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戰軍千裏躍進大別山,陳粟兵團和陳賡兵團也相繼挺進豫皖蘇。三路大軍插入國民黨統治區的縱深,為了補給軍需,就同時採取了紅軍時期的“走馬點火”政策——部隊每到一處,立即開展“鬥地主”、“分浮財”運動,把有錢人家的財物分給窮人,並沒收地主富農的糧食供應軍隊——這樣的“急性土改”當然可以最快地喚起貧困農民的革命熱情,也能夠迅速解決部隊的臨時需要,但它卻也存在著一些毛病。首先,這種方法隻能是一次性的,經過猛烈的“點火”,下回再來的時候就無錢可收、無糧可征了;其次,這種方法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軍隊“走馬”所過之處,中農以上的人家幾乎跑光,流離失所的難民紛紛逃往國統區,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被簡單地推向了鬥爭的對立麵。
這個時期,四周都在打仗,隻有徐州附近還比較平靜。於是,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這個小城市(徐州是銅山縣縣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萬,新開了上千家店鋪,設置了近百處慈善機構,城裏的街角空地搭滿了大大小小的“窩棚”,隨處可見神色慌張的難民。
在這樣的城市裏,泥菩薩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們心靈的導師,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熱門的職業。黃河故道邊的南馬路是徐州卦攤最為集中的地方,從早到晚都圍滿了憂心忡忡的人群。
有一種卦攤名叫“燈下問鬼”,功效是可以通過各路鬼魂探聽戰場上的消息,因此能夠預測失散人員的下落——戰爭年月的冤魂多、失蹤人口也多,這種生意也就格外火暴。
卦攤上擺著簽筒,簽子上刻有記號,分別代表了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樣、拿著個拂塵晃來晃去,遇到顧客上門,他就開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喚鬼魂來問話。先生作法以後顧客就開始搖簽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聽東邊的消息、東邊的“鬼魂簽”就能跳出來,如果想詢問西邊的情況,搖出來的肯定是西邊的簽子。連搖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顧客們對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馬甲破解:算命簽子從外表上看兩頭都一樣,但其實是一頭輕一頭重的。隻要將其中一根的重頭朝上,先搖出來的就肯定是它)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觀言察色。碰到身體結實的顧客,可以適當地弄點玄虛、一驚一詐地多騙點錢,但遇到那種體質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報喜不報憂,趕緊地把人家打發走算了。可也有個別的新手不曉得輕重緩急,逮著主顧就胡說八道,唬得農村老太太連害怕帶傷心、還沒來得及掏錢就哭死掉了,結果錢沒騙到還攤上個人命官司。
蔡智誠從來就不去理睬這些迷信的名堂,但羅華卻信得不行。這小子簡直是見佛就拜,才跪了觀音又求上帝、抽空子還跟海國英念叨幾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戰場的時候能夠召集菩薩開大會,從土地公公到聖母瑪利亞全都守在他身邊。
自從傘兵把大隊編製改成了團營連,原先的“軍士長”職務就取消了,羅華不願意留在連隊當排長,死纏著蔡智誠、硬是到“政治指導室”當了一名協理員。按羅協理員的說法,連以下的軍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進到營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時候可以在後麵督戰,仿佛進了保險箱一樣。
說實話,這個時候的蔡智誠他們確實象是在保險箱裏。當時,傘兵一團駐守黃口,傘兵二團駐守碭山,經常在隴海鐵路線上與共軍發生接觸,而司令部直屬的搜索營、工兵營、通訊營和輜重營卻住在徐州城裏,不開槍不打仗,日子過得十分安逸。
當時,傘兵搜索營的任務是保護城裏的電力安全,這個差事說難不算難、說易也不易。那時候,徐州號稱是“馬路不平、電話不靈、電燈不明”,讓人很傷腦筋——大馬路成天被軍車和戰車碾過來壓過去的,想平也平不了;電話局裏隻有20部交換機,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門的容量卻要應付三千多門電話,遇到前方打仗的時候總機房裏就象炸了鍋,把交換員累死也沒有辦法;供電問題就更難辦了,徐州原本依靠賈汪電廠供電,那是個日本人建造的廠子,距離徐州60公裏,裝機容量1250千瓦,不僅電量不夠而且還經常被遊擊隊切斷線路,弄得電燈時暗時明。為了保證電力供應,徐州“陸總”隻好從聯合國難民救濟署弄來一台1000千瓦機組(是美國軍艦上拆下來的舊設備,滿出力隻能達到800千瓦),在“張勳官邸”(今徐州供電局)開辦了一個專用發電房,而搜索營的職責就是保證這個新電廠與“重點用戶”之間的線路暢通。
當時,徐州是華東軍政中心,各類“重點用戶”著實不少。搜索營的遊樂智營長考慮來考慮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後再委派下屬分頭負責,蔡智誠承包的是“花園飯店”、“裝甲兵之友”和“空軍俱樂部”——這倒是三個好地方。
花園飯店建造於1916年,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徐州最高檔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後來因為蔣介石與馮玉祥在這個飯館裏拜把子,倆兄弟一高興就把“按察街”改名為“大同街”了,意思是說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後,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倆的說法,於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還把“花園飯店”也改成了“淮海飯店”,以此來紀念淮海戰役的勝利——其實,這花園飯店與淮海戰役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倒是在台兒莊戰役期間,這裏曾經是李宗仁的指揮部。
