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係列繁重的工作，一般都是由彭加木和助手小趙負責。他們常常幹到深夜，甚至通宵。經過連續幾天的剁呀，搗呀，濾呀，離心呀，最後才提取到了一點點純淨的病毒。
在結束一次提純病毒的實驗之後，還要把工作過程中用的幾十種試管及燒杯等儀器一個個洗妝（要用自來水洗，去汙粉擦，最後用蒸餾水洗三遍）。而且每提取一種病毒，很少一次成功。常常要走失敗——重做——再重做，一直至勝利的道路。每重做一次，要多搗幾萬次石臼。如抽提甜瓜花葉病毒，就是失敗了二十多次才獲得成功的。
這種繁重、瑣碎、單調的工作，有的研究人員交給助手去做。而彭加木在這方麵卻從來不撒手，他總是身體力行，與助手一起做。有時，他甚至還騎著自行車，到一兩百公裏之外，親自採集樣品。
就這樣，彭加木和助手們一起處理過上百個病毒樣品，從中提取了玉米、甜瓜、大麗菊、蘋果、燕麥、小麥等作物的病毒。如果要統計這一過程中彭加木手持菜刀剁了多少次，用石臼搗了多少遍，洗了多少支試管、燒杯，恐怕不得不求助於電子計算機了！
至於小關，彭加木更加耐心地從頭教起。因為小關是個高中畢業生，基礎較差。有一次，彭加木和小趙經過多次抽提，得到一小試管樣品。試管中上半部是溶液，下半部是渣。要提取的病毒，是存在於溶液之中的。小關不懂，竟把千辛萬苦得來的上半部溶液倒掉了，剩下無用的殘渣。對此，彭加木並沒有斥責小關，而是耐心地把原理講給小關聽。
由於彭加木針對四個助手的不同特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所以助手們進步很快，不久就能獨立工作了。彭加木看到助手們的進步內心十分高興，但是，為了使他們不致自滿，除了對吾爾尼沙之外，他很少當麵表揚，相反總是嚴格要求。
在彭加木的帶領下，助手們奔赴新疆各地，行程萬裏，他們的足跡遍及塔城、奎屯、石河子、伊犁、阿克蘇、吐魯番等地。他們共同努力，寫出了許多關於新疆植物病毒的論文，填補了中國植物病毒學上的空白，並為發展新疆的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的助手曾用這樣發自內心的話語，稱譽彭加木：
不曾見過彭先生畏懼困難，也不曾見過他頹廢懊喪。結果不滿意時，他總是說：“我再做做看。”“我來做給你看看！”“不要急，好事多磨嘛。”
不曾見過彭先生擺過架子，也不曾見過他支使別人。雖然他是研究員，可是從田間採樣、刷洗試管到沖洗照片，他都樂於親自動手去做。他常講：“我們幹的是實驗科學，就是要多動手，不能輕視平凡的勞動。”
不曾見過彭先生下車伊始，嘰裏哇啦，也不曾見過他指鹿為馬。別人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說：“等我們做做看。”
不曾見過彭先生居功自傲，也不曾見到他停車靠站。他總是向前看，每當我們獲得了一點進展，彭先生總是興高采烈，但跟著總是說：“下一步……”在他的筆記本上又列上了新的計劃。
不曾見過彭先生有片刻的懈怠，也不曾見過他虛度片刻光陰。就在他要乘飛機回上海的當天上午，還在和我們一起進行電子顯微鏡觀察；就是在漫長的旅途中，也很少見他打一個盹兒。我們知道他患過癌症，我們知道他天天都在服藥，我們常常聽到他那陣陣幹咳。
他常說：“艱苦的勞動會帶來豐收的喜悅。”在彭先生的幫助指導之下，我們國內的生物化學家認為新疆的植物病毒研究“打開了局麵”。
◆“彭先生是一團火”
彭加木不僅是一個科學家，更是中國共產黨的好黨員。他常常從政治上關心同誌，做了許多思想政治工作。
就拿小李來說，她出身於清華大學一位教授之家，大學畢業後主動要求到邊疆工作。她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寫過入黨申請。可是，由於她父親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她一直未能入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她父親的政治問題得到了糾正，但是人們仍用老眼光看她。為了這事，小李感到苦悶，常常影響工作情緒。彭加木知道了她的心事後，多次找她談心，鼓勵她繼續寫入黨申請，爭取進步。小李感動地說：“彭先生是一團火，把別人冷掉了的心烤熱了！”
陳善明是在彭加木熱情鼓勵之下，於1958年毅然離開上海，到新疆工作的。當時，他的愛人不在上海，家中隻有三個孩子。彭加木和夏叔芳便主動關心這三個孩子。晚上，彭加木常給這些孩子輔導功課，教他們寫字。每隔一兩個月，彭加木給孩子拍張照片，寄給陳善明，使他安心在新疆工作。彭加木很關心陳善明的入黨問題，從50年代起，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彭加木多次鼓勵陳善明寫入黨報告。他幾乎每次來疆，都問及陳善明的入黨問題解決了沒有。
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同誌，由於在“四害”橫行時，曾被汙衊為彭加木在邊疆“搜集情報”的“特務”，她愛人又因其他問題受到衝擊，因而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
1977年，彭加木重返新疆，立即去看望他們夫婦。這時，他們倆正在聯繫調往南京或成都工作，彭加木一聽，連忙勸他們：“粉碎了‘四人幫’，我們國家有希望了，新疆也有希望了。內地需要人，邊疆更需要人。在邊疆，培養一個科學工作者，不容易啊！你們在這裏工作多年，熟悉這裏的情況，最好還是留在這裏工作，為邊疆的科學事業作出貢獻。”彭加木的一席話，使夫婦倆打消了調離邊疆的念頭。他們說：“老彭受了那麽大的冤枉，還堅持來新疆工作，我們怎麽好意思離開新疆呢？”
