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1月21日，蔣介石下野了，他公開裏說“既不能貫徹戡亂的主張，又何必再為和平的障礙”，私底下卻罵：“我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是被國民黨打倒的”。穀正綱等人更是如喪考妣：“我們再無能也和共產黨鬥爭了這麽長時間，換李宗仁執政，不出一年就要滅亡”。
!qi!蔡智誠的心情也頗為沮喪，他倒不是對蔣介石有多麽眷戀，而是覺得這場不合時宜的內訌使國民黨喪失了最後的爭取“體麵”的機會。在他看來，國軍雖然在戰場上以處於劣勢，但畢竟還握有半壁江山，南方是國民黨的發祥地，政權穩固、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沒有遭受過太大的戰爭破壞。與在抗戰時期就奠定了雄厚基礎的北方不同，共產黨在華南、西南和西北各省都沒有很強的政治勢力，如果國民黨在戰敗之後能夠知恥後勇，團結起來痛改前非，以穩健的政績去應對軍事上的壓力，或許還有可能在談判桌上有所作為。但象現在這樣的搞法，長江防線還沒有被突破，自己的陣營先就已經亂了，道德淪喪、信仰喪失、軍心喪失、民心喪失，黨國的前途必將萬劫不復，落入難以救贖的深淵……
!shu!果然，國民黨的混亂使共產黨人更加胸有成竹。1月25日，新華社發表廣播講話：“我們老實告訴南京的先生們，你們是戰爭的罪犯，你們是要受審判的人，你們口中所謂‘和平’、‘停戰’，我們是不相信的！你們必須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聲明中所提的四十三個戰犯。務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則以縱匪論處，絕不姑寬……”，並且又接著宣布了第二批內戰戰犯名單。
!ωang!頭一批的戰犯名單中有貴州人何應欽，這第二次又補上了個穀正綱。在上海的辦公室裏，穀戰犯正綱麵對著布告隻有連連苦笑：“各位還是少和我來往，否則下一批的名單上你們大有希望”。
蔡智誠倒不擔心自己會成為戰犯，他在那時候已經離開了軍隊，到俞季虞那裏做事去了。
俞季虞是浙江紹興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畢業生，與蔣經國、穀正綱、穀正鼎是同學，當然也和王明、鄧小平等人一起念過書。這俞季虞屬於“太子係”的人物，長期擔任蔣經國的助手，蔡智誠46年在“南京市黨部”的麾下壓製學生運動的時候曾經在他手底下當過差，彼此間還算是熟人。49年再度見麵，俞季虞已經被內定為高雄市的市長，正準備押運一批黃金白銀到台灣去，由於時間緊迫，俞市長隻好委派蔡同誌先在上海臨時承擔“運台物資”的籌措工作，等他到高雄就任以後再做另行安排。
蔡智誠的任務是從上海籌集十萬匹花紗布運往高雄，其職務相當於社會局駐中國紡織公司的聯絡員。
這個差事可不好幹。中紡公司是由經濟部直轄的國營企業，棉布產量占全國總產的60%以上，產品主要用於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集團之一，公司董事長是經濟部長孫越崎，常務副董事長是經濟部次長簡貫三、總經理則是“美援物資委員會”主席顧毓瑔，都是在位的高官。在當時，市麵上的物價飛漲，鈔票失去信用，能夠兌換外匯的棉毛織品就顯得十分寶貴，各方巨頭都希望用棉布來穩定市場，小蔣需要布匹去台灣、郭德潔（李宗仁的太太，號稱廣西王）需要布匹去桂林、孫科則想把布匹搬到廣州去，但中紡公司的老闆們卻誰也不願意給，每天都能找出無數個理由來拖延和拒絕。
說起來，孫越崎（解放後任民革中央主席）、簡貫三（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和顧毓瑔（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都屬於智商超群的人物，在什麽情況下應該做什麽事，心裏明明白白。這時候的他們早就把家屬送到了國外、把財產轉到了香港（其中有四百萬美金交給了解放軍），並且已經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繫，正在華東局統戰部長吳克堅同誌的領導下準備迎接解放。
老闆們開了竅，員工的覺悟自然就更高。在當時，中紡公司是以實物替代工資的，每周用“龍頭細布”發薪水，護廠有功則發毛呢料子，可如果物資被運走了，那大家就什麽也得不到，所以工人們都玩了命似的守護庫房，蔡智誠每到廠子裏轉一圈，起碼有上萬雙眼睛在盯著他，想拿走一縷紗線都不可能，更別說是十萬匹花布了。
倒黴的蔡聯絡員既惹不起中紡公司的官僚老闆，也不敢招惹紡織車間的革命工人，就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劉鴻生先生出麵幫忙了。
劉鴻生號稱上海灘的“企業大王”（解放後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委），經營的產業涉及火柴、水泥、紡織、煤炭、發電等各個領域，他名義上掛著國民政府的公職，兼著“中紡公司”和“招商局”的董事頭銜，自己也開了一家規模很大的紡織企業，叫做“章華毛紡廠”（今上海章華毛紡織公司）。與孫越崎、簡貫三、顧毓瑔等人不同，劉老闆的廠子是自家的，口頭喊一喊“救國救民”還可以，真的拿老本出來搞“共產”就未免覺得肉疼，所以他不可能象幾位部長次長那麽慷慨豪邁，總要想辦法把資產轉移走了才覺得放心。
