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傳國玉璽之謎
鐵麵威猛的皇帝雍正(5)
雍正還為文武百官樹立起“公忠誠勤，實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賞識的幾位重臣，如田文鏡、鄂爾泰、李衛等，都是以直言不諱、據實辦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鏡本是一個官位不高的內閣侍讀學士，他引起雍正重視，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華山回京復命時，他在皇帝麵前把山西全省鬧災荒財政虧欠的情形一一如實奏報，雍正認為，該員“直言無隱”，“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調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裏，官職累遷。田文鏡受寵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議，要在全國各州縣的大鄉村設立“講約所”，每月初一召集農民宣講《聖諭廣訓》，雍正批示“依議”，令各地推行。接到這一諭令，已任職河南山東兩省總督的田文鏡據實陳奏不同意見，說農事繁忙，按月宣講，實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鄉村遍設講約所，每年費用不下數十萬，實屬浪費。他建議在春仲、秋末、冬初農閑時酌情召民宣講。在這件事上，田文鏡不因《聖諭廣訓》是康熙大帝的聖訓集錦，而把不能如期宣講、難以持之以恆的實情隱瞞下；不因這件事經過朝臣商議已經得到皇帝諭準，而迎合順從。可貴的是，田文鏡以國是為重，坦抒已見，對皇帝已經批準的事敢於說“不”。而雍正欣賞田文鏡，也恰是這一點。在田文鏡的這一奏摺上，雍正揮筆批道：“此奏可嘉處不勝批諭。”欣然採納了田文鏡的建議。
主管雲貴廣西三省軍政要務的總督鄂爾泰，也是以“不計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於國”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撫趙弘恩與路經長沙的鄂爾泰麵談了四天，事後向雍正報告說，要效法鄂爾奏的居官為人。雍正訓導說，要想學習鄂爾泰，當知道他的根本，鄂爾泰超過平常人的長處沒有別的，隻不過是“忠公二字”，“以種種名利是非心居官為人，而欲效法鄂爾泰萬萬不能”。雍正告誡臣工，鄂爾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為他忠公務實，這是根本，要學就學他這一點。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總督李衛，以嚴猛著稱，他不苟同於官場積習，勇於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權貴，得罪了不少大官。這些人聯名向雍正告狀，雍正卻說：李衛“粗率狂縱，人所共知”，但他卻是“剛正之人”，朕賞識李衛，就是因為他操守廉潔，實心任事。從這些被賞識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著力提倡務實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是一個很有創造性的皇帝。他在政治、經濟方麵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作法。
一是在經濟方麵，施行攤丁入地，這是一項重大的賦稅改革。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和土地稅。人頭稅叫丁銀，即按家庭人口數量交稅，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稅。土地稅叫田賦，即按家庭擁有土地的數量徵稅。每個農家都要交這兩種稅。但由於連年戰亂，無地或地少的貧苦農民交不起人頭稅。沒有辦法，他們隻有隱瞞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頭稅，即丁銀。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會不穩，並影響國家稅收。
這是一個拖延多年的老大難問題。順治帝、康熙帝都沒有徹底解決。雍正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多少定納稅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這就是“攤丁入地”，它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對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來說，是一個福音。他們不用再去逃亡躲稅了。他們可以老老實實地種地，國家自然增加了稅收。同時，減少了流民，使社會安定了。這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
二是耗羨歸公，我國古代以銀、銅為貨幣，徵稅時，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的損耗，故徵稅時有一定附加費。此項附加費稱“耗羨”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縣徵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耗羨無法定徵收額，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徵收，有的抽正稅一兩、耗羨達五六錢，人民負擔甚重。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將此項附加費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督撫統一管理。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作為“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祿。這樣，既減輕了人民負擔，又保證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鹹免擾累。”
三是創立軍機處，推廣奏摺製度。明代權力集於內閣，故有權相產生。雍正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創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為皇帝出主意、寫文件、理政務。其特點是處理政事迅速而機密。軍機大臣直接與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傳達皇帝意旨。此機構存在200年，直至清末。
第七部分：傳國玉璽之謎
鐵麵威猛的皇帝雍正(6)
與創立軍機處伴隨的是推廣奏摺製度。由於以前的官文書批轉手續繁複，且經多人閱看，時間拖延，且難於保密，而奏摺則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雍正擴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摺的範圍，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時反映情況，報告政務，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製定政策；也使官員們相互監督，皇帝得以了解他們的賢愚、勤惰、政績、操守。
