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肅庵的父親蔣玉表以鹽商起家，在溪口也算得是大戶人家。可是蔣家人丁稀少，對內對外乏人照料，肅庵這個獨養兒子又去了開封：蔣玉表以八十高齡，渴望他兒子回來主持，不料知道媳婦的出身和三發子的身份以後，蔣玉表便非常反對，可是三發子他媽已成了肅庵的有力助手，蔣玉表也奈何她不得，最後年邁力衰，便在光緒二十年十月間死了。但王媽又給蔣家添了一個兒子，取名瑞青。第二年七月間，三發子九歲那年，肅庵也跟著去世，三發子他媽光顧得哭著肅庵，他隻活了五十四歲；孰不知在她河南許州河街後莊故鄉，她的結髮丈夫、三發子他爹，也在那年春天因為戀傷過度而憂鬱死去了。
正是：夫君窮途潦倒死，妾在深閨那得知。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鹽商世家長袖善舞 訟師行業足智多謀
卻說肅庵自回鄉以迄於死，短短一兩年間又幹開了”業餘訟師“。他所以要這樣做，首先當然是為了錢，其次是想利用他同官廳的關係，來保障自己一部分財產，從而增加他財產的數字，顯赫鄉裏，使鄉人和地方政府，對他人丁稀少的戶口不敢欺侮。
就在這一段期間，光緒十三年中法訂約開龍州、蒙自為通商口岸；十四年康有為上書論政；十五年慈禧太後還政，德宗親政；十六年中英訂哲孟雄條約；十七年初設北洋海軍，十九年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論國政；二十年中山先生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是年甲午之戰，清軍大敗；翌年訂馬關條約，清廷承認朝鮮自主，割讓台灣澎湖，賠款兩萬萬兩。康樑上書請求變法維新，中山先生第一次革命失敗，陸皓東等遇害。
在這一連串巨大的演變之中，小小的溪口也不免受到波動，肅庵能言善辯，見多識廣，鄉人不免把這些喪權辱國的事情向他請教。肅庵老是嘆一口氣，認為清廷氣數已衰，但孫中山這批人秀才造反，也不可能有所成就，洋人有洋炮洋槍大洋船，中國人隻得認命聽任宰割。他這套理論深深地影響了三發子，致使他以後連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不過肅庵憑他如簧之舌和一個假功名”候補道“，回鄉之後倒也發了一點小財，鄉裏有糾紛，肅庵總是採用”兩麵戰術“，把甲乙雙方的費用逐步提高，彼此”競爭“，而最後的結果他卻早已同官府暗中說妥，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輸贏之間相差無幾，勝訴人固無所得，敗訴人也平了這口氣，在《蔣介石先生傳》中記載肅庵說：”仕子清，……晚（年）……掛冠去，遂終焉。“邵元沖說他”好排鄉裏紛爭“；朱大符給他作的墓誌銘說：”錦溪人喜訟，訟輒不休，先生遇有訟者，悉力彌之，使必勝……自先生之歿，鄉人有訟者興，父老往往相與嘆息曰：肅庵先生在，不至是也。“蔣介石特準編印的《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一書中也說：”當鄉民要打官司的時候，他們便喜歡到肅庵公那裏去；肅庵公簡直是一個法庭以外的法官，他的判決是被完全接受的。“
肅庵是個鹽商也有可靠的證明：”重振鹽業，“（《蔣介石先生的家庭》）”以貨殖起家，兼居積鹽鹺。（蔣介石自撰《蔣玉表行狀》）“經營鹽和茶的批發交易，積蓄了相當的財產。”（《偉大的蔣介石》等書）在鹽商與訟師的家庭中，三發子受了多大的影響，是不言而喻了。
肅庵在世時憑著他同官廳的關係，接攬了不少訴訟生意。天高皇帝遠，窮鄉僻壤根本談不上什麽法律不法律，公道不公道，何況清朝的皇帝一塌糊塗！於是一些地主豪紳，幫會人物，便變成了老百姓的“父母官”，直接掌握了鄉民的生死之權，而肅庵就變成了統治者的代表，他是“一個法庭以外的法官”。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是完全建立在利害關係上的。肅庵一死，人丁稀少的家庭裏沒有人替代他的“職務”，沒有人承繼他的位置，這種特殊的權力也就跟著肅庵帶進了棺材，——因為三發子年紀太小，他隻有九歲。
