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幹這種買賣是需要現金本錢的，楊三的辦法是到鄉下去“攬會”。
“攬會”也叫“搭會”，屬於私營的金融活動（提醒一下，解放前是允許的，現在再搞就違法了）——大家湊份子、輪流當“會頭”，“會頭”請會友們吃頓酒，大家就把錢交給他，這其實是一種民間的集資方式——當“會頭”的次序有先後，待遇也不一樣。比如一個一百萬的會，第一個會頭隻能收八十萬、第二個八十五萬，依次類推、越靠後的錢越多，最後一個能收到兩百萬也說不定。鄉下人的眼皮子淺，都喜歡排在後麵收大錢，可楊三卻永遠是搶頭一個，他一拿到現金就去炒期貨，三兩下就贏得了暴利，而後麵的會友卻倒了黴，排在最後的甚至連會費都不敢要，因為物價漲得太厲害，等到“收兩百萬”的時候，恐怕連“請會酒”的飯錢都不夠了……
炒期貨的人比一般百姓更關心時局，楊三就經常向蔡家兄弟詢問：“內戰會不會真的打起來”。
46年的8月，按中學課本上的說法，解放戰爭已經爆發了。可是在蔡智誠的概念中，當時並沒有正式開打，因為這時候共產黨的報紙還在國統區裏發行、中共的軍隊還叫做“國民革命軍”（八路軍）、“軍事調停小組”還在繼續工作、“國民大會”的籌備名單中也依然有共產黨人的名字……
這時候，社會各界也沒有放棄和平的最後希望，蔡式超老先生給孩子們寫信，講來講去都是“避免戰亂、休養生息”的大道理，甚至還引用了趙藩的名言：“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蔡家的兩個兒子看了以後哭笑不得，心說：打不打仗，豈是我們這樣的小軍官能夠決定的，恐怕就連蔣委員長也沒有多少辦法。
在當時，政府麵臨的最大困境是共產黨阻斷了華北的交通線——從上海到北平或者天津隻能乘坐輪船和飛機，江蘇的陸路到不了山東，濟南到青島的鐵路也無法通行，政府官員出了首都隻能向南走，因為蘇北就屬於共產黨……交通的堵塞使國民經濟陷入癱瘓，解放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又使大批地主逃離家園。於是，南方的資本家和北方的地主都在叫苦連天，紛紛要求中央“採取行動、改變現狀”。
改變現狀的最佳途徑是進行談判，可國共雙方的談判總是不見成效。國民黨要求“恢復交通”，共產黨就要求政府“先承認交通沿線的解放區的民主政權”；國民黨說政權問題要由“國民大會”決定，共產黨就反對召開國大，要求“先進行充分的政治協商”；國民黨要求中共軍隊進行整編，中共同意整編、但要求國軍先“退回到1月13日（調停小組成立時）的位置”，也就是要國軍撤出關外；蔣介石急了，一傢夥撕毀停戰協定、還發布“最後通牒”，可毛澤東卻不怕，寫文章說“美帝國主義極其走狗都是紙老虎”……
於是，蔡智誠和蔡智仁都認為內戰已經不可避免了。他們覺得，事情鬧到這一步，其實不是哪一方或者哪個人的一相情願，而是國共雙方基於各自目的的共同選擇。
但是，在46年8月的上海，蔡智誠和蔡智仁都沒有想到今後的內戰將會演變成席捲全國、並最終奪取政權的全麵戰事。
他倆以為，所謂“國共內戰”，無非是圍繞著交通線的打打談談。頂多用上半年時間，國軍就可以完成軍事目的、把各條鐵路線貫通起來，到時候共產黨沒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解決問題就容易多了。
雖然都是國軍精銳部隊的基層骨幹，但蔡家兄弟其實對自己的對手一點也不了解。他們隻是想當然地認為，國軍的力量比八路軍強大得多，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失敗的，這場戰爭如果打得好了可以所向披靡，即便打得不好也可以把共軍趕到山裏去打遊擊，以後再慢慢“剿匪”就是了。
兄弟倆的心裏很清楚，以國民黨當時的狀況，不僅沒有在政治上做好全麵戰爭的準備，在經濟上也難以承受長期的戰事。但他們也同時認為，國民黨無法辦到的事情，共產黨就更不可能辦到，所以這場戰爭一定是短期的、局部的。
“打就打吧，眼下的局麵這麽難堪，打一打試試看，或許還可以打出點希望來”。蔡智誠記得，這是他二哥最後的觀點。
9月1日，蔡智誠送哥哥上輪船。
在碼頭上，蔡智仁拍了拍弟弟的臉，笑著說：“趕快到美國去讀書吧，打仗的事就用不著你操心了”。
蔡智誠也叮囑道：“二哥，在戰場上要小心一點”
“放心吧，我在軍部當差，就象進了保險箱一樣安全”。
蔡智仁聳聳肩膀，轉過身，米黃色的風衣就混入了擁擠的人群。從此以後，這件風衣的顏色就和二哥匆忙的背影一起，永遠地留在了蔡智誠的記憶中。
1946年11月15日，“製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和民盟黨派聯合抵製了由國民黨包辦的這屆不民主的大會。