鐵麵威猛的皇帝雍正(5)
雍正還為文武百官樹立起“公忠誠勤，實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賞識的幾位重臣，如田文鏡、鄂爾泰、李衛等，都是以直言不諱、據實辦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鏡本是一個官位不高的內閣侍讀學士，他引起雍正重視，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華山回京復命時，他在皇帝麵前把山西全省鬧災荒財政虧欠的情形一一如實奏報，雍正認為，該員“直言無隱”，“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調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裏，官職累遷。田文鏡受寵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議，要在全國各州縣的大鄉村設立“講約所”，每月初一召集農民宣講《聖諭廣訓》，雍正批示“依議”，令各地推行。接到這一諭令，已任職河南山東兩省總督的田文鏡據實陳奏不同意見，說農事繁忙，按月宣講，實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鄉村遍設講約所，每年費用不下數十萬，實屬浪費。他建議在春仲、秋末、冬初農閑時酌情召民宣講。在這件事上，田文鏡不因《聖諭廣訓》是康熙大帝的聖訓集錦，而把不能如期宣講、難以持之以恆的實情隱瞞下；不因這件事經過朝臣商議已經得到皇帝諭準，而迎合順從。可貴的是，田文鏡以國是為重，坦抒已見，對皇帝已經批準的事敢於說“不”。而雍正欣賞田文鏡，也恰是這一點。在田文鏡的這一奏摺上，雍正揮筆批道：“此奏可嘉處不勝批諭。”欣然採納了田文鏡的建議。
主管雲貴廣西三省軍政要務的總督鄂爾泰，也是以“不計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於國”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撫趙弘恩與路經長沙的鄂爾泰麵談了四天，事後向雍正報告說，要效法鄂爾奏的居官為人。雍正訓導說，要想學習鄂爾泰，當知道他的根本，鄂爾泰超過平常人的長處沒有別的，隻不過是“忠公二字”，“以種種名利是非心居官為人，而欲效法鄂爾泰萬萬不能”。雍正告誡臣工，鄂爾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為他忠公務實，這是根本，要學就學他這一點。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總督李衛，以嚴猛著稱，他不苟同於官場積習，勇於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權貴，得罪了不少大官。這些人聯名向雍正告狀，雍正卻說：李衛“粗率狂縱，人所共知”，但他卻是“剛正之人”，朕賞識李衛，就是因為他操守廉潔，實心任事。從這些被賞識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著力提倡務實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是一個很有創造性的皇帝。他在政治、經濟方麵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作法。
一是在經濟方麵，施行攤丁入地，這是一項重大的賦稅改革。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和土地稅。人頭稅叫丁銀，即按家庭人口數量交稅，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稅。土地稅叫田賦，即按家庭擁有土地的數量徵稅。每個農家都要交這兩種稅。但由於連年戰亂，無地或地少的貧苦農民交不起人頭稅。沒有辦法，他們隻有隱瞞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頭稅，即丁銀。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會不穩，並影響國家稅收。
這是一個拖延多年的老大難問題。順治帝、康熙帝都沒有徹底解決。雍正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多少定納稅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這就是“攤丁入地”，它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對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來說，是一個福音。他們不用再去逃亡躲稅了。他們可以老老實實地種地，國家自然增加了稅收。同時，減少了流民，使社會安定了。這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
二是耗羨歸公，我國古代以銀、銅為貨幣，徵稅時，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的損耗，故徵稅時有一定附加費。此項附加費稱“耗羨”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縣徵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耗羨無法定徵收額，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徵收，有的抽正稅一兩、耗羨達五六錢，人民負擔甚重。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將此項附加費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督撫統一管理。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作為“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祿。這樣，既減輕了人民負擔，又保證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鹹免擾累。”
三是創立軍機處，推廣奏摺製度。明代權力集於內閣，故有權相產生。雍正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創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為皇帝出主意、寫文件、理政務。其特點是處理政事迅速而機密。軍機大臣直接與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傳達皇帝意旨。此機構存在200年，直至清末。
第七部分：傳國玉璽之謎
鐵麵威猛的皇帝雍正(6)
與創立軍機處伴隨的是推廣奏摺製度。由於以前的官文書批轉手續繁複，且經多人閱看，時間拖延，且難於保密，而奏摺則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雍正擴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摺的範圍，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時反映情況，報告政務，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製定政策；也使官員們相互監督，皇帝得以了解他們的賢愚、勤惰、政績、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