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義後僅一周時間，分別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三個團，都遭挫敗。講起來令人感到痛心，卻又是無情的事實。
從中國共產黨中央、第三國際、中央湖南省委和秋收起義領導者們，當時期望的那種起義軍所到之處，到處歡聲雷動，群眾熱烈響應，成千上萬的青年農民踴躍參軍的場麵，並未出現。致使幾千人的隊伍孤軍奮戰，而且人員越來越少，剛剛堅持幾天便不得不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起義隊伍向何處去？
農民打心眼裏擁護土地革命，希望打倒土豪劣紳，因為他們連起碼的生存權都被剝奪……但為什麽絕大多數農民卻沒有起來響應？
當時是大革命失敗後的低潮。所謂低潮，就是群眾情緒冷落。共產黨剛剛搞得轟轟烈烈的湖南農民運動，被一個“馬日事變”就打了下去，老百姓中，誰敢出頭誰就受到殘酷的報復，不是被殺就是逃離。這時再發動群眾，就不能不有顧慮。何況共產黨此刻的力量比搞湖南農民運動時還弱，就那麽幾個人、幾支槍，而國民黨統治正如日中天，氣焰正盛，想出現那種萬眾歡呼、踴躍參軍的場麵根本不可能。
經過秋收起義七天的經歷，身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已經親身地感受到，也從根本上分析出了其原因。
但毛澤東和盧德銘都不知道，在武漢的黨中央正派人來湖南開展調查。
當時中共中央曾對湖南的秋收起義寄予厚望，可是預想能成功的暴動在幾天內就遭失敗，多數起義隊伍潰散，預想的群眾響應和自發暴動都未出現。這種現實，也令正準備向上海搬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感到氣惱。
於9月中旬，就派任弼時去湖南調查原因。
任弼時到了長沙，在湖南省委機關見到了同鄉兼熟人夏明翰。
夏明翰是個熱血漢子，為人坦誠，對黨忠貞不渝，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直言相告說：
“這次我軍所到之地農民並未起來，遠不及北伐軍到時農民的踴躍。大多數農民恐慌不敢行動，恐怕軍隊失敗大禍臨頭的心理充滿了農民的腦筋。秋收暴動部隊的將士們非常英勇，他們為革命勝利，作出了巨大的流血犧牲……”夏明翰說著說著，不由眼眶潮濕了。
接著，在長沙主持工作的易禮容，也將秋收起義部隊的真實情況作了詳細匯報，並將毛澤東寫給省委的一封信，交給任弼時審閱。
這一封信，正是毛澤東徹夜未眠，在瀏陽上坪所寫。派交通員火速送往長沙。也剛剛送到易禮容的手中。
任弼時看過毛澤東的報告後說：“一切為革命鬥爭考慮，我不顧及有‘誣衊革命群眾’和‘醜化貧下中農’之嫌，我們黨要的是一切從革命出發，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的報告和決定，以及向湖南省委提出的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我認為就是實事求是的。”
第十章 血戰東門(10)
其實，任弼時這次到湖南來，他的壓力很大，他也深知作為中央特派員毛澤東的壓力則更大，隻是在湖南省委委員麵前，他暫時還不能將中央以及第三國際的立場和觀點，以及對毛澤東的指控透露出來。
作為毛澤東的老同學，正在長沙主持湖南省委工作的易禮容，聽到中央領導人任弼時這樣一說，似乎為毛澤東舒了一口氣。
他當然很清楚，在8月18日的長沙沈家大屋會議上，在9月初安源軍事會議上，毛澤東也曾提出過“奪取長沙”的暴動目標。但是主觀與客觀，理想與現實，往往會出現巨大的反差，有時甚至是殘酷的對立。隻有通過以後長期的鬥爭實踐，才能將它統一起來。而毛澤東親自領導了秋收起義，他從革命的實際出發，又提出放棄攻打長沙的主張，實際上已經與湖南省委的意見相吻合！
夏明翰也似乎鬆了一口氣，為湖南省委，也為毛澤東。
這些問題，他和易禮容、郭亮等同誌曾經多次討論，達成了共識。
而他們的這些決定，也得到了中央領導人任弼時的肯定。
八、
秋收起義爆發前，中共湖南省委就確定了長沙暴動的計劃，不過能依靠的力量是很有限的。當時被當作暴動主力的有三支，也代表了工農兵三個方麵，然而事實上哪一方麵也不具備一點點暴動成功的條件。市內的人力車工人、泥木工人預定為暴動主力，因為過去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過工會，贏得過罷工鬥爭勝利。可是嚴格而論，這些“拉車的”和“泥瓦匠”是分散的手工業工人而不是產業工人，不像工廠礦山的工人那樣有組織。過去能將他們聚合到一起靠的是工會。“馬日事變”後工會被查禁，骨幹逃散，想讓這些人力車工人、泥木工人成為有組織的暴動隊伍是不可能的。何況他們根本沒有槍枝，連警察都很難對付，在正規軍壓迫下怎麽暴動呢?