當月，中共代表宣布不再接受美國政府的軍事調停，周恩來等人隨即離開南京、返回延安。
“攬會”也叫“搭會”，屬於私營的金融活動（提醒一下，解放前是允許的，現在再搞就違法了）——大家湊份子、輪流當“會頭”，“會頭”請會友們吃頓酒，大家就把錢交給他，這其實是一種民間的集資方式——當“會頭”的次序有先後，待遇也不一樣。比如一個一百萬的會，第一個會頭隻能收八十萬、第二個八十五萬，依次類推、越靠後的錢越多，最後一個能收到兩百萬也說不定。鄉下人的眼皮子淺，都喜歡排在後麵收大錢，可楊三卻永遠是搶頭一個，他一拿到現金就去炒期貨，三兩下就贏得了暴利，而後麵的會友卻倒了黴，排在最後的甚至連會費都不敢要，因為物價漲得太厲害，等到“收兩百萬”的時候，恐怕連“請會酒”的飯錢都不夠了……
炒期貨的人比一般百姓更關心時局，楊三就經常向蔡家兄弟詢問：“內戰會不會真的打起來”。
46年的8月，按中學課本上的說法，解放戰爭已經爆發了。可是在蔡智誠的概念中，當時並沒有正式開打，因為這時候共產黨的報紙還在國統區裏發行、中共的軍隊還叫做“國民革命軍”（八路軍）、“軍事調停小組”還在繼續工作、“國民大會”的籌備名單中也依然有共產黨人的名字……
這時候，社會各界也沒有放棄和平的最後希望，蔡式超老先生給孩子們寫信，講來講去都是“避免戰亂、休養生息”的大道理，甚至還引用了趙藩的名言：“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蔡家的兩個兒子看了以後哭笑不得，心說：打不打仗，豈是我們這樣的小軍官能夠決定的，恐怕就連蔣委員長也沒有多少辦法。
在當時，政府麵臨的最大困境是共產黨阻斷了華北的交通線——從上海到北平或者天津隻能乘坐輪船和飛機，江蘇的陸路到不了山東，濟南到青島的鐵路也無法通行，政府官員出了首都隻能向南走，因為蘇北就屬於共產黨……交通的堵塞使國民經濟陷入癱瘓，解放區開展的土改運動又使大批地主逃離家園。於是，南方的資本家和北方的地主都在叫苦連天，紛紛要求中央“採取行動、改變現狀”。
改變現狀的最佳途徑是進行談判，可國共雙方的談判總是不見成效。國民黨要求“恢復交通”，共產黨就要求政府“先承認交通沿線的解放區的民主政權”；國民黨說政權問題要由“國民大會”決定，共產黨就反對召開國大，要求“先進行充分的政治協商”；國民黨要求中共軍隊進行整編，中共同意整編、但要求國軍先“退回到1月13日（調停小組成立時）的位置”，也就是要國軍撤出關外；蔣介石急了，一傢夥撕毀停戰協定、還發布“最後通牒”，可毛澤東卻不怕，寫文章說“美帝國主義極其走狗都是紙老虎”……
於是，蔡智誠和蔡智仁都認為內戰已經不可避免了。他們覺得，事情鬧到這一步，其實不是哪一方或者哪個人的一相情願，而是國共雙方基於各自目的的共同選擇。
但是，在46年8月的上海，蔡智誠和蔡智仁都沒有想到今後的內戰將會演變成席捲全國、並最終奪取政權的全麵戰事。
他倆以為，所謂“國共內戰”，無非是圍繞著交通線的打打談談。頂多用上半年時間，國軍就可以完成軍事目的、把各條鐵路線貫通起來，到時候共產黨沒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解決問題就容易多了。
雖然都是國軍精銳部隊的基層骨幹，但蔡家兄弟其實對自己的對手一點也不了解。他們隻是想當然地認為，國軍的力量比八路軍強大得多，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失敗的，這場戰爭如果打得好了可以所向披靡，即便打得不好也可以把共軍趕到山裏去打遊擊，以後再慢慢“剿匪”就是了。
兄弟倆的心裏很清楚，以國民黨當時的狀況，不僅沒有在政治上做好全麵戰爭的準備，在經濟上也難以承受長期的戰事。但他們也同時認為，國民黨無法辦到的事情，共產黨就更不可能辦到，所以這場戰爭一定是短期的、局部的。
“打就打吧，眼下的局麵這麽難堪，打一打試試看，或許還可以打出點希望來”。蔡智誠記得，這是他二哥最後的觀點。
9月1日，蔡智誠送哥哥上輪船。
在碼頭上，蔡智仁拍了拍弟弟的臉，笑著說：“趕快到美國去讀書吧，打仗的事就用不著你操心了”。
蔡智誠也叮囑道：“二哥，在戰場上要小心一點”
“放心吧，我在軍部當差，就象進了保險箱一樣安全”。
蔡智仁聳聳肩膀，轉過身，米黃色的風衣就混入了擁擠的人群。從此以後，這件風衣的顏色就和二哥匆忙的背影一起，永遠地留在了蔡智誠的記憶中。
1946年11月15日，“製憲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和民盟黨派聯合抵製了由國民黨包辦的這屆不民主的大會。
當月，中共代表宣布不再接受美國政府的軍事調停，周恩來等人隨即離開南京、返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