在結束一次提純病毒的實驗之後，還要把工作過程中用的幾十種試管及燒杯等儀器一個個洗妝（要用自來水洗，去汙粉擦，最後用蒸餾水洗三遍）。而且每提取一種病毒，很少一次成功。常常要走失敗——重做——再重做，一直至勝利的道路。每重做一次，要多搗幾萬次石臼。如抽提甜瓜花葉病毒，就是失敗了二十多次才獲得成功的。
這種繁重、瑣碎、單調的工作，有的研究人員交給助手去做。而彭加木在這方麵卻從來不撒手，他總是身體力行，與助手一起做。有時，他甚至還騎著自行車，到一兩百公裏之外，親自採集樣品。
就這樣，彭加木和助手們一起處理過上百個病毒樣品，從中提取了玉米、甜瓜、大麗菊、蘋果、燕麥、小麥等作物的病毒。如果要統計這一過程中彭加木手持菜刀剁了多少次，用石臼搗了多少遍，洗了多少支試管、燒杯，恐怕不得不求助於電子計算機了！
至於小關，彭加木更加耐心地從頭教起。因為小關是個高中畢業生，基礎較差。有一次，彭加木和小趙經過多次抽提，得到一小試管樣品。試管中上半部是溶液，下半部是渣。要提取的病毒，是存在於溶液之中的。小關不懂，竟把千辛萬苦得來的上半部溶液倒掉了，剩下無用的殘渣。對此，彭加木並沒有斥責小關，而是耐心地把原理講給小關聽。
由於彭加木針對四個助手的不同特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所以助手們進步很快，不久就能獨立工作了。彭加木看到助手們的進步內心十分高興，但是，為了使他們不致自滿，除了對吾爾尼沙之外，他很少當麵表揚，相反總是嚴格要求。
在彭加木的帶領下，助手們奔赴新疆各地，行程萬裏，他們的足跡遍及塔城、奎屯、石河子、伊犁、阿克蘇、吐魯番等地。他們共同努力，寫出了許多關於新疆植物病毒的論文，填補了中國植物病毒學上的空白，並為發展新疆的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的助手曾用這樣發自內心的話語，稱譽彭加木：
不曾見過彭先生畏懼困難，也不曾見過他頹廢懊喪。結果不滿意時，他總是說：“我再做做看。”“我來做給你看看！”“不要急，好事多磨嘛。”
不曾見過彭先生擺過架子，也不曾見過他支使別人。雖然他是研究員，可是從田間採樣、刷洗試管到沖洗照片，他都樂於親自動手去做。他常講：“我們幹的是實驗科學，就是要多動手，不能輕視平凡的勞動。”
不曾見過彭先生下車伊始，嘰裏哇啦，也不曾見過他指鹿為馬。別人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說：“等我們做做看。”
不曾見過彭先生居功自傲，也不曾見到他停車靠站。他總是向前看，每當我們獲得了一點進展，彭先生總是興高采烈，但跟著總是說：“下一步……”在他的筆記本上又列上了新的計劃。
不曾見過彭先生有片刻的懈怠，也不曾見過他虛度片刻光陰。就在他要乘飛機回上海的當天上午，還在和我們一起進行電子顯微鏡觀察；就是在漫長的旅途中，也很少見他打一個盹兒。我們知道他患過癌症，我們知道他天天都在服藥，我們常常聽到他那陣陣幹咳。
他常說：“艱苦的勞動會帶來豐收的喜悅。”在彭先生的幫助指導之下，我們國內的生物化學家認為新疆的植物病毒研究“打開了局麵”。
◆“彭先生是一團火”
彭加木不僅是一個科學家，更是中國共產黨的好黨員。他常常從政治上關心同誌，做了許多思想政治工作。
就拿小李來說，她出身於清華大學一位教授之家，大學畢業後主動要求到邊疆工作。她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寫過入黨申請。可是，由於她父親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她一直未能入黨。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她父親的政治問題得到了糾正，但是人們仍用老眼光看她。為了這事，小李感到苦悶，常常影響工作情緒。彭加木知道了她的心事後，多次找她談心，鼓勵她繼續寫入黨申請，爭取進步。小李感動地說：“彭先生是一團火，把別人冷掉了的心烤熱了！”
陳善明是在彭加木熱情鼓勵之下，於1958年毅然離開上海，到新疆工作的。當時，他的愛人不在上海，家中隻有三個孩子。彭加木和夏叔芳便主動關心這三個孩子。晚上，彭加木常給這些孩子輔導功課，教他們寫字。每隔一兩個月，彭加木給孩子拍張照片，寄給陳善明，使他安心在新疆工作。彭加木很關心陳善明的入黨問題，從50年代起，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彭加木多次鼓勵陳善明寫入黨報告。他幾乎每次來疆，都問及陳善明的入黨問題解決了沒有。
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同誌，由於在“四害”橫行時，曾被汙衊為彭加木在邊疆“搜集情報”的“特務”，她愛人又因其他問題受到衝擊，因而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
1977年，彭加木重返新疆，立即去看望他們夫婦。這時，他們倆正在聯繫調往南京或成都工作，彭加木一聽，連忙勸他們：“粉碎了‘四人幫’，我們國家有希望了，新疆也有希望了。內地需要人，邊疆更需要人。在邊疆，培養一個科學工作者，不容易啊！你們在這裏工作多年，熟悉這裏的情況，最好還是留在這裏工作，為邊疆的科學事業作出貢獻。”彭加木的一席話，使夫婦倆打消了調離邊疆的念頭。他們說：“老彭受了那麽大的冤枉，還堅持來新疆工作，我們怎麽好意思離開新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