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書的序章中已經提及，這本書最初是應上海人民出版社特約而寫的。關於這本書的曲折經歷，也在序章中寫及。
我手頭保存著當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清樣。此書在當時無法出版之際，我曾後經在清樣前麵寫了一個簡短的說明，作為“備忘錄”。真是“好記性不如爛筆頭”，這篇簡短的說明，記錄了一係列年月日，記錄了這本書無法出版的經過：
此排印稿為初稿。為寫《彭加木》一書，我於1980年7月4日—7月24日赴記疆採訪，深入羅布泊現場。1980年8月3日—8月15日寫出初稿。8月16日送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13日談審查意見。10月21日改畢。1980年12月13日發排。1981年3月5日校畢初稿清樣。1981年10月20日改定二稿清樣。1981年12月11日又改清樣。1982年2月17日根據審查意見，排出第三稿，打了紙型。付印前夕因故暫停。1983年11月9日收到此校樣，告知決定不出。
葉永烈
1983年11月19日
在這裏，我也附上原書清樣上的後記：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關編輯來到我家說：“彭加木同誌不幸失蹤了，全國人民很關心，很想知道他的一生。我們約請您寫作這本書。”
當時，尋找工作正在緊張進行，彭加木生死未卜。我和大家一樣，也很關心他的命運。每天看報，都隨手把有關他的消息剪了下來，收集一起。於是我欣然答應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熱情約稿。於7月4日飛往烏魯木齊，翌日奔赴現場。在新疆度過了20天，到了羅布泊、庫木庫都克以及彭加木的“坐印”處，到了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的電子顯微鏡實驗室以及彭加木的臥室、工作室。經過實地採訪，以及向五十多處彭加木的家屬、親戚、好友、領導等了解情況，我為彭加木的獻身精神所感動，開始醞釀怎樣寫作這本書。
想不到，當我回到上海，卻聽到許多關於彭加木的謠言，仿佛是在編“梅花黨”續集！我強烈地感到，人們對彭加木的思想境界以及動人事跡，是多麽不了解！這些謠言之所以能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原因之一便是因為“四害”橫行時那憑空捏造的謠言，“梅花黨”的流毒沒有肅清。這件事加深了我寫好這本書的責任感。我想，應當通過這本書，使廣大群眾了解彭加木，學習彭加木。這樣，我憋著一口氣，趕寫了這本《彭加木失蹤始末》。
在這裏，首先應當感謝彭加木愛人夏叔芳及其子女。當我在新疆採訪她時，正是她由於失去最心愛的人而萬分痛苦的時刻，我實在不忍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去打攪她，可是，她是最了解彭加木的人，從大學同窗到畢業後同甘苦、共命運，如果不請她回首當年，是無法寫作這本書的。她的哥哥夏鎮澳同誌也給了不少幫助，回憶了與彭加木的長期交往。
另一位值得深切感謝的是彭加木的哥哥彭浙。“長兄如父”，他在父親病逝之後，曾竭盡心力照料彭加木。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最了解彭加木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人。他已是66歲的老人了。他從廣州飛到烏魯木齊，我曾去機場接他。他到住地剛放好行李，就不顧路途勞累，開始同我暢談，當天竟一口氣談到夜裏十一點多。他的女兒彭泥，也幫助回憶了一些情況。第二天一早，又找我長時間地談話。我勸他先休息一會，他卻說：“在這最悲痛的時刻，回憶童年的歡樂，會減輕我的痛苦！”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王應睞教授，是彭加木的啟蒙老師，指導過他寫作畢業論文和一係列科學研究；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副所長曹天欽教授也曾指導過彭加木的科學研究工作，與他共事多年；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陳善明副教授與彭加木是至交，多年來保持親密的友誼；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黨委委員兼辦公室主任王芷涯同誌，是彭加木的入黨介紹人，並多年擔任彭加木所在支部書記。他們都在百忙之中接待我，介紹了彭加木同誌的感人事跡。
當年為彭加木治好癌症的主治醫師曹鳳崗，對我詳細述說了當年為彭加木治病的經過。在談話中，她五次重複說：“他是個很機靈、很聰明的人，他會回來的。”當年護理過彭加木的護士，也提供了許多寶貴材料。
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等部門同誌，曾熱情介紹了彭加木的事跡及搜尋彭加木的工作情況。
新華社新疆分社記者趙全章、宋政厚、李廣寬，新疆人民廣播電台邵強，《文匯報》沈定、張德寶、臧誌成，《解放日報》賈寶良，《青年報》錢維華，《上海科技報》鬱群，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宣傳科朱克華、李建平以及施建平同誌，都曾給予作者許多幫助。
本書是在短時間內趕寫而成，限於作者水平，還很粗糙。對彭加木的事跡，反映也很不全麵。不當之處，敬請諸位讀者指正。
謹以本書獻給彭加木同誌！
葉永烈
1980年8月15日
在2006年4月13日新華社發出關於在羅布泊發現疑似彭加木遺骸的幹屍消息之後，彭加木重新引起廣泛關注。然而，畢竟事隔30年，年青一代對於彭加木已後經非常陌生。於是，我著手對30年前所寫的《彭加木傳奇》一書作大修改，對照當年的採訪筆記作了全麵的補充，增加了十多萬字。