郊區的農民被預定為第二支暴動力量，原因是過去那裏農民運動開展得早。實際上，中國近代城市郊區的農民運動雖然能得以開展，卻很難深入，因為那裏的農民在經濟上與城市聯繫緊密，商業氣息濃厚，很難像那些邊遠窮困地區的農民那樣起來捨死忘生地鬥爭。而且由於靠近反動勢力的堡壘城市，這裏農民運動最早受到打擊，在秋收起義前夕長沙市郊的共產黨領導的農民組織根本沒有幾處，隻掌握秘密隱藏的十幾條槍。後來有人指責長沙市委負責人寧迪卿等人思想右傾，隻是解散了幾處團防局和懲辦了幾個反革命，而沒有從政治上、思想上對群眾進行深入的發動，造成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其實，當時根本不存在這種大規模鬥爭的條件。如果不“右傾”而盲目去暴動的話，不僅不可能有一線勝利希望，隻能造成更多的無謂犧牲。市內醫院裏有500名心懷不滿的傷兵，當時也被湖南省委視為可以運用的一支暴動力量。國民黨軍閥歷來視士兵生命如草芥，對負傷的士卒更不關心，近代的傷兵鬧事是家常便飯。長沙醫院裏的傷兵對當局不滿，湖南省委利用這種情緒秘密派人動員他們到省政府去大鬧，許多人紛紛贊同。然而動員他們鬧事容易，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要他們中的大多數擁護共產黨並參加暴動，實際上也辦不到。何況，這些傷兵既沒有槍枝，又不是健全人，絕無可能指望他們衝鋒陷陣。
從中國共產黨中央、第三國際、中央湖南省委和秋收起義領導者們，當時期望的那種起義軍所到之處，到處歡聲雷動，群眾熱烈響應，成千上萬的青年農民踴躍參軍的場麵，並未出現。致使幾千人的隊伍孤軍奮戰，而且人員越來越少，剛剛堅持幾天便不得不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起義隊伍向何處去？
農民打心眼裏擁護土地革命，希望打倒土豪劣紳，因為他們連起碼的生存權都被剝奪……但為什麽絕大多數農民卻沒有起來響應？
當時是大革命失敗後的低潮。所謂低潮，就是群眾情緒冷落。共產黨剛剛搞得轟轟烈烈的湖南農民運動，被一個“馬日事變”就打了下去，老百姓中，誰敢出頭誰就受到殘酷的報復，不是被殺就是逃離。這時再發動群眾，就不能不有顧慮。何況共產黨此刻的力量比搞湖南農民運動時還弱，就那麽幾個人、幾支槍，而國民黨統治正如日中天，氣焰正盛，想出現那種萬眾歡呼、踴躍參軍的場麵根本不可能。
經過秋收起義七天的經歷，身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已經親身地感受到，也從根本上分析出了其原因。
但毛澤東和盧德銘都不知道，在武漢的黨中央正派人來湖南開展調查。
當時中共中央曾對湖南的秋收起義寄予厚望，可是預想能成功的暴動在幾天內就遭失敗，多數起義隊伍潰散，預想的群眾響應和自發暴動都未出現。這種現實，也令正準備向上海搬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感到氣惱。
於9月中旬，就派任弼時去湖南調查原因。
任弼時到了長沙，在湖南省委機關見到了同鄉兼熟人夏明翰。
夏明翰是個熱血漢子，為人坦誠，對黨忠貞不渝，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直言相告說：
“這次我軍所到之地農民並未起來，遠不及北伐軍到時農民的踴躍。大多數農民恐慌不敢行動，恐怕軍隊失敗大禍臨頭的心理充滿了農民的腦筋。秋收暴動部隊的將士們非常英勇，他們為革命勝利，作出了巨大的流血犧牲……”夏明翰說著說著，不由眼眶潮濕了。
接著，在長沙主持工作的易禮容，也將秋收起義部隊的真實情況作了詳細匯報，並將毛澤東寫給省委的一封信，交給任弼時審閱。
這一封信，正是毛澤東徹夜未眠，在瀏陽上坪所寫。派交通員火速送往長沙。也剛剛送到易禮容的手中。