這個時期,四周都在打仗,隻有徐州附近還比較平靜。於是,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這個小城市(徐州是銅山縣縣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萬,新開了上千家店鋪,設置了近百處慈善機構,城裏的街角空地搭滿了大大小小的“窩棚”,隨處可見神色慌張的難民。
在這樣的城市裏,泥菩薩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們心靈的導師,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熱門的職業。黃河故道邊的南馬路是徐州卦攤最為集中的地方,從早到晚都圍滿了憂心忡忡的人群。
有一種卦攤名叫“燈下問鬼”,功效是可以通過各路鬼魂探聽戰場上的消息,因此能夠預測失散人員的下落——戰爭年月的冤魂多、失蹤人口也多,這種生意也就格外火暴。
卦攤上擺著簽筒,簽子上刻有記號,分別代表了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樣、拿著個拂塵晃來晃去,遇到顧客上門,他就開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喚鬼魂來問話。先生作法以後顧客就開始搖簽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聽東邊的消息、東邊的“鬼魂簽”就能跳出來,如果想詢問西邊的情況,搖出來的肯定是西邊的簽子。連搖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顧客們對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馬甲破解:算命簽子從外表上看兩頭都一樣,但其實是一頭輕一頭重的。隻要將其中一根的重頭朝上,先搖出來的就肯定是它)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觀言察色。碰到身體結實的顧客,可以適當地弄點玄虛、一驚一詐地多騙點錢,但遇到那種體質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報喜不報憂,趕緊地把人家打發走算了。可也有個別的新手不曉得輕重緩急,逮著主顧就胡說八道,唬得農村老太太連害怕帶傷心、還沒來得及掏錢就哭死掉了,結果錢沒騙到還攤上個人命官司。
蔡智誠從來就不去理睬這些迷信的名堂,但羅華卻信得不行。這小子簡直是見佛就拜,才跪了觀音又求上帝、抽空子還跟海國英念叨幾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戰場的時候能夠召集菩薩開大會,從土地公公到聖母瑪利亞全都守在他身邊。
自從傘兵把大隊編製改成了團營連,原先的“軍士長”職務就取消了,羅華不願意留在連隊當排長,死纏著蔡智誠、硬是到“政治指導室”當了一名協理員。按羅協理員的說法,連以下的軍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進到營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時候可以在後麵督戰,仿佛進了保險箱一樣。
說實話,這個時候的蔡智誠他們確實象是在保險箱裏。當時,傘兵一團駐守黃口,傘兵二團駐守碭山,經常在隴海鐵路線上與共軍發生接觸,而司令部直屬的搜索營、工兵營、通訊營和輜重營卻住在徐州城裏,不開槍不打仗,日子過得十分安逸。
當時,傘兵搜索營的任務是保護城裏的電力安全,這個差事說難不算難、說易也不易。那時候,徐州號稱是“馬路不平、電話不靈、電燈不明”,讓人很傷腦筋——大馬路成天被軍車和戰車碾過來壓過去的,想平也平不了;電話局裏隻有20部交換機,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門的容量卻要應付三千多門電話,遇到前方打仗的時候總機房裏就象炸了鍋,把交換員累死也沒有辦法;供電問題就更難辦了,徐州原本依靠賈汪電廠供電,那是個日本人建造的廠子,距離徐州60公裏,裝機容量1250千瓦,不僅電量不夠而且還經常被遊擊隊切斷線路,弄得電燈時暗時明。為了保證電力供應,徐州“陸總”隻好從聯合國難民救濟署弄來一台1000千瓦機組(是美國軍艦上拆下來的舊設備,滿出力隻能達到800千瓦),在“張勳官邸”(今徐州供電局)開辦了一個專用發電房,而搜索營的職責就是保證這個新電廠與“重點用戶”之間的線路暢通。
當時,徐州是華東軍政中心,各類“重點用戶”著實不少。搜索營的遊樂智營長考慮來考慮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後再委派下屬分頭負責,蔡智誠承包的是“花園飯店”、“裝甲兵之友”和“空軍俱樂部”——這倒是三個好地方。
花園飯店建造於1916年,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徐州最高檔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後來因為蔣介石與馮玉祥在這個飯館裏拜把子,倆兄弟一高興就把“按察街”改名為“大同街”了,意思是說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後,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倆的說法,於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還把“花園飯店”也改成了“淮海飯店”,以此來紀念淮海戰役的勝利——其實,這花園飯店與淮海戰役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倒是在台兒莊戰役期間,這裏曾經是李宗仁的指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