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各項工作準備就緒，配合行動的運輸機和轟炸機部隊也已經到位。可到了18號，地麵部隊逼近延安的時候，胡宗南隻是命令轟炸機起飛作戰，卻沒有讓傘兵出動，特種部隊最後無功而返，於3月底回到了南京。
這次行動夭折的原因，西安綏靖公署的解釋是“走漏了風聲，延安方麵已經有所察覺”——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為從《汪東興日記》上看，當時，解放軍在延安機場挖了壕溝、布置了警戒部隊——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號下午，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依然堅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澤東主席最後還是經飛機場撤退的，真是夠有膽魄！
當時，傘兵的行動計劃十分保密，甚至連參謀處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內情，蔡智誠當然也就更無從知曉。從濟南回來以後，他立刻被派到三青團的工作隊、參與對付“鬧事”的學生。
幫三青團幹活屬於“特務工作”，可以領取“特別費”，但這筆外快其實並不好掙，社會局勢動盪不安，學生們的情緒又很激動，稍微有點良心的軍警都會感到左右為難、無從下手。
整個三月份，“蔡特務”都在為了沈崇的事情和別人吵來吵去，直到美國強姦犯皮爾遜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大學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幾天。誰知道，四月中旬，學生們又開始上街遊行了，這回的抗議主題換成了“反飢餓，反內戰”，甚至連大學教師也參加了進來，還打出一個很有名的橫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反飢餓”運動是內戰期間國統區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最為成功的民主風潮，因此被毛澤東同誌稱為“有利的敵後戰線”。這場運動最初發端於47年4月，正式爆發於47年5月，並一直持續到了1948年底，運動的主力軍始終是全國各大學的師生。
大學師生們為什麽要帶頭鬧事呢？算一筆帳就明白了。
以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為例。47年4月，該大學普通教員（助教）的月薪為100萬法幣（蔡中尉此時的軍餉為60萬法幣），這筆錢如果全部用來買米，可購糙米400斤，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六百元；如用來買肉，可買豬肉100斤，相當於人民幣一千元；但若是用來購買黃金，即便按照47年“黃金浪潮”的黑市最高價，也可換得純金55克，相當於今天的一萬元。由此可見，物價上漲，主要是體現在基本生活物資方麵，物價高的情況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就是內戰，戰爭的兵員需求使農村勞動力匱乏，戰爭的破壞又使農田荒蕪，造成糧食產量下降。戰爭阻斷了城鄉之間的交通，使農副產品無法進入城市市場，隨著戰局的惡化，基本生活品的價格也就越來越高。
這樣的物價對有錢人的影響不大，肉價再高也觸動不到富翁的神經；軍政人員也覺得無所謂，因為在軍隊裏吃飯是不花錢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時間內也有辦法，因為隻要膽子大一點，多到鄉下去跑幾趟，就能夠買到比較便宜的糧食。真正難以承受壓力的是社會工薪階層和大學的師生們。
1947年，“中央大學”的學費是每學期二十五萬元法幣，政府每個月發給學生八萬元生活費。在3月份以前，大學生依靠國家補貼就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現在卻不行了，隨著糧油價格上漲，4月份的夥食費需要十萬元（同期，北大47年夏季的學生夥食費為14萬元，更高），這樣一來，學生們到了月底就要餓肚子了。
單身漢的大學生吃不飽，需要養家餬口的教授也不得不為了柴米油鹽而精打細算。雖然政府向大學教員低價供應美國糖果、牛奶和麵粉，但教授們都知道那是嗟來之食，既不能保證長久也不符合道德規範（比如，朱自清先生就堅決不領美國食品），解決問題的根本還在於必須停止內戰。
於是，一場新的民主運動形成了。抗議者提出了十幾項要求，有的比較天真（比如要求“將教育投入提升到國家總預算的15%”），有的卻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師待遇，要求學生的生活補貼費用隨物價水平上調）。剛開始的時候，遊行隊伍還隻是在街上轉一轉、喊喊口號，並沒有惹出什麽大亂子，可到了5月份，局麵卻突然發生了惡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10人以上的請願、罷課和示威。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學生們的情緒反而更加激動起來，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的萬名師生齊聚首都，準備到“國民大會堂”舉行示威，結果在中山東路遭到軍警的野蠻毆打，一百多人被打傷，二十多人被捕，從而引發了歷史上的“5.20血案”。
5月20日，遊行學生與國民黨軍警在中山路口爭搶高壓水龍，隨即發生血案。
從這一天起，“5.20運動”就伴隨著那首《團結就是力量》的歌曲席捲全國，運動的口號也在“反飢餓，反內戰”之外新增加了一條——“反迫害”。
也就在47年5月20日這天，從山東傳來了整編第74師全軍覆滅的消息。
內戰以來，整74師一直是華東戰場的開路先鋒，特別是在“重點進攻”的這兩個月裏，他們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戰”的名聲已經蓋過了驕傲自負的第五軍和謹慎保守的整11師，一舉成為國軍中功績最為顯赫的王牌主力，蔣委員長讚譽他們“代表了革命軍人的精神”，甚至認為“隻要有十個74師，三個月內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可是，就在前方“連連告捷”的時候，這個“革命軍人的標誌”卻突然被消滅得幹幹淨淨，這不免讓大家驚愕萬分。
