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飛回憶錄》裏說，“敵傘兵縱隊向東追擊……天亮以後，敵人才發覺追趕的隻是一個師，知道中計，趕緊掉頭，連即將渡河的彭德清師（應為盧勝師）也不追了。但敵人失策了，要追上我們談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們六個師已乘虛向西突圍。而由於敵人改變部署，我們原先估計將受到重大損失的彭德清師（應為盧勝師）完整地順利渡過沂河、躍入沂蒙山……”
——4縱10師的師長是廣東人盧勝、政委是蔡智誠的遵義老鄉韓念龍——葉老將軍誤記成自己的福建老鄉彭德清了，彭德清當時是12師的師長。
其實，如果僅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圍部隊並不一定能夠甩掉追兵。因為整7師、整48師當天夜間都沒有挪窩，而葉陶兵團主力在黑暗和泥濘裏一晚上也走不了多遠。可問題的關鍵是，傘兵總隊直到第二下午才向總部提交戰情通報，這就使得國軍各追擊部隊在天亮以後又繼續向東跑了大半天、從而與西向急行的解放軍拉開了雙倍的距離，於是就徹底追不上了。
說起來，傘兵軍官還不至於愚蠢到連“聲東擊西”的戰術也弄不懂。實際上，7月27日清晨，傘兵各隊就已經判明當麵的共軍隻有三個團，分別是華野4縱10師的28、29團和1縱1師的第3團——兵力雖不多，卻居然有兩個縱隊的番號——到底是不是佯動集團？真讓戰情參謀們傷透了腦筋。
在此之前，參謀部門曾經有一個預案，認為“西瓜”和“麵包”如果採取佯動，擔任“掩護標靶”的一定是1縱的獨立師。理由很充分：一，1縱有四個師，4縱隻有三個師，由1縱分兵比較“公平合理”；二，1縱獨立師不是葉陶的基本部隊，他們原本是中原軍區的“皮旅”，並且在“中原突圍”時也擔負過相同的任務、有類似的經驗，這時再讓他們犧牲一回，於公於私都“理所當然”——所以，馬師恭司令要求傘兵各隊擴大搜索範圍，一定要找到“1縱獨立師”的蹤跡才敢做定論。
這事情也確實不能怪馬司令優柔寡斷，要知道，“敵方佯動”的結論非同小可，報晚了最多挨一頓批評、報錯了可是要掉腦袋的。於是，蔡智誠他們隻好越過4縱10師繼續向前追擊，一直跑到沂河邊上也沒有發現共軍的影子，這才趕緊回頭報告戰情，但時間已是27日的下午4點了。
——事實上，從現在的各種資料上看，葉陶兵團當時並沒有“用番號迷惑敵人”的企圖。牽製任務是陶勇主動要求的（葉飛擔心其力量不夠，又給他們補了一個團），這三個團都是葉陶的絕對主力，在當時，無論是葉飛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軍區的“非基本部隊”去充當自己的“替身”——國民黨軍之所以產生了“意料之外”的錯覺，從根本上說，不是軍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軍隊傳統和政治覺悟上與共產黨人有著巨大的差距。
戰場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機械化裝備進行追趕，而軍隊政治素質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種物質手段也無法彌補的，這就是國共兩黨武裝團體的高下之分。
確認共軍“聲東擊西”之後，國軍各部紛紛調頭，傘兵總隊也匆忙向西邊趕去。事實上，傘兵此時的位置距葉陶主力最遠，無論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馬師恭司令必須採取這樣的姿態，要不然，日後向上峰解釋起來，他可就麻煩了。
但是，傘兵放棄當麵的佯動部隊，並不是忘記了麵前的三個團的共軍。當時，沂河邊正駐守著整33軍（整59師和整77師）的十二個團，所有的人都以為，憑藉著雨季暴漲的沂河天險、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勞困頓的小股共軍應該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可沒想到（就連葉飛和陶勇也沒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圍”的情形一樣，“原先估計將受到重大損失的”華野佯動部隊居然未經交戰、直接就從33軍的眼皮子底下過了河，順利地進入了沂蒙山區。
整33軍是張自忠的隊伍，抗戰的旗幟、正宗的“西北軍的種子”。在當時，對這支部隊的任何一項處置都有可能引發非常複雜的政治後果，因此，從“剿總”到國防部再到蔣委員長，誰都拿“老西北軍”陽奉陰違的做派無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黃百韜被他們搞得在碾莊自殺，蔣介石才氣急敗壞地撤消了59軍和77軍的番號、最終結束了這支部隊的命運。
7月28日深夜，華野葉陶兵團主力冒雨越過了西線的津浦鐵路——“西瓜”和“麵包”從魯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縱隊奉命移防河南商丘，準備對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西兵團”發起合圍。
1947年7月28日夜，華野“葉陶兵團”穿越津浦鐵路、跳出魯南，連續強渡滕河、戰家河、沙河、泗河，一路向西突圍；與此同時，遊弋於魯西南地區的“陳唐部隊”也努力擺脫當麵攔阻、積極向東接應，8月1日下午，華野的兩路“外線出擊主力”終於在山東嘉祥實現了會師。
