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加木失蹤一周年之際，1981年6月19日，中國科學院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了報告，在報告中把彭加木失蹤定為“不幸遇難，以身殉職”。
1981年7月20日，中國科學院第36期簡報發表《彭加木同誌羅布泊考察遇難尋找工作已經結束，近期將舉行追悼會》，對搜尋彭加木工作進行了總結，並且對彭加木作出全麵評價：
我院新疆分院副院長、上海生物化學所研究員彭加木同誌去年六月十七日在新疆羅布泊窪地進行科學考察時不幸遇難，已經一年。經報請國務院批準，擬於近期在上海舉行追悼會。最近，新疆分院就彭加木同誌遇難和尋找情況進行了全麵總結，現摘要刊登如下：
羅布泊窪地是我國古代溝通東西方文化的“絲綢之路”的要衝。對這塊既有考古價值又有豐富資源的寶地，近百年來中外科學家都十分感興趣。由於環境惡劣，交通困難，長期以來一直未進行過係統的科學考察。彭加木同誌知難而進，一九六四年曾到羅布泊西南邊緣的米蘭進行過考察。一九七九年初冬，又進入羅布泊北部及樓蘭古址一帶作初步踏勘。一九八○年五月九日，他帶領一支由化學、水文地質及從事動植物研究的各類專業人員和後勤、通訊聯絡人員共十一人組成的綜合考察隊，第一次進入羅布泊作試驗性考察。從五月九日到六月十六日的一個多月中，考察隊有四次比較大的行動，克服重重困難，行程幾千公裏，勝利地穿過了羅布泊湖盆，比原計劃提前二十多天完成了第一次考察任務。為了多做一些工作，給下次考察創造更好的條件，彭加木同誌提出利用餘下的時間，再作一次東進考察。考察隊六月十一日從米蘭出發，一開始就遇到了大風高溫，風沙瀰漫，熱浪滾滾。夜間颳大風，帳篷經常被吹翻，同誌們不得不一人抱一根柱子坐待天明。六月十六日，考察隊到達庫木庫都克附近時，汽油和水隻能再維持兩天了。經過聯繫，國防科委二十一基地同意給予支援。但彭加木同誌希望能自力更生解決用水，以減輕部隊運水的負擔。因此，當六月十七日上午同誌們在帳篷內休息時（六晝夜沒有很好休息，都很疲睏），他不顧疲勞，冒著五六十度高溫，毅然獨自一人外出找水，不幸遇難。
事件發生後，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關切，多次指示要盡最大努力設法尋找彭加木同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指示下，在總參、國防科委，蘭州、烏魯木齊部隊的大力支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府、軍區的直接領導下，由我院新疆分院與當地駐軍協同配合，組織專門力量，從六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日，以彭加木同誌遇難地點庫木庫都克為中心，在東西長二百公裏、南北寬二十公裏的範圍內，採取地空配合、點麵線結合以及大密度的耕地式仔細尋找等方式，先後組織了四次大規模的尋找。直接參加尋找的（不包括負責後勤物資供應的空中、地麵運輸的人員）有二百四十多人，四次在現場尋找的時間累計為六十六天。出動大小汽車六十六輛，出動飛機二十九架次。飛行約一百小時，尋找的麵積累計為四千多平方公裏。此外，蘭州軍區還曾專門派出部隊到甘肅後坑一帶尋找。在第三次尋找中，公安部還曾派上海、南京、山東省市有經驗的公安幹警攜帶警犬參加了現場尋找。
對彭加木同誌遺體的尋找工作，各方麵都盡了最大努力，無論從尋找的時間、規模、使用手段，還是從投入的人力、物力來說都是空前的，這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科學事業和科學家的高度重視、關懷和愛護。但是，除第一次尋找中，在出事地點東北方向大約十公裏處發現彭加木同誌腳印、坐印及一張糖紙外，沒有發現其他線索。據記載，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類似事件，但大都未能獲得肯定的結果。根據當地地理環境、氣候特點，同時根據這次尋找工作的實際情況，可以判定是在彭加木同誌迷路昏倒後，被狂風吹動的流沙掩埋了。這樣判定的具體理由是：
一、由於病魔的折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彭加木同誌身體不好，而在他出走前已連續六晝夜沒有很好休息，體力更加不支，因而他不可能走得太遠；而且隻帶了一壺水，未帶其他常備的食物、藥品，說明他根本沒準備遠走。