對於轉移資產，劉鴻生很有心得。他的錢多、廠多、子女也多，有十幾個孩子可供差遣，調度起來遊刃有餘。抗戰的時候，老劉就把財產和子女一分為三，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重慶，“共榮”的“共榮”、抗日的抗日，直線曲線雙救國，兩邊都不耽誤。淮海戰役之後，他照樣依葫蘆畫瓢，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台灣，岸上水裏全有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qi!蔡智誠的心情也頗為沮喪，他倒不是對蔣介石有多麽眷戀，而是覺得這場不合時宜的內訌使國民黨喪失了最後的爭取“體麵”的機會。在他看來，國軍雖然在戰場上以處於劣勢，但畢竟還握有半壁江山，南方是國民黨的發祥地，政權穩固、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沒有遭受過太大的戰爭破壞。與在抗戰時期就奠定了雄厚基礎的北方不同，共產黨在華南、西南和西北各省都沒有很強的政治勢力，如果國民黨在戰敗之後能夠知恥後勇，團結起來痛改前非，以穩健的政績去應對軍事上的壓力，或許還有可能在談判桌上有所作為。但象現在這樣的搞法，長江防線還沒有被突破，自己的陣營先就已經亂了，道德淪喪、信仰喪失、軍心喪失、民心喪失，黨國的前途必將萬劫不復，落入難以救贖的深淵……
!shu!果然，國民黨的混亂使共產黨人更加胸有成竹。1月25日，新華社發表廣播講話：“我們老實告訴南京的先生們，你們是戰爭的罪犯，你們是要受審判的人，你們口中所謂‘和平’、‘停戰’，我們是不相信的！你們必須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聲明中所提的四十三個戰犯。務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則以縱匪論處，絕不姑寬……”，並且又接著宣布了第二批內戰戰犯名單。
!ωang!頭一批的戰犯名單中有貴州人何應欽，這第二次又補上了個穀正綱。在上海的辦公室裏，穀戰犯正綱麵對著布告隻有連連苦笑：“各位還是少和我來往，否則下一批的名單上你們大有希望”。
蔡智誠倒不擔心自己會成為戰犯，他在那時候已經離開了軍隊，到俞季虞那裏做事去了。
俞季虞是浙江紹興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畢業生，與蔣經國、穀正綱、穀正鼎是同學，當然也和王明、鄧小平等人一起念過書。這俞季虞屬於“太子係”的人物，長期擔任蔣經國的助手，蔡智誠46年在“南京市黨部”的麾下壓製學生運動的時候曾經在他手底下當過差，彼此間還算是熟人。49年再度見麵，俞季虞已經被內定為高雄市的市長，正準備押運一批黃金白銀到台灣去，由於時間緊迫，俞市長隻好委派蔡同誌先在上海臨時承擔“運台物資”的籌措工作，等他到高雄就任以後再做另行安排。
蔡智誠的任務是從上海籌集十萬匹花紗布運往高雄，其職務相當於社會局駐中國紡織公司的聯絡員。
這個差事可不好幹。中紡公司是由經濟部直轄的國營企業，棉布產量占全國總產的60%以上，產品主要用於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集團之一，公司董事長是經濟部長孫越崎，常務副董事長是經濟部次長簡貫三、總經理則是“美援物資委員會”主席顧毓瑔，都是在位的高官。在當時，市麵上的物價飛漲，鈔票失去信用，能夠兌換外匯的棉毛織品就顯得十分寶貴，各方巨頭都希望用棉布來穩定市場，小蔣需要布匹去台灣、郭德潔（李宗仁的太太，號稱廣西王）需要布匹去桂林、孫科則想把布匹搬到廣州去，但中紡公司的老闆們卻誰也不願意給，每天都能找出無數個理由來拖延和拒絕。
說起來，孫越崎（解放後任民革中央主席）、簡貫三（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和顧毓瑔（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都屬於智商超群的人物，在什麽情況下應該做什麽事，心裏明明白白。這時候的他們早就把家屬送到了國外、把財產轉到了香港（其中有四百萬美金交給了解放軍），並且已經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繫，正在華東局統戰部長吳克堅同誌的領導下準備迎接解放。
老闆們開了竅，員工的覺悟自然就更高。在當時，中紡公司是以實物替代工資的，每周用“龍頭細布”發薪水，護廠有功則發毛呢料子，可如果物資被運走了，那大家就什麽也得不到，所以工人們都玩了命似的守護庫房，蔡智誠每到廠子裏轉一圈，起碼有上萬雙眼睛在盯著他，想拿走一縷紗線都不可能，更別說是十萬匹花布了。
倒黴的蔡聯絡員既惹不起中紡公司的官僚老闆，也不敢招惹紡織車間的革命工人，就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劉鴻生先生出麵幫忙了。
劉鴻生號稱上海灘的“企業大王”（解放後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委），經營的產業涉及火柴、水泥、紡織、煤炭、發電等各個領域，他名義上掛著國民政府的公職，兼著“中紡公司”和“招商局”的董事頭銜，自己也開了一家規模很大的紡織企業，叫做“章華毛紡廠”（今上海章華毛紡織公司）。與孫越崎、簡貫三、顧毓瑔等人不同，劉老闆的廠子是自家的，口頭喊一喊“救國救民”還可以，真的拿老本出來搞“共產”就未免覺得肉疼，所以他不可能象幾位部長次長那麽慷慨豪邁，總要想辦法把資產轉移走了才覺得放心。
對於轉移資產，劉鴻生很有心得。他的錢多、廠多、子女也多，有十幾個孩子可供差遣，調度起來遊刃有餘。抗戰的時候，老劉就把財產和子女一分為三，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重慶，“共榮”的“共榮”、抗日的抗日，直線曲線雙救國，兩邊都不耽誤。淮海戰役之後，他照樣依葫蘆畫瓢，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台灣，岸上水裏全有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