這次行動夭折的原因，西安綏靖公署的解釋是“走漏了風聲，延安方麵已經有所察覺”——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為從《汪東興日記》上看，當時，解放軍在延安機場挖了壕溝、布置了警戒部隊——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號下午，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依然堅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澤東主席最後還是經飛機場撤退的，真是夠有膽魄！
當時，傘兵的行動計劃十分保密，甚至連參謀處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內情，蔡智誠當然也就更無從知曉。從濟南回來以後，他立刻被派到三青團的工作隊、參與對付“鬧事”的學生。
幫三青團幹活屬於“特務工作”，可以領取“特別費”，但這筆外快其實並不好掙，社會局勢動盪不安，學生們的情緒又很激動，稍微有點良心的軍警都會感到左右為難、無從下手。
整個三月份，“蔡特務”都在為了沈崇的事情和別人吵來吵去，直到美國強姦犯皮爾遜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大學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幾天。誰知道，四月中旬，學生們又開始上街遊行了，這回的抗議主題換成了“反飢餓，反內戰”，甚至連大學教師也參加了進來，還打出一個很有名的橫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反飢餓”運動是內戰期間國統區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最為成功的民主風潮，因此被毛澤東同誌稱為“有利的敵後戰線”。這場運動最初發端於47年4月，正式爆發於47年5月，並一直持續到了1948年底，運動的主力軍始終是全國各大學的師生。
大學師生們為什麽要帶頭鬧事呢？算一筆帳就明白了。
以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為例。47年4月，該大學普通教員（助教）的月薪為100萬法幣（蔡中尉此時的軍餉為60萬法幣），這筆錢如果全部用來買米，可購糙米400斤，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六百元；如用來買肉，可買豬肉100斤，相當於人民幣一千元；但若是用來購買黃金，即便按照47年“黃金浪潮”的黑市最高價，也可換得純金55克，相當於今天的一萬元。由此可見，物價上漲，主要是體現在基本生活物資方麵，物價高的情況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就是內戰，戰爭的兵員需求使農村勞動力匱乏，戰爭的破壞又使農田荒蕪，造成糧食產量下降。戰爭阻斷了城鄉之間的交通，使農副產品無法進入城市市場，隨著戰局的惡化，基本生活品的價格也就越來越高。
這樣的物價對有錢人的影響不大，肉價再高也觸動不到富翁的神經；軍政人員也覺得無所謂，因為在軍隊裏吃飯是不花錢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時間內也有辦法，因為隻要膽子大一點，多到鄉下去跑幾趟，就能夠買到比較便宜的糧食。真正難以承受壓力的是社會工薪階層和大學的師生們。
1947年，“中央大學”的學費是每學期二十五萬元法幣，政府每個月發給學生八萬元生活費。在3月份以前，大學生依靠國家補貼就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現在卻不行了，隨著糧油價格上漲，4月份的夥食費需要十萬元（同期，北大47年夏季的學生夥食費為14萬元，更高），這樣一來，學生們到了月底就要餓肚子了。
單身漢的大學生吃不飽，需要養家餬口的教授也不得不為了柴米油鹽而精打細算。雖然政府向大學教員低價供應美國糖果、牛奶和麵粉，但教授們都知道那是嗟來之食，既不能保證長久也不符合道德規範（比如，朱自清先生就堅決不領美國食品），解決問題的根本還在於必須停止內戰。
於是，一場新的民主運動形成了。抗議者提出了十幾項要求，有的比較天真（比如要求“將教育投入提升到國家總預算的15%”），有的卻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師待遇，要求學生的生活補貼費用隨物價水平上調）。剛開始的時候，遊行隊伍還隻是在街上轉一轉、喊喊口號，並沒有惹出什麽大亂子，可到了5月份，局麵卻突然發生了惡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10人以上的請願、罷課和示威。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學生們的情緒反而更加激動起來，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的萬名師生齊聚首都，準備到“國民大會堂”舉行示威，結果在中山東路遭到軍警的野蠻毆打，一百多人被打傷，二十多人被捕，從而引發了歷史上的“5.20血案”。
5月20日，遊行學生與國民黨軍警在中山路口爭搶高壓水龍，隨即發生血案。
從這一天起，“5.20運動”就伴隨著那首《團結就是力量》的歌曲席捲全國，運動的口號也在“反飢餓，反內戰”之外新增加了一條——“反迫害”。
也就在47年5月20日這天，從山東傳來了整編第74師全軍覆滅的消息。
內戰以來，整74師一直是華東戰場的開路先鋒，特別是在“重點進攻”的這兩個月裏，他們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戰”的名聲已經蓋過了驕傲自負的第五軍和謹慎保守的整11師，一舉成為國軍中功績最為顯赫的王牌主力，蔣委員長讚譽他們“代表了革命軍人的精神”，甚至認為“隻要有十個74師，三個月內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可是，就在前方“連連告捷”的時候，這個“革命軍人的標誌”卻突然被消滅得幹幹淨淨，這不免讓大家驚愕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