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誠發現，共軍的戰場補充似乎有一個潛規則：戰後的俘虜通常不會分配到曾經交鋒過的單位中去。比如參與攻擊楊圍子的是中野9縱27旅，而來自這個戰場的“解放戰士”就補給了與楊圍子沒有關係的26旅——蔡智誠當然不會想到這個貌不出眾的9縱26旅後來居然能夠成為新中國空降部隊的主力（15軍第44師），而他如果可以及時醒悟的話，幾乎有機會成為這支“土共武裝”的第一位“傘兵人才”。
在當時，蔡智誠完全不曾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什麽，他隻是冷冷地看著俘虜兵們排成了新的行列，看著他們摘掉了頭頂的帽徽、領取了新的身份牌。解放戰士的識別標誌不過是一塊小小的布片，上麵寫著部隊番號和個人的名字，這東西本來應該是縫在衣服上的，但現在卻已經來不及尋找針和線了，新戰士把“身份牌”揣進兜裏就踏上了戰場，他們一個個激動地振臂高呼：“打楊四麻子去！打楊四麻子去！”
那時候，淮北一帶的村落大都沒有正規的地名，通常是以當地富戶的名號作為地理上的代稱。蔡智誠不清楚這“楊四麻子”的具體位置，但他心裏明白，那個地方距離雙堆集一定很近，他知道，黃維兵團的末日已經指日可待了。
忠義集的俘虜兵們走了，就象他們來時一樣的匆忙。空曠的場地上，灰溜溜的蔡智誠顯得特別孤單。辛國良主任還在路口向別人詢問著什麽，他顯然並沒有完全打消對這個“文化人”的懷疑。
路口上聚著一群支前的民夫，聽口音是宿縣當地人。“須縣斯校（宿縣職校）？莫望見過，不知曉”
辛主任立刻召喚蔡智誠過來接受審查：“根本就沒有宿縣職校，你到底是做什麽的？”
“怎麽會沒有職校？有的！我和彭先生出來搞田野調查，他是個老頭，給桑樹治病的……”
“哦——知曉知曉，彭老夫子，鬍子煞白，咋呼（號召）把水塘填土改種桑葉的那個，講做可以治大肚子病。咦喲！你跟他是一群的”
“對對對，我跟他是一群的……”，蔡智誠這才明白，彭晉賢推行蠶桑的目的是為了防治血吸蟲。
安徽北部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如果徹底實施“土改旱”、把水田變成桑林，確實可以大麵積地消滅釘螺。但問題是，在戰事頻繁的年月，這樣的辦法其實很難實行，因為水田種稻可以見縫插針、一季就能獲收成，而桑林養蠶卻需要好幾年的培育時間，一旦遇到打仗就全部報銷了，所謂“種水田大肚子，種桑葉餓肚子”，更何況當時的老百姓並不相信大肚子（血吸蟲病）與釘螺之間有什麽關係，所以大家都把這位鼓吹“毀田造林”的老頭當作了瞎胡鬧的“妖業蛋”，彭先生的蠶桑理想也就成了一相情願的空中樓閣。
鄉民們對彭晉賢的評價並不太高，但這依然可以從側麵證實蔡智誠的“學者身份”，於是，辛主任很快就給“蔡先生”出具了證明信、發放了路條，並且略感歉意地說：“讓你受委屈了。昨天開飯的時候，別人都在搶，隻有你一個人站得遠遠的，當時我還以為你是個吃飽了不覺得餓的國民黨官僚……”
蔡智誠這才知道，矜持傲慢的本性差一點就讓自己暴露了身份。
宿縣解放了，當時是中原野戰軍的後方。根據安排，蔡智誠應該跟著支前的隊伍回宿州去，但有意思的是，那幫民夫們卻在跟管理員吵吵嚷嚷，一個勁地要求繼續留在前線。
淮海戰役期間，支前的民夫主要承擔“運輸”和“擔架”兩項任務。
運輸人員分為三類，“挑夫隊”隨軍行動，每副擔子50斤；“小車”（獨輪車）承載200斤，車上裝的是軍糧；而“大車”（畜力車）的載重量都在千斤以上，由武裝押運，主要負責輸送彈藥。運輸隊的成員大多從老解放區遠道而來，而擔架隊的隊員則是新近翻身的本地民眾。每副擔架配備三人，每支擔架隊有十八副擔架、大約五六十人，這些擔架隊也分為兩撥，一撥負責把戰場上的傷兵抬到轉運站（前方醫療所），叫做“前線隊”，另一撥再把轉運站的傷員抬到後方醫院，叫做“二線隊”，通常情況下，這兩撥任務是輪換著執行的。
可忠義集路口上的這支擔架隊卻不願意進行輪換，他們已經在前方忙碌了三四天，依然不肯轉為二線，“按窩（很快）就捉黃維了，等捉到黃維再回去”，“我們吼吼的出死力，現在換別人不吱拉聲摘果子，不中不中！”
管理員來來回回地做工作，說幹二線和幹一線都是同樣的重要，但民夫卻有自己的主張：“瞎迷糊嘍！誰不曉得前線立功好光榮！”，鬧到最後，還是轉運站的站長出來說了話，保證北線圍殲的時候一定請他們去收尾，民夫們這才意猶未盡的勉強點頭：“也熊也熊，這邊隻瞎一個兵團，北邊卻有兩個，我們蹬歪蹬歪、正好捉杜聿明去……”，那口氣仿佛人家蔣委員長的得意門生、國民黨軍的王牌戰將就是他們水缸裏的王八，可以手到擒來似的。
