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那“內部控製使用”的緊箍咒，再也不會念了，彭加木可以展翅高飛了。盡管他在那“史無前例”的風暴中受了那麽多磨難，他卻不埋怨，不後悔，不觀望，不猶豫，他的目光總是向前，向前。
組織上慎重研究了彭加木的要求，覺得青藏高原氣壓低，彭加木的身體恐怕吃不消；青海他沒去過，開展工作較困難；雲南和新疆他去過多次，比較合適。
新疆方麵一知道彭加木要重上邊疆，立即發出了邀請，於是，組織上決定讓他去新疆工作。不過，考慮到彭加木年已半百，又有嚴重的上腔靜脈後遺症，因此隻同意他在每年夏天去新疆，其餘時間在內地工作。
1977年，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給彭加木匯來了路費（他每次去新疆，都是新疆分院給他寄路費的）。7月，彭加木離開了上海，奔赴闊別了十多年的新疆。
一路上，他的感觸頗深：在50年代，他從上海去新疆，隻能坐火車到甘肅，再換長途汽車進疆；在60年代，火車可以直達烏魯木齊了；如今，他坐著飛機進疆，花了六七個小時，便可從上海直抵烏魯木齊了。
一路上，彭加木興致勃勃地透過飛機的園形舷窗，俯瞰著祖國那廣袤無垠的大地。飛機翼下出現巍峨聳立、頂上戴著白皚皚“雪帽”的博格達峰——天山的山峰，彭加木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動：
“哦，新疆——我的第二故鄉，我又回到你的懷抱。”
唐朝詩人王維在《渭城曲》一詩中，曾感嘆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如今，彭加木卻是“西出陽關多故人”。當他走下飛機，老朋友們蜂擁而來，緊握著他的手久久不放，熱淚奪眶而出。
是嗬，在那烏雲壓城的歲月，新疆的老朋友們聽到了關於“梅花黨”的傳說，聽到了彭加木的消息，他們心急如焚——彭加木為了新疆的科學事業嘔心瀝血，怎麽反而被顛倒為到邊疆“刺探軍情進行特務活動”呢？這是多大的冤枉啊！
正因為這樣，老朋友們一聽說彭加木劫後餘生，仍重返邊疆，何等歡欣，奔走相告。他們都巴不得想早一點看到虎口逃難的彭加木。
想不到久別重逢，彭加木卻隻字未提那痛苦的遭遇，一個勁兒打聽新疆分院186的現況如何，需要解決什麽問題。
◆嚴師
彭加木劫後重返新疆，自然引起了記者們的關注。
有一次，一位記者問起了這樣的問題：“你在新疆分院擔任什麽工作？”
彭加木一聽，便知記者在打聽他在新疆分院的“頭銜”。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擔任鋪路工作！”
彭加木的回答，使記者愕然。
確實，說來頗使人難以相信：彭加木多次來疆，是新疆分院的“開國元勛”之一，可是，他的唯一“頭銜”隻是“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從未在新疆分院擔任過一官半職！在別人看來，這幾乎不可理解，而在彭加木看來，卻理所當然！
過去，彭加木來新疆是為了“鋪路”；如今，彭加木來新疆也是為了“鋪路”。
彭加木深知，人才是發展科學的基礎。要推進邊疆的科學事業，必須悉心培養一批科學人才。於是，彭加木在新疆，帶了四個助手，開展植物病毒研究工作。
這四個助手，在植物病毒研究方麵都是新手：
小李，她雖是農業大學的畢業生，可是從來沒摸過電子顯微鏡；小趙，新疆大學化學係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在大學裏沒有學過多少專業知識；吾爾尼沙，維吾爾族姑娘，新疆醫學院的畢業生，連講漢語、看中文書籍，都感到吃力；小關，高中畢業生。
彭加木以他自己的行動，實踐了自己的格言：“我想作一顆鋪路的石子，讓別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過去……”他，正是讓這四個年輕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過去”，走上了攀登植物病毒學高峰的道路！
小李還清楚地記得，在1977年夏天，陳善明帶著她去見彭加木。當時，彭加木正在電子顯微鏡旁忙碌，小李心裏可緊張呢，雙手不知往哪兒放才好。誰知彭加木一見她，便拿來一堆病毒照片給她看，又領著她參觀電子顯微鏡，小李看到電子顯微鏡構造那麽複雜，操作又是那麽精細，害怕自己難以勝任。
彭加木卻鼓勵她道：“沒關係，慢慢做，就會的。我在學校裏，也沒見過電子顯微鏡。”過了幾天，小李很快就熟悉彭加木了，知道他是一個沒有架子的人，也就很隨便了。
小李是個急性子的人。她在家裏用縫紉機做衣服，縫錯了，照理應當用刀片把線一點點拆開，然後重新再縫。小李一急，索性用手扯，一扯便把布扯破了，結果做成的新衣雖然一次也未穿過，卻已打上了補丁！然而操作電子顯微鏡，卻要非常細心、耐心。要拍一張病毒照片，從田間採樣開始，切碎、浸取、差速離心、提純、成膜，一直到拍攝，要經過幾十道工序。不論哪一環節出了問題，都無法拍出清晰的照片。
