，因為在那個地方的軍人既傾向國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傾，政治的環境是比較自由，可以容許我們活動。在軍隊中我們有幾個高級軍官及一部分國民黨左派，也可以發展成一個局麵。”
正當北伐軍席捲兩湖，直搗武漢三鎮的時候，駐在萬縣的楊森率數萬人側擊武漢，對北伐軍造成嚴重威脅。為了鉗製四川軍閥，保證國民革命軍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執、監委聯席會議，根據吳玉章的建議，決定給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的名義，全麵負責四川軍事運動。10月下旬，劉伯承離開廣州，取道香港乘海輪到達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了廣州方麵的情形，以及四川軍事近況。並請求派人加強共產黨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將發動的武裝起義。中共中央對四川工作更加重視，即派歐陽欽前往協助。
11月中旬，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等人在重慶劉伯承家開緊急會議。會上，根據中共中央的意圖，成立了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組成，地委書記楊闇公兼任軍委書記。
第一次軍委會，以瀘州、順慶起義為中心議題。首先由劉伯承傳達中央關於加強四川軍事運動的指示，和利用川軍矛盾，組織瀘順起義的戰略構思和具體策略。軍委會經過反覆討論，確定組織起義的具體計劃是：爭取駐順慶和合川的3個旅首先起義，在川中站住腳跟；隨即發動駐防滬州的兩個旅起義，以相策應；然後把滬州起義軍迅速北調，到順慶會合，擴編為6個師，由劉伯承統一指揮，組建四川國民黨左派軍隊。
11月25日，即瀘順起義前夕，國民黨左派蓮花池省黨部在重慶市中山學校召開國民黨陽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從政治上造成革命聲勢，以配合武裝起義。在大會上，劉伯承和楊闇公、朱德等人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省黨部執行委員。會議期間，楊闇公先後作了政治報告、工人運動報告、農民運動報告。
11月27日，劉伯承向大會作《軍事報告》，對北伐軍在各個戰場的形勢，作了生動的描繪和深刻的分析，指出：“我革命軍處處勝利，政府成立，不到兩年，竟能將全國三分之二的地麵，劃入革命勢力的範圍，這實在是一件大可慶幸的事。”他在總結北伐勝利的經驗時強調指出：“戰爭之所以能以席捲之勢，長驅直入，連克長沙、嶽州（今嶽陽），奪取漢口、武昌，在兩湖、江西、福建等各個戰場擊敗反動的軍閥勢力，我們一麵不能不歸功於革命將士之忠於黨國，能將多數敵人，一一打倒；一麵卻不可忘掉民眾的力量，民眾予我們黨軍以巨大的助力。??老實說，此次北伐的勝利，不完全是革命軍本身的力量，而是民眾擁護本黨的力量。”劉伯承的講話，多次博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在那時，正當蔣介石攬北伐勝利之功為己有的時候，劉伯承以如此鮮明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論述民眾力量在北伐中的決定作用，表現出非凡的政治水平。
根據瀘順起義即將爆發，軍事問題極為緊迫的形勢，劉伯承在報告中詳細介紹了四川軍閥隊伍的複雜政治背景和左右逢迎、專事投機的封建特性，剖析了軍閥們的反動本質和目前麵臨的困境。最後鄭重指出：“四川在革命軍勢力包圍之中，成了甕中之鱉。四川將領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反革命，就立即放棄四川地盤，衝出此包圍線，漸而與破裂之奉係聯絡，以救須臾之死；一條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圖事業之發展。就是非說，他們自然該革命，就利害說，他們尤其要革命。”並滿懷信心地預示：“一齊來革命，這種事實，在不久之將來，一定可以實現的。”
一如劉伯承所料，四川軍閥在北伐勝利和民眾革命情緒的衝擊下，為保存原有地位和實力計，紛紛宣布易幟，歸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楊森、劉湘、賴心輝、劉成勛、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依次被任為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軍軍長。但當國民革命危及他們的根本利益時，他們一個個都暴露出反動的真麵目。