肅庵的新夫人早已看在眼裏，可是她沒有辦法，她沒有受過教育，隻在婚後短短一個時間中由肅庵教她念了幾本《孝女經》之類，派不上用處。她怨恨自己是個女流之輩，嘆息三發子年紀太小，又抱怨肅庵活不到他父親蔣玉表的年齡。要是肅庵也能到八十一歲才死，三發子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兒子三十多歲，她就不再有所畏俱。
可是事實無情，三發子娘兒倆終得要“節哀應變”，馬上與蔣錫侯分家，由他住溪口大宅報本堂東廂，娘兒倆和瑞青住西廂舊宅。肅庵在世時結交官廳，鄙視鄉民，兜攬訴訟，無事生非。肅庵一死，有錢有勢的人們不再同孤兒寡婦往來了，相反的一切苛捐雜稅同樣分派到了肅庵遺屬的頭上；肅庵一死，無錢無勢的鄉民不再畏懼他的孤兒寡婦了，但他們是善良的老百姓，雖無害於蔣家，可是同蔣家來一個“不合作主義”，用沉默來作為報復：“肅庵這傢夥在世時你們神氣活現，現在他死了，看你們神氣個屁！”
後來蔣介石陳述這段日子道：“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煢孑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夤緣為虐，吾家門祚既單，遂為覬覦之的，欺淩脅迫，靡日而寧。嚐以田斌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門庭，迫辱備至。鄉裏既無正論，戚族也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荼靡之苦，不足以喻。”在這一段記載中，可以看到三發子娘兒倆自豫入浙，在肅庵死後的日子是如何浪狽了：官廳和“地方勢力”欺侮她，作勞役，奪產業，迫辱備至！可是鄉裏們不願出麵打抱不平，戚族也都冷眼旁觀。肅庵的同鄉們仇恨他到這個地步，肅庵生前為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但三發子她媽卻想到了一個求助的地方：雪竇寺裏的老和尚。原來雪竇寺和尚當時也在溪口大戶人家化緣捐錢，每逢出動，背後總有孩子們一窩蜂跟著瞧熱鬧。某次有一個孤寒財主不肯“隨緣樂助”，同和尚言語不通，大聲說話，孩子們以為不肯捐錢吵了架，大家在旁吶喊助威，三發子便順口唱著他的河南曲調道：
正是：夫君窮途潦倒死，妾在深閨那得知。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鹽商世家長袖善舞 訟師行業足智多謀
卻說肅庵自回鄉以迄於死，短短一兩年間又幹開了”業餘訟師“。他所以要這樣做，首先當然是為了錢，其次是想利用他同官廳的關係，來保障自己一部分財產，從而增加他財產的數字，顯赫鄉裏，使鄉人和地方政府，對他人丁稀少的戶口不敢欺侮。
就在這一段期間，光緒十三年中法訂約開龍州、蒙自為通商口岸；十四年康有為上書論政；十五年慈禧太後還政，德宗親政；十六年中英訂哲孟雄條約；十七年初設北洋海軍，十九年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論國政；二十年中山先生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是年甲午之戰，清軍大敗；翌年訂馬關條約，清廷承認朝鮮自主，割讓台灣澎湖，賠款兩萬萬兩。康樑上書請求變法維新，中山先生第一次革命失敗，陸皓東等遇害。