我手頭保存著當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清樣。此書在當時無法出版之際，我曾後經在清樣前麵寫了一個簡短的說明，作為“備忘錄”。真是“好記性不如爛筆頭”，這篇簡短的說明，記錄了一係列年月日，記錄了這本書無法出版的經過：
此排印稿為初稿。為寫《彭加木》一書，我於1980年7月4日—7月24日赴記疆採訪，深入羅布泊現場。1980年8月3日—8月15日寫出初稿。8月16日送上海人民出版社。10月13日談審查意見。10月21日改畢。1980年12月13日發排。1981年3月5日校畢初稿清樣。1981年10月20日改定二稿清樣。1981年12月11日又改清樣。1982年2月17日根據審查意見，排出第三稿，打了紙型。付印前夕因故暫停。1983年11月9日收到此校樣，告知決定不出。
葉永烈
1983年11月19日
在這裏，我也附上原書清樣上的後記：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有關編輯來到我家說：“彭加木同誌不幸失蹤了，全國人民很關心，很想知道他的一生。我們約請您寫作這本書。”
當時，尋找工作正在緊張進行，彭加木生死未卜。我和大家一樣，也很關心他的命運。每天看報，都隨手把有關他的消息剪了下來，收集一起。於是我欣然答應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熱情約稿。於7月4日飛往烏魯木齊，翌日奔赴現場。在新疆度過了20天，到了羅布泊、庫木庫都克以及彭加木的“坐印”處，到了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的電子顯微鏡實驗室以及彭加木的臥室、工作室。經過實地採訪，以及向五十多處彭加木的家屬、親戚、好友、領導等了解情況，我為彭加木的獻身精神所感動，開始醞釀怎樣寫作這本書。
想不到，當我回到上海，卻聽到許多關於彭加木的謠言，仿佛是在編“梅花黨”續集！我強烈地感到，人們對彭加木的思想境界以及動人事跡，是多麽不了解！這些謠言之所以能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原因之一便是因為“四害”橫行時那憑空捏造的謠言，“梅花黨”的流毒沒有肅清。這件事加深了我寫好這本書的責任感。我想，應當通過這本書，使廣大群眾了解彭加木，學習彭加木。這樣，我憋著一口氣，趕寫了這本《彭加木失蹤始末》。
在這裏，首先應當感謝彭加木愛人夏叔芳及其子女。當我在新疆採訪她時，正是她由於失去最心愛的人而萬分痛苦的時刻，我實在不忍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去打攪她，可是，她是最了解彭加木的人，從大學同窗到畢業後同甘苦、共命運，如果不請她回首當年，是無法寫作這本書的。她的哥哥夏鎮澳同誌也給了不少幫助，回憶了與彭加木的長期交往。
另一位值得深切感謝的是彭加木的哥哥彭浙。“長兄如父”，他在父親病逝之後，曾竭盡心力照料彭加木。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最了解彭加木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人。他已是66歲的老人了。他從廣州飛到烏魯木齊，我曾去機場接他。他到住地剛放好行李，就不顧路途勞累，開始同我暢談，當天竟一口氣談到夜裏十一點多。他的女兒彭泥，也幫助回憶了一些情況。第二天一早，又找我長時間地談話。我勸他先休息一會，他卻說：“在這最悲痛的時刻，回憶童年的歡樂，會減輕我的痛苦！”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王應睞教授，是彭加木的啟蒙老師，指導過他寫作畢業論文和一係列科學研究；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副所長曹天欽教授也曾指導過彭加木的科學研究工作，與他共事多年；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陳善明副教授與彭加木是至交，多年來保持親密的友誼；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黨委委員兼辦公室主任王芷涯同誌，是彭加木的入黨介紹人，並多年擔任彭加木所在支部書記。他們都在百忙之中接待我，介紹了彭加木同誌的感人事跡。
當年為彭加木治好癌症的主治醫師曹鳳崗，對我詳細述說了當年為彭加木治病的經過。在談話中，她五次重複說：“他是個很機靈、很聰明的人，他會回來的。”當年護理過彭加木的護士，也提供了許多寶貴材料。
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等部門同誌，曾熱情介紹了彭加木的事跡及搜尋彭加木的工作情況。
新華社新疆分社記者趙全章、宋政厚、李廣寬，新疆人民廣播電台邵強，《文匯報》沈定、張德寶、臧誌成，《解放日報》賈寶良，《青年報》錢維華，《上海科技報》鬱群，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宣傳科朱克華、李建平以及施建平同誌，都曾給予作者許多幫助。
本書是在短時間內趕寫而成，限於作者水平，還很粗糙。對彭加木的事跡，反映也很不全麵。不當之處，敬請諸位讀者指正。
謹以本書獻給彭加木同誌！
葉永烈
1980年8月15日
在2006年4月13日新華社發出關於在羅布泊發現疑似彭加木遺骸的幹屍消息之後，彭加木重新引起廣泛關注。然而，畢竟事隔30年，年青一代對於彭加木已後經非常陌生。於是，我著手對30年前所寫的《彭加木傳奇》一書作大修改，對照當年的採訪筆記作了全麵的補充，增加了十多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