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也很愛孩子。他是有名的“孩子頭”。他有一整套哄孩子的“技術”。正當彭海、彭荔號啕大哭的時候，他做一個鬼臉，很快就使孩子破涕為笑。彭加木什麽時候在家，家裏就充滿笑聲。
在科學院建造新宿舍之後，彭加木喬遷了。他住的是三層的小樓房，第一層住兩家，第二層是一家，彭加木住在第三層。他的新居很舒適，有好幾個小房間——孩子們有他們的小天地，他也有自己看書、寫作的地方。
彭加木的小家庭是幸福的，充滿歡樂。然而，他卻下了很大的決心，跳出小家庭，離開上海舒坦的生活。他的心不在“小夫小妻小家庭，書桌檯燈穿衣鏡”，他的心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當別人問他為什麽要報名到邊疆工作，彭加木說出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北京、上海都是樂園，我也很愛這樣的樂園。但是祖國這麽大，難道隻有這兩個樂園就夠了嗎？如果要把祖國各地都建設成樂園，我們青年人不去，讓誰去呢？……我剛三十出頭，渾身是勁，雖然邊疆的生活艱苦一些，但是，這正是要我們青年去奮鬥建設的地方。當我們戰勝困難，作出一些成績的時候，就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幸福。
也有人為彭加木惋惜，說他“吃虧”了。理由是：彭加木年紀輕輕，精力充沛，他的學業基礎紮實，上海的科研條件又好。當時，他已完成關於植酸酶、原肌球朊、原膠原等四篇論文。
彭加木深得他的導師、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王應睞的賞識。王應睞曾一再挽留他。
他的另一位老師曹天欽教授也很希望彭加木能留下來。當時，曹天欽正在做大電泳試驗，彭加木是他的得力助手：為了表示惋惜之情，曹天欽寫下了一首打油詩，嘆息“電泳走子龍”（子龍即三國名將趙子龍）！
彭加木在一篇文章中，作了這樣的答覆：
有人說我“吃虧”了，我想不存在這個問題。我沒有吃虧……我今天做的工作就像耕耘，又像播種，一分耕耘終會得到一分收穫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參加到科學研究工作中來，肯定比我一個人的力量大，成果也會出得更多，這對黨、對祖國的科學事業有什麽吃虧可言呢？如果說吃虧，那麽許多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了革命事業流血犧牲，他們甚至連革命的勝利果實都沒有看到，這不是更吃虧了嗎？還有無數的解放軍戰士，在戰場上英勇作戰，負了傷，甚至殘廢了，他們是否吃虧了呢？當然沒有，他們都沒有說自己吃虧了。至於我個人，雖然是一個科學研究人員，但我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是一個革命者。在入黨的時候，我就向黨宣誓：我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黨的利益堅決鬥爭到底。黨需要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這裏也不存在什麽吃虧的問題。
彭加木這些閃閃發光的言語，象徵著他的思想逐漸成熟，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
◆願做鋪路石子
葉聖陶先生在1929年，曾寫過一篇著名的童話《古代英雄的石像》。
這篇童話描寫一位雕刻家用巨石雕成古代英雄石像，卻把鑿下來的碎石在石像下麵作為台子。人們向石像恭恭敬敬地鞠躬，石像驕傲起來，看不起墊在下麵的小石頭。小石頭們生氣地離開了，石像倒了，也碎成了小石頭。人們就用這些小石頭鋪路。晴和陽光照在新路上，塊塊石頭都露出了笑臉。小石頭們都很高興，讚美自己道：“我們集合在一塊兒，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在上麵高高興興地走！”
葉聖陶先生這篇童話的寓意是很深刻的：石頭，與其做那“空虛”的石像而出人頭地，倒不如作為平凡的鋪路石子造福於人類，一點兒也“不空虛”。
彭加木非常讚賞鋪路石子的風格，他願一輩子做一顆鋪路石子。
1964年，彭加木在上海《新民晚報》上發表《人活著究竟為了什麽？》一文，表達了自己願意做一輩子鋪路石子的心聲：
我認為黨領導下的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任何崗位都是重要的、光榮的崗位。像建築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簡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蓋好，他們卻又要到別的地方去了；又像築路工人，他們鋪好路，自己卻不再走這條路。我想建築工人、築路工人能夠默默無聞地做一些專門利人的工作，我為什麽不能做一些科學組織工作，起一些橋樑作用呢？我想願作一顆鋪路石子，讓別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過去，也是光榮的。我願意一輩子作這樣的鋪路石子。
1956年5月，彭加木告別了工作了七八年之久的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的實驗室，告別了共事多年的老師和同事，告別了溫暖可愛的小家庭，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彭加木風塵僕僕，行程萬裏。
彭加木先是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隊的雲南生物考察隊，來到了西南邊疆。
雲南，素有“植物王國”之稱，既有寒帶植物，也有熱帶、亞熱帶植物。雲南的“雲煙”、洱茶、軸木、紅木、楠、榕、紫檀、相思以及熱帶水果，著稱於世。在這個“植物王國”中，彭加木結識了雲南昆明植物研究工作站的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教授。蔡希陶指著那浩瀚的森林，對彭加木說，“這才是你的用武之地！”