中共中央對這次會師甚感欣慰，毛澤東主席特意從陝北發來嘉獎電報，稱讚“我軍實力更厚，領導更強，對於爭取新勝利極為有利。中央特向你們致慰問之意，並問全體將士安好……”。因此，在以後的黨史資料中，通常都把毛主席的這個表揚作為魯南突圍的最終評價，也把葉陶兵團和陳唐部隊的勝利會師視為“七月分兵”的完美結局。
——4縱10師的師長是廣東人盧勝、政委是蔡智誠的遵義老鄉韓念龍——葉老將軍誤記成自己的福建老鄉彭德清了，彭德清當時是12師的師長。
其實，如果僅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圍部隊並不一定能夠甩掉追兵。因為整7師、整48師當天夜間都沒有挪窩，而葉陶兵團主力在黑暗和泥濘裏一晚上也走不了多遠。可問題的關鍵是，傘兵總隊直到第二下午才向總部提交戰情通報，這就使得國軍各追擊部隊在天亮以後又繼續向東跑了大半天、從而與西向急行的解放軍拉開了雙倍的距離，於是就徹底追不上了。
說起來，傘兵軍官還不至於愚蠢到連“聲東擊西”的戰術也弄不懂。實際上，7月27日清晨，傘兵各隊就已經判明當麵的共軍隻有三個團，分別是華野4縱10師的28、29團和1縱1師的第3團——兵力雖不多，卻居然有兩個縱隊的番號——到底是不是佯動集團？真讓戰情參謀們傷透了腦筋。
在此之前，參謀部門曾經有一個預案，認為“西瓜”和“麵包”如果採取佯動，擔任“掩護標靶”的一定是1縱的獨立師。理由很充分：一，1縱有四個師，4縱隻有三個師，由1縱分兵比較“公平合理”；二，1縱獨立師不是葉陶的基本部隊，他們原本是中原軍區的“皮旅”，並且在“中原突圍”時也擔負過相同的任務、有類似的經驗，這時再讓他們犧牲一回，於公於私都“理所當然”——所以，馬師恭司令要求傘兵各隊擴大搜索範圍，一定要找到“1縱獨立師”的蹤跡才敢做定論。
這事情也確實不能怪馬司令優柔寡斷，要知道，“敵方佯動”的結論非同小可，報晚了最多挨一頓批評、報錯了可是要掉腦袋的。於是，蔡智誠他們隻好越過4縱10師繼續向前追擊，一直跑到沂河邊上也沒有發現共軍的影子，這才趕緊回頭報告戰情，但時間已是27日的下午4點了。
——事實上，從現在的各種資料上看，葉陶兵團當時並沒有“用番號迷惑敵人”的企圖。牽製任務是陶勇主動要求的（葉飛擔心其力量不夠，又給他們補了一個團），這三個團都是葉陶的絕對主力，在當時，無論是葉飛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軍區的“非基本部隊”去充當自己的“替身”——國民黨軍之所以產生了“意料之外”的錯覺，從根本上說，不是軍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軍隊傳統和政治覺悟上與共產黨人有著巨大的差距。
戰場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機械化裝備進行追趕，而軍隊政治素質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種物質手段也無法彌補的，這就是國共兩黨武裝團體的高下之分。
確認共軍“聲東擊西”之後，國軍各部紛紛調頭，傘兵總隊也匆忙向西邊趕去。事實上，傘兵此時的位置距葉陶主力最遠，無論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馬師恭司令必須採取這樣的姿態，要不然，日後向上峰解釋起來，他可就麻煩了。
但是，傘兵放棄當麵的佯動部隊，並不是忘記了麵前的三個團的共軍。當時，沂河邊正駐守著整33軍（整59師和整77師）的十二個團，所有的人都以為，憑藉著雨季暴漲的沂河天險、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勞困頓的小股共軍應該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可沒想到（就連葉飛和陶勇也沒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圍”的情形一樣，“原先估計將受到重大損失的”華野佯動部隊居然未經交戰、直接就從33軍的眼皮子底下過了河，順利地進入了沂蒙山區。
整33軍是張自忠的隊伍，抗戰的旗幟、正宗的“西北軍的種子”。在當時，對這支部隊的任何一項處置都有可能引發非常複雜的政治後果，因此，從“剿總”到國防部再到蔣委員長，誰都拿“老西北軍”陽奉陰違的做派無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黃百韜被他們搞得在碾莊自殺，蔣介石才氣急敗壞地撤消了59軍和77軍的番號、最終結束了這支部隊的命運。
7月28日深夜，華野葉陶兵團主力冒雨越過了西線的津浦鐵路——“西瓜”和“麵包”從魯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縱隊奉命移防河南商丘，準備對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西兵團”發起合圍。
1947年7月28日夜，華野“葉陶兵團”穿越津浦鐵路、跳出魯南，連續強渡滕河、戰家河、沙河、泗河，一路向西突圍；與此同時，遊弋於魯西南地區的“陳唐部隊”也努力擺脫當麵攔阻、積極向東接應，8月1日下午，華野的兩路“外線出擊主力”終於在山東嘉祥實現了會師。
中共中央對這次會師甚感欣慰，毛澤東主席特意從陝北發來嘉獎電報，稱讚“我軍實力更厚，領導更強，對於爭取新勝利極為有利。中央特向你們致慰問之意，並問全體將士安好……”。因此，在以後的黨史資料中，通常都把毛主席的這個表揚作為魯南突圍的最終評價，也把葉陶兵團和陳唐部隊的勝利會師視為“七月分兵”的完美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