二、彭加木出走的第二天下午和晚上就有八、九級大風，流沙活動相當頻繁。
三、遇難地周圍數百公裏是渺無人煙的荒漠地帶，除有野駱駝、野兔之外，從未發現過其他可以傷人的野獸；土匪壞人在此無生存條件，因此，既不可能被野獸傷害，也不可能被壞人劫持。
彭加木同誌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是一位堅強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新中國一誕生，他就以滿腔熱情和百折不撓的意誌投身於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三十年來，他兢兢業業、艱苦奮鬥、忘我工作，為開發利用邊疆資源，建立邊疆科研基地，他不顧多年的病體，曾先後十五次到新疆幫助工作和進行考察，對新疆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六十年代中期他被樹為上海市黨員學習的標兵。同時，中國科學院也曾多次係統地介紹宣傳他的模範事跡，號召廣大科技工作者向他學習。他與病魔鬥爭的頑強意誌和“甘當鋪路石子”的精神，激勵著廣大科技工作者不畏勞苦，努力攀登科學高峰。十年動亂期間，麵對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他不妥協，不屈服，堅持戰鬥在科研第一線，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優秀品質。粉碎“四人幫”以後，他由衷地擁護黨的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把全部精力傾注在“四化”建設上。他最後一次帶領考察隊對羅布泊的考察，勝利地穿過幹涸湖盆，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打開了羅布泊神秘大門，為今後的考察奠定了基礎，具有重大意義，也是他為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的最後一次貢獻。
1981年7月20日，中國科學院第36期簡報發表《彭加木同誌羅布泊考察遇難尋找工作已經結束，近期將舉行追悼會》，對搜尋彭加木工作進行了總結，並且對彭加木作出全麵評價：
我院新疆分院副院長、上海生物化學所研究員彭加木同誌去年六月十七日在新疆羅布泊窪地進行科學考察時不幸遇難，已經一年。經報請國務院批準，擬於近期在上海舉行追悼會。最近，新疆分院就彭加木同誌遇難和尋找情況進行了全麵總結，現摘要刊登如下：
羅布泊窪地是我國古代溝通東西方文化的“絲綢之路”的要衝。對這塊既有考古價值又有豐富資源的寶地，近百年來中外科學家都十分感興趣。由於環境惡劣，交通困難，長期以來一直未進行過係統的科學考察。彭加木同誌知難而進，一九六四年曾到羅布泊西南邊緣的米蘭進行過考察。一九七九年初冬，又進入羅布泊北部及樓蘭古址一帶作初步踏勘。一九八○年五月九日，他帶領一支由化學、水文地質及從事動植物研究的各類專業人員和後勤、通訊聯絡人員共十一人組成的綜合考察隊，第一次進入羅布泊作試驗性考察。從五月九日到六月十六日的一個多月中，考察隊有四次比較大的行動，克服重重困難，行程幾千公裏，勝利地穿過了羅布泊湖盆，比原計劃提前二十多天完成了第一次考察任務。為了多做一些工作，給下次考察創造更好的條件，彭加木同誌提出利用餘下的時間，再作一次東進考察。考察隊六月十一日從米蘭出發，一開始就遇到了大風高溫，風沙瀰漫，熱浪滾滾。夜間颳大風，帳篷經常被吹翻，同誌們不得不一人抱一根柱子坐待天明。六月十六日，考察隊到達庫木庫都克附近時，汽油和水隻能再維持兩天了。經過聯繫，國防科委二十一基地同意給予支援。但彭加木同誌希望能自力更生解決用水，以減輕部隊運水的負擔。因此，當六月十七日上午同誌們在帳篷內休息時（六晝夜沒有很好休息，都很疲睏），他不顧疲勞，冒著五六十度高溫，毅然獨自一人外出找水，不幸遇難。