9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還要開始注意四川，因為在那個地方的軍人既傾向國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傾，政治的環境是比較自由，可以容許我們活動。在軍隊中我們有幾個高級軍官及一部分國民黨左派，也可以發展成一個局麵。”
正當北伐軍席捲兩湖，直搗武漢三鎮的時候，駐在萬縣的楊森率數萬人側擊武漢，對北伐軍造成嚴重威脅。為了鉗製四川軍閥，保證國民革命軍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執、監委聯席會議，根據吳玉章的建議，決定給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的名義，全麵負責四川軍事運動。10月下旬，劉伯承離開廣州，取道香港乘海輪到達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了廣州方麵的情形，以及四川軍事近況。並請求派人加強共產黨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將發動的武裝起義。中共中央對四川工作更加重視，即派歐陽欽前往協助。
11月中旬，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等人在重慶劉伯承家開緊急會議。會上，根據中共中央的意圖，成立了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組成，地委書記楊闇公兼任軍委書記。
第一次軍委會，以瀘州、順慶起義為中心議題。首先由劉伯承傳達中央關於加強四川軍事運動的指示，和利用川軍矛盾，組織瀘順起義的戰略構思和具體策略。軍委會經過反覆討論，確定組織起義的具體計劃是：爭取駐順慶和合川的3個旅首先起義，在川中站住腳跟；隨即發動駐防滬州的兩個旅起義，以相策應；然後把滬州起義軍迅速北調，到順慶會合，擴編為6個師，由劉伯承統一指揮，組建四川國民黨左派軍隊。
11月25日，即瀘順起義前夕，國民黨左派蓮花池省黨部在重慶市中山學校召開國民黨陽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從政治上造成革命聲勢，以配合武裝起義。在大會上，劉伯承和楊闇公、朱德等人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省黨部執行委員。會議期間，楊闇公先後作了政治報告、工人運動報告、農民運動報告。
11月27日，劉伯承向大會作《軍事報告》，對北伐軍在各個戰場的形勢，作了生動的描繪和深刻的分析，指出：“我革命軍處處勝利，政府成立，不到兩年，竟能將全國三分之二的地麵，劃入革命勢力的範圍，這實在是一件大可慶幸的事。”他在總結北伐勝利的經驗時強調指出：“戰爭之所以能以席捲之勢，長驅直入，連克長沙、嶽州（今嶽陽），奪取漢口、武昌，在兩湖、江西、福建等各個戰場擊敗反動的軍閥勢力，我們一麵不能不歸功於革命將士之忠於黨國，能將多數敵人，一一打倒；一麵卻不可忘掉民眾的力量，民眾予我們黨軍以巨大的助力。??老實說，此次北伐的勝利，不完全是革命軍本身的力量，而是民眾擁護本黨的力量。”劉伯承的講話，多次博得與會者的熱烈掌聲。在那時，正當蔣介石攬北伐勝利之功為己有的時候，劉伯承以如此鮮明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論述民眾力量在北伐中的決定作用，表現出非凡的政治水平。
根據瀘順起義即將爆發，軍事問題極為緊迫的形勢，劉伯承在報告中詳細介紹了四川軍閥隊伍的複雜政治背景和左右逢迎、專事投機的封建特性，剖析了軍閥們的反動本質和目前麵臨的困境。最後鄭重指出：“四川在革命軍勢力包圍之中，成了甕中之鱉。四川將領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反革命，就立即放棄四川地盤，衝出此包圍線，漸而與破裂之奉係聯絡，以救須臾之死；一條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圖事業之發展。就是非說，他們自然該革命，就利害說，他們尤其要革命。”並滿懷信心地預示：“一齊來革命，這種事實，在不久之將來，一定可以實現的。”
一如劉伯承所料，四川軍閥在北伐勝利和民眾革命情緒的衝擊下，為保存原有地位和實力計，紛紛宣布易幟，歸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楊森、劉湘、賴心輝、劉成勛、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依次被任為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軍軍長。但當國民革命危及他們的根本利益時，他們一個個都暴露出反動的真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