民夫們的樂觀情緒是有根據的，轉運站內外的熱鬧景象就是人民軍隊戰無不勝的標誌。
在當時，蔡智誠完全不曾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什麽，他隻是冷冷地看著俘虜兵們排成了新的行列，看著他們摘掉了頭頂的帽徽、領取了新的身份牌。解放戰士的識別標誌不過是一塊小小的布片，上麵寫著部隊番號和個人的名字，這東西本來應該是縫在衣服上的，但現在卻已經來不及尋找針和線了，新戰士把“身份牌”揣進兜裏就踏上了戰場，他們一個個激動地振臂高呼：“打楊四麻子去！打楊四麻子去！”
那時候，淮北一帶的村落大都沒有正規的地名，通常是以當地富戶的名號作為地理上的代稱。蔡智誠不清楚這“楊四麻子”的具體位置，但他心裏明白，那個地方距離雙堆集一定很近，他知道，黃維兵團的末日已經指日可待了。
忠義集的俘虜兵們走了，就象他們來時一樣的匆忙。空曠的場地上，灰溜溜的蔡智誠顯得特別孤單。辛國良主任還在路口向別人詢問著什麽，他顯然並沒有完全打消對這個“文化人”的懷疑。
路口上聚著一群支前的民夫，聽口音是宿縣當地人。“須縣斯校（宿縣職校）？莫望見過，不知曉”
辛主任立刻召喚蔡智誠過來接受審查：“根本就沒有宿縣職校，你到底是做什麽的？”
“怎麽會沒有職校？有的！我和彭先生出來搞田野調查，他是個老頭，給桑樹治病的……”
“哦——知曉知曉，彭老夫子，鬍子煞白，咋呼（號召）把水塘填土改種桑葉的那個，講做可以治大肚子病。咦喲！你跟他是一群的”
“對對對，我跟他是一群的……”，蔡智誠這才明白，彭晉賢推行蠶桑的目的是為了防治血吸蟲。
安徽北部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如果徹底實施“土改旱”、把水田變成桑林，確實可以大麵積地消滅釘螺。但問題是，在戰事頻繁的年月，這樣的辦法其實很難實行，因為水田種稻可以見縫插針、一季就能獲收成，而桑林養蠶卻需要好幾年的培育時間，一旦遇到打仗就全部報銷了，所謂“種水田大肚子，種桑葉餓肚子”，更何況當時的老百姓並不相信大肚子（血吸蟲病）與釘螺之間有什麽關係，所以大家都把這位鼓吹“毀田造林”的老頭當作了瞎胡鬧的“妖業蛋”，彭先生的蠶桑理想也就成了一相情願的空中樓閣。
鄉民們對彭晉賢的評價並不太高，但這依然可以從側麵證實蔡智誠的“學者身份”，於是，辛主任很快就給“蔡先生”出具了證明信、發放了路條，並且略感歉意地說：“讓你受委屈了。昨天開飯的時候，別人都在搶，隻有你一個人站得遠遠的，當時我還以為你是個吃飽了不覺得餓的國民黨官僚……”
蔡智誠這才知道，矜持傲慢的本性差一點就讓自己暴露了身份。
宿縣解放了，當時是中原野戰軍的後方。根據安排，蔡智誠應該跟著支前的隊伍回宿州去，但有意思的是，那幫民夫們卻在跟管理員吵吵嚷嚷，一個勁地要求繼續留在前線。
淮海戰役期間，支前的民夫主要承擔“運輸”和“擔架”兩項任務。
運輸人員分為三類，“挑夫隊”隨軍行動，每副擔子50斤；“小車”（獨輪車）承載200斤，車上裝的是軍糧；而“大車”（畜力車）的載重量都在千斤以上，由武裝押運，主要負責輸送彈藥。運輸隊的成員大多從老解放區遠道而來，而擔架隊的隊員則是新近翻身的本地民眾。每副擔架配備三人，每支擔架隊有十八副擔架、大約五六十人，這些擔架隊也分為兩撥，一撥負責把戰場上的傷兵抬到轉運站（前方醫療所），叫做“前線隊”，另一撥再把轉運站的傷員抬到後方醫院，叫做“二線隊”，通常情況下，這兩撥任務是輪換著執行的。
可忠義集路口上的這支擔架隊卻不願意進行輪換，他們已經在前方忙碌了三四天，依然不肯轉為二線，“按窩（很快）就捉黃維了，等捉到黃維再回去”，“我們吼吼的出死力，現在換別人不吱拉聲摘果子，不中不中！”
管理員來來回回地做工作，說幹二線和幹一線都是同樣的重要，但民夫卻有自己的主張：“瞎迷糊嘍！誰不曉得前線立功好光榮！”，鬧到最後，還是轉運站的站長出來說了話，保證北線圍殲的時候一定請他們去收尾，民夫們這才意猶未盡的勉強點頭：“也熊也熊，這邊隻瞎一個兵團，北邊卻有兩個，我們蹬歪蹬歪、正好捉杜聿明去……”，那口氣仿佛人家蔣委員長的得意門生、國民黨軍的王牌戰將就是他們水缸裏的王八，可以手到擒來似的。
民夫們的樂觀情緒是有根據的，轉運站內外的熱鬧景象就是人民軍隊戰無不勝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