事件發生後，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關切，多次指示要盡最大努力設法尋找彭加木同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指示下，在總參、國防科委，蘭州、烏魯木齊部隊的大力支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政府、軍區的直接領導下，由我院新疆分院與當地駐軍協同配合，組織專門力量，從六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日，以彭加木同誌遇難地點庫木庫都克為中心，在東西長二百公裏、南北寬二十公裏的範圍內，採取地空配合、點麵線結合以及大密度的耕地式仔細尋找等方式，先後組織了四次大規模的尋找。直接參加尋找的（不包括負責後勤物資供應的空中、地麵運輸的人員）有二百四十多人，四次在現場尋找的時間累計為六十六天。出動大小汽車六十六輛，出動飛機二十九架次。飛行約一百小時，尋找的麵積累計為四千多平方公裏。此外，蘭州軍區還曾專門派出部隊到甘肅後坑一帶尋找。在第三次尋找中，公安部還曾派上海、南京、山東省市有經驗的公安幹警攜帶警犬參加了現場尋找。
對彭加木同誌遺體的尋找工作，各方麵都盡了最大努力，無論從尋找的時間、規模、使用手段，還是從投入的人力、物力來說都是空前的，這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科學事業和科學家的高度重視、關懷和愛護。但是，除第一次尋找中，在出事地點東北方向大約十公裏處發現彭加木同誌腳印、坐印及一張糖紙外，沒有發現其他線索。據記載，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類似事件，但大都未能獲得肯定的結果。根據當地地理環境、氣候特點，同時根據這次尋找工作的實際情況，可以判定是在彭加木同誌迷路昏倒後，被狂風吹動的流沙掩埋了。這樣判定的具體理由是：
一、由於病魔的折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彭加木同誌身體不好，而在他出走前已連續六晝夜沒有很好休息，體力更加不支，因而他不可能走得太遠；而且隻帶了一壺水，未帶其他常備的食物、藥品，說明他根本沒準備遠走。
二、彭加木出走的第二天下午和晚上就有八、九級大風，流沙活動相當頻繁。
三、遇難地周圍數百公裏是渺無人煙的荒漠地帶，除有野駱駝、野兔之外，從未發現過其他可以傷人的野獸；土匪壞人在此無生存條件，因此，既不可能被野獸傷害，也不可能被壞人劫持。
彭加木同誌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是一位堅強的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新中國一誕生，他就以滿腔熱情和百折不撓的意誌投身於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三十年來，他兢兢業業、艱苦奮鬥、忘我工作，為開發利用邊疆資源，建立邊疆科研基地，他不顧多年的病體，曾先後十五次到新疆幫助工作和進行考察，對新疆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六十年代中期他被樹為上海市黨員學習的標兵。同時，中國科學院也曾多次係統地介紹宣傳他的模範事跡，號召廣大科技工作者向他學習。他與病魔鬥爭的頑強意誌和“甘當鋪路石子”的精神，激勵著廣大科技工作者不畏勞苦，努力攀登科學高峰。十年動亂期間，麵對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他不妥協，不屈服，堅持戰鬥在科研第一線，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優秀品質。粉碎“四人幫”以後，他由衷地擁護黨的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把全部精力傾注在“四化”建設上。他最後一次帶領考察隊對羅布泊的考察，勝利地穿過幹涸湖盆，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打開了羅布泊神秘大門，為今後的考察奠定了基礎，具有重大意義，也是他為發展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的最後一次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