彭加木技術熟練，一個上午能拍90張電子顯微鏡照片。可是，小李拍了一個上午，連一張都拍不好。小李著急了，越急越是亂了套！
組織上慎重研究了彭加木的要求，覺得青藏高原氣壓低，彭加木的身體恐怕吃不消；青海他沒去過，開展工作較困難；雲南和新疆他去過多次，比較合適。
新疆方麵一知道彭加木要重上邊疆，立即發出了邀請，於是，組織上決定讓他去新疆工作。不過，考慮到彭加木年已半百，又有嚴重的上腔靜脈後遺症，因此隻同意他在每年夏天去新疆，其餘時間在內地工作。
1977年，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給彭加木匯來了路費（他每次去新疆，都是新疆分院給他寄路費的）。7月，彭加木離開了上海，奔赴闊別了十多年的新疆。
一路上，他的感觸頗深：在50年代，他從上海去新疆，隻能坐火車到甘肅，再換長途汽車進疆；在60年代，火車可以直達烏魯木齊了；如今，他坐著飛機進疆，花了六七個小時，便可從上海直抵烏魯木齊了。
一路上，彭加木興致勃勃地透過飛機的園形舷窗，俯瞰著祖國那廣袤無垠的大地。飛機翼下出現巍峨聳立、頂上戴著白皚皚“雪帽”的博格達峰——天山的山峰，彭加木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動：
“哦，新疆——我的第二故鄉，我又回到你的懷抱。”
唐朝詩人王維在《渭城曲》一詩中，曾感嘆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如今，彭加木卻是“西出陽關多故人”。當他走下飛機，老朋友們蜂擁而來，緊握著他的手久久不放，熱淚奪眶而出。
是嗬，在那烏雲壓城的歲月，新疆的老朋友們聽到了關於“梅花黨”的傳說，聽到了彭加木的消息，他們心急如焚——彭加木為了新疆的科學事業嘔心瀝血，怎麽反而被顛倒為到邊疆“刺探軍情進行特務活動”呢？這是多大的冤枉啊！
正因為這樣，老朋友們一聽說彭加木劫後餘生，仍重返邊疆，何等歡欣，奔走相告。他們都巴不得想早一點看到虎口逃難的彭加木。
想不到久別重逢，彭加木卻隻字未提那痛苦的遭遇，一個勁兒打聽新疆分院186的現況如何，需要解決什麽問題。
◆嚴師
彭加木劫後重返新疆，自然引起了記者們的關注。
有一次，一位記者問起了這樣的問題：“你在新疆分院擔任什麽工作？”
彭加木一聽，便知記者在打聽他在新疆分院的“頭銜”。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擔任鋪路工作！”
彭加木的回答，使記者愕然。
確實，說來頗使人難以相信：彭加木多次來疆，是新疆分院的“開國元勛”之一，可是，他的唯一“頭銜”隻是“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從未在新疆分院擔任過一官半職！在別人看來，這幾乎不可理解，而在彭加木看來，卻理所當然！
過去，彭加木來新疆是為了“鋪路”；如今，彭加木來新疆也是為了“鋪路”。
彭加木深知，人才是發展科學的基礎。要推進邊疆的科學事業，必須悉心培養一批科學人才。於是，彭加木在新疆，帶了四個助手，開展植物病毒研究工作。
這四個助手，在植物病毒研究方麵都是新手：
小李，她雖是農業大學的畢業生，可是從來沒摸過電子顯微鏡；小趙，新疆大學化學係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在大學裏沒有學過多少專業知識；吾爾尼沙，維吾爾族姑娘，新疆醫學院的畢業生，連講漢語、看中文書籍，都感到吃力；小關，高中畢業生。
彭加木以他自己的行動，實踐了自己的格言：“我想作一顆鋪路的石子，讓別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過去……”他，正是讓這四個年輕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過去”，走上了攀登植物病毒學高峰的道路！
小李還清楚地記得，在1977年夏天，陳善明帶著她去見彭加木。當時，彭加木正在電子顯微鏡旁忙碌，小李心裏可緊張呢，雙手不知往哪兒放才好。誰知彭加木一見她，便拿來一堆病毒照片給她看，又領著她參觀電子顯微鏡，小李看到電子顯微鏡構造那麽複雜，操作又是那麽精細，害怕自己難以勝任。
彭加木卻鼓勵她道：“沒關係，慢慢做，就會的。我在學校裏，也沒見過電子顯微鏡。”過了幾天，小李很快就熟悉彭加木了，知道他是一個沒有架子的人，也就很隨便了。
小李是個急性子的人。她在家裏用縫紉機做衣服，縫錯了，照理應當用刀片把線一點點拆開，然後重新再縫。小李一急，索性用手扯，一扯便把布扯破了，結果做成的新衣雖然一次也未穿過，卻已打上了補丁！然而操作電子顯微鏡，卻要非常細心、耐心。要拍一張病毒照片，從田間採樣開始，切碎、浸取、差速離心、提純、成膜，一直到拍攝，要經過幾十道工序。不論哪一環節出了問題，都無法拍出清晰的照片。
彭加木技術熟練，一個上午能拍90張電子顯微鏡照片。可是，小李拍了一個上午，連一張都拍不好。小李著急了，越急越是亂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