任弼時看過毛澤東的報告後說：“一切為革命鬥爭考慮，我不顧及有‘誣衊革命群眾’和‘醜化貧下中農’之嫌，我們黨要的是一切從革命出發，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的報告和決定，以及向湖南省委提出的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我認為就是實事求是的。”
第十章 血戰東門(10)
其實，任弼時這次到湖南來，他的壓力很大，他也深知作為中央特派員毛澤東的壓力則更大，隻是在湖南省委委員麵前，他暫時還不能將中央以及第三國際的立場和觀點，以及對毛澤東的指控透露出來。
作為毛澤東的老同學，正在長沙主持湖南省委工作的易禮容，聽到中央領導人任弼時這樣一說，似乎為毛澤東舒了一口氣。
他當然很清楚，在8月18日的長沙沈家大屋會議上，在9月初安源軍事會議上，毛澤東也曾提出過“奪取長沙”的暴動目標。但是主觀與客觀，理想與現實，往往會出現巨大的反差，有時甚至是殘酷的對立。隻有通過以後長期的鬥爭實踐，才能將它統一起來。而毛澤東親自領導了秋收起義，他從革命的實際出發，又提出放棄攻打長沙的主張，實際上已經與湖南省委的意見相吻合！
夏明翰也似乎鬆了一口氣，為湖南省委，也為毛澤東。
這些問題，他和易禮容、郭亮等同誌曾經多次討論，達成了共識。
而他們的這些決定，也得到了中央領導人任弼時的肯定。
八、
秋收起義爆發前，中共湖南省委就確定了長沙暴動的計劃，不過能依靠的力量是很有限的。當時被當作暴動主力的有三支，也代表了工農兵三個方麵，然而事實上哪一方麵也不具備一點點暴動成功的條件。市內的人力車工人、泥木工人預定為暴動主力，因為過去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過工會，贏得過罷工鬥爭勝利。可是嚴格而論，這些“拉車的”和“泥瓦匠”是分散的手工業工人而不是產業工人，不像工廠礦山的工人那樣有組織。過去能將他們聚合到一起靠的是工會。“馬日事變”後工會被查禁，骨幹逃散，想讓這些人力車工人、泥木工人成為有組織的暴動隊伍是不可能的。何況他們根本沒有槍枝，連警察都很難對付，在正規軍壓迫下怎麽暴動呢?
郊區的農民被預定為第二支暴動力量，原因是過去那裏農民運動開展得早。實際上，中國近代城市郊區的農民運動雖然能得以開展，卻很難深入，因為那裏的農民在經濟上與城市聯繫緊密，商業氣息濃厚，很難像那些邊遠窮困地區的農民那樣起來捨死忘生地鬥爭。而且由於靠近反動勢力的堡壘城市，這裏農民運動最早受到打擊，在秋收起義前夕長沙市郊的共產黨領導的農民組織根本沒有幾處，隻掌握秘密隱藏的十幾條槍。後來有人指責長沙市委負責人寧迪卿等人思想右傾，隻是解散了幾處團防局和懲辦了幾個反革命，而沒有從政治上、思想上對群眾進行深入的發動，造成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其實，當時根本不存在這種大規模鬥爭的條件。如果不“右傾”而盲目去暴動的話，不僅不可能有一線勝利希望，隻能造成更多的無謂犧牲。市內醫院裏有500名心懷不滿的傷兵，當時也被湖南省委視為可以運用的一支暴動力量。國民黨軍閥歷來視士兵生命如草芥，對負傷的士卒更不關心，近代的傷兵鬧事是家常便飯。長沙醫院裏的傷兵對當局不滿，湖南省委利用這種情緒秘密派人動員他們到省政府去大鬧，許多人紛紛贊同。然而動員他們鬧事容易，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要他們中的大多數擁護共產黨並參加暴動，實際上也辦不到。何況，這些傷兵既沒有槍枝，又不是健全人，絕無可能指望他們衝鋒陷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