在科學院建造新宿舍之後，彭加木喬遷了。他住的是三層的小樓房，第一層住兩家，第二層是一家，彭加木住在第三層。他的新居很舒適，有好幾個小房間——孩子們有他們的小天地，他也有自己看書、寫作的地方。
彭加木的小家庭是幸福的，充滿歡樂。然而，他卻下了很大的決心，跳出小家庭，離開上海舒坦的生活。他的心不在“小夫小妻小家庭，書桌檯燈穿衣鏡”，他的心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當別人問他為什麽要報名到邊疆工作，彭加木說出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北京、上海都是樂園，我也很愛這樣的樂園。但是祖國這麽大，難道隻有這兩個樂園就夠了嗎？如果要把祖國各地都建設成樂園，我們青年人不去，讓誰去呢？……我剛三十出頭，渾身是勁，雖然邊疆的生活艱苦一些，但是，這正是要我們青年去奮鬥建設的地方。當我們戰勝困難，作出一些成績的時候，就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幸福。
也有人為彭加木惋惜，說他“吃虧”了。理由是：彭加木年紀輕輕，精力充沛，他的學業基礎紮實，上海的科研條件又好。當時，他已完成關於植酸酶、原肌球朊、原膠原等四篇論文。
彭加木深得他的導師、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王應睞的賞識。王應睞曾一再挽留他。
他的另一位老師曹天欽教授也很希望彭加木能留下來。當時，曹天欽正在做大電泳試驗，彭加木是他的得力助手：為了表示惋惜之情，曹天欽寫下了一首打油詩，嘆息“電泳走子龍”（子龍即三國名將趙子龍）！
彭加木在一篇文章中，作了這樣的答覆：
有人說我“吃虧”了，我想不存在這個問題。我沒有吃虧……我今天做的工作就像耕耘，又像播種，一分耕耘終會得到一分收穫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參加到科學研究工作中來，肯定比我一個人的力量大，成果也會出得更多，這對黨、對祖國的科學事業有什麽吃虧可言呢？如果說吃虧，那麽許多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了革命事業流血犧牲，他們甚至連革命的勝利果實都沒有看到，這不是更吃虧了嗎？還有無數的解放軍戰士，在戰場上英勇作戰，負了傷，甚至殘廢了，他們是否吃虧了呢？當然沒有，他們都沒有說自己吃虧了。至於我個人，雖然是一個科學研究人員，但我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是一個革命者。在入黨的時候，我就向黨宣誓：我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黨的利益堅決鬥爭到底。黨需要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這裏也不存在什麽吃虧的問題。
彭加木這些閃閃發光的言語，象徵著他的思想逐漸成熟，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
◆願做鋪路石子
葉聖陶先生在1929年，曾寫過一篇著名的童話《古代英雄的石像》。
這篇童話描寫一位雕刻家用巨石雕成古代英雄石像，卻把鑿下來的碎石在石像下麵作為台子。人們向石像恭恭敬敬地鞠躬，石像驕傲起來，看不起墊在下麵的小石頭。小石頭們生氣地離開了，石像倒了，也碎成了小石頭。人們就用這些小石頭鋪路。晴和陽光照在新路上，塊塊石頭都露出了笑臉。小石頭們都很高興，讚美自己道：“我們集合在一塊兒，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在上麵高高興興地走！”
葉聖陶先生這篇童話的寓意是很深刻的：石頭，與其做那“空虛”的石像而出人頭地，倒不如作為平凡的鋪路石子造福於人類，一點兒也“不空虛”。
彭加木非常讚賞鋪路石子的風格，他願一輩子做一顆鋪路石子。
1964年，彭加木在上海《新民晚報》上發表《人活著究竟為了什麽？》一文，表達了自己願意做一輩子鋪路石子的心聲：
我認為黨領導下的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任何崗位都是重要的、光榮的崗位。像建築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簡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蓋好，他們卻又要到別的地方去了；又像築路工人，他們鋪好路，自己卻不再走這條路。我想建築工人、築路工人能夠默默無聞地做一些專門利人的工作，我為什麽不能做一些科學組織工作，起一些橋樑作用呢？我想願作一顆鋪路石子，讓別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過去，也是光榮的。我願意一輩子作這樣的鋪路石子。
1956年5月，彭加木告別了工作了七八年之久的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的實驗室，告別了共事多年的老師和同事，告別了溫暖可愛的小家庭，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彭加木風塵僕僕，行程萬裏。
彭加木先是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隊的雲南生物考察隊，來到了西南邊疆。
雲南，素有“植物王國”之稱，既有寒帶植物，也有熱帶、亞熱帶植物。雲南的“雲煙”、洱茶、軸木、紅木、楠、榕、紫檀、相思以及熱帶水果，著稱於世。在這個“植物王國”中，彭加木結識了雲南昆明植物研究工作站的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教授。蔡希陶指著那浩瀚的森林，對彭加木說，“這才是你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