在這一連串巨大的演變之中，小小的溪口也不免受到波動，肅庵能言善辯，見多識廣，鄉人不免把這些喪權辱國的事情向他請教。肅庵老是嘆一口氣，認為清廷氣數已衰，但孫中山這批人秀才造反，也不可能有所成就，洋人有洋炮洋槍大洋船，中國人隻得認命聽任宰割。他這套理論深深地影響了三發子，致使他以後連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不過肅庵憑他如簧之舌和一個假功名”候補道“，回鄉之後倒也發了一點小財，鄉裏有糾紛，肅庵總是採用”兩麵戰術“，把甲乙雙方的費用逐步提高，彼此”競爭“，而最後的結果他卻早已同官府暗中說妥，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輸贏之間相差無幾，勝訴人固無所得，敗訴人也平了這口氣，在《蔣介石先生傳》中記載肅庵說：”仕子清，……晚（年）……掛冠去，遂終焉。“邵元沖說他”好排鄉裏紛爭“；朱大符給他作的墓誌銘說：”錦溪人喜訟，訟輒不休，先生遇有訟者，悉力彌之，使必勝……自先生之歿，鄉人有訟者興，父老往往相與嘆息曰：肅庵先生在，不至是也。“蔣介石特準編印的《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一書中也說：”當鄉民要打官司的時候，他們便喜歡到肅庵公那裏去；肅庵公簡直是一個法庭以外的法官，他的判決是被完全接受的。“
肅庵是個鹽商也有可靠的證明：”重振鹽業，“（《蔣介石先生的家庭》）”以貨殖起家，兼居積鹽鹺。（蔣介石自撰《蔣玉表行狀》）“經營鹽和茶的批發交易，積蓄了相當的財產。”（《偉大的蔣介石》等書）在鹽商與訟師的家庭中，三發子受了多大的影響，是不言而喻了。
肅庵在世時憑著他同官廳的關係，接攬了不少訴訟生意。天高皇帝遠，窮鄉僻壤根本談不上什麽法律不法律，公道不公道，何況清朝的皇帝一塌糊塗！於是一些地主豪紳，幫會人物，便變成了老百姓的“父母官”，直接掌握了鄉民的生死之權，而肅庵就變成了統治者的代表，他是“一個法庭以外的法官”。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是完全建立在利害關係上的。肅庵一死，人丁稀少的家庭裏沒有人替代他的“職務”，沒有人承繼他的位置，這種特殊的權力也就跟著肅庵帶進了棺材，——因為三發子年紀太小，他隻有九歲。
肅庵的新夫人早已看在眼裏，可是她沒有辦法，她沒有受過教育，隻在婚後短短一個時間中由肅庵教她念了幾本《孝女經》之類，派不上用處。她怨恨自己是個女流之輩，嘆息三發子年紀太小，又抱怨肅庵活不到他父親蔣玉表的年齡。要是肅庵也能到八十一歲才死，三發子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兒子三十多歲，她就不再有所畏俱。
可是事實無情，三發子娘兒倆終得要“節哀應變”，馬上與蔣錫侯分家，由他住溪口大宅報本堂東廂，娘兒倆和瑞青住西廂舊宅。肅庵在世時結交官廳，鄙視鄉民，兜攬訴訟，無事生非。肅庵一死，有錢有勢的人們不再同孤兒寡婦往來了，相反的一切苛捐雜稅同樣分派到了肅庵遺屬的頭上；肅庵一死，無錢無勢的鄉民不再畏懼他的孤兒寡婦了，但他們是善良的老百姓，雖無害於蔣家，可是同蔣家來一個“不合作主義”，用沉默來作為報復：“肅庵這傢夥在世時你們神氣活現，現在他死了，看你們神氣個屁！”
後來蔣介石陳述這段日子道：“中正九歲喪父，一門孤寡，煢孑無依。其時清政不綱，吏胥勢豪，夤緣為虐，吾家門祚既單，遂為覬覦之的，欺淩脅迫，靡日而寧。嚐以田斌徵收，強令供役，產業被奪，先疇不保，甚至構陷門庭，迫辱備至。鄉裏既無正論，戚族也多旁觀。吾母子含憤茹痛，荼靡之苦，不足以喻。”在這一段記載中，可以看到三發子娘兒倆自豫入浙，在肅庵死後的日子是如何浪狽了：官廳和“地方勢力”欺侮她，作勞役，奪產業，迫辱備至！可是鄉裏們不願出麵打抱不平，戚族也都冷眼旁觀。肅庵的同鄉們仇恨他到這個地步，肅庵生前為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但三發子她媽卻想到了一個求助的地方：雪竇寺裏的老和尚。原來雪竇寺和尚當時也在溪口大戶人家化緣捐錢，每逢出動，背後總有孩子們一窩蜂跟著瞧熱鬧。某次有一個孤寒財主不肯“隨緣樂助”，同和尚言語不通，大聲說話，孩子們以為不肯捐錢吵了架，大家在旁吶喊助威，三發子便順口唱著他的河南曲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