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成吉思汗與“長生天”崇拜
關於成吉思汗“長生天”思想，有很多學者從政治角度進行過分析。西北民族學院的趙金平女士在《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上發表題為《再論成吉思汗與“長生天”崇拜》的文章，從宗教學的觀點出發，探討成吉思汗的“長生天”崇拜思想，論述了“長生天”崇拜思想的形成對成吉思汗和黃金家族的影響。文章分為：有關長生天；成吉思汗“長生天”崇拜的主要內容；成吉思汗“長生天”崇拜對以後歷代汗王的影響。
後固始汗時代五世達賴權利的集中與擴張
1645年，隨著與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聯合統治西藏12年的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的去世，聯合政權中和碩特一方的權力急劇削弱，政權的中心逐步向格魯派領袖人物五世達賴喇嘛的手中轉移。繼固始汗以後的幾任和碩特汗王雖在西藏駐留達63年之久，但並未掌握統治西藏的實際權力，聯合統治形同虛設。故這63年被稱為後固始汗時期。後固始汗時期，原來西藏地方政教兩權分立的政治格局逐步演化為政教合一的集權製統治，五世達賴喇嘛的政教權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時期，五世達賴喇嘛不僅以西藏首席教派領袖的身份統領著藏區各教派，而且在和碩特汗王的繼位、格魯派政權各級官員的任免以及對西藏乃至整個藏區僧俗貴族封賜土地屬民等大量世俗事務中都起著絕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為以後清朝政府正式冊封七世達賴喇嘛為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並授權管理西藏政教事務做了鋪墊。青海社會科學院藏學所所長馬林副研究員在2002年第3期《青海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題為《後固始汗時代五世達賴權利的集中與擴張》，從左右和碩特汗位的繼立；掌管各級官員的任免權；封賜僧俗貴族土地屬民；積極聯絡蒙古各部首領等方麵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元初西域少數民族翻譯家的主要活動及其貢獻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封建王朝。由於地域界限被衝破，各民族文化在接觸中相互補充、吸收，出現了多元文化交相輝映的時代特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圖書館的李星瓊先生在2002年第2期《西域研究》上發表題為《元初西域少數民族翻譯家的主要活動及其貢獻》的文章，以安藏等五位西域翻譯家的活動為切人點，對這一特殊歷史時期西域少數民族翻譯家在促進國內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維護祖國統一中的貢獻做一闡述。當蒙古鐵騎橫掃中原並建立其統治以後，他們麵臨的是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這裏不但人口眾多，而且其生產、生活方式也與漠北迥異。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其統治，了解和學習先進的漢文化成為統治的需要。眾多的通曉漢文的西域人紛紛入仕元廷。安藏、阿魯渾薩裏、迦魯納答思、察罕、必蘭納失裏就是他們中的代表。他們不僅通曉包括漢語在內的多種浯言，而且精通儒學釋教，成為統治者需要的治世之才，為促進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維護祖國統一做出了貢獻，具體表現在他們的翻譯成就和參與國家的管理等方麵。翻譯方麵的貢獻主要表現在：歷史著作、儒學典籍方麵的翻譯；少數民族文史著作的漢譯；佛教經卷的翻譯。
大通境內的明長城考釋
在明代官方文書、史籍中稱長城為“邊牆”、“牆塹”、“邊垣”等。大通縣境內的明邊牆，即為明代修築在青海的“長城”的一段。青海省大通縣文物管理所陳榮女士在2002年第3期《青海民族研究》上發表題為《大通境內的明長城考釋》的文章，考述了大通境內的“明邊牆就是明代修築在青海的明長城”，並對其修築和維修時間等進行了考辨。從《西寧府新誌，輿圖》來看，西寧近境的長城基本上圍繞著西寧衛城，從北、西、南三麵構成拱衛形狀。是時，構築長城之意在於重點防禦明正德年間遊牧於青海湖地區的蒙古卜兒孩部，以及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從內蒙古河套地區進入青海湖地區的土默特部俺答汗部屬對明西寧衛的侵擾，它便成為西陲重鎮——西寧衛的外圍防禦工事。西寧近境的明長城，從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開始，由西寧兵備副使王繼芳、周京等官吏主持修築，後經隆慶元年、六年，萬曆元年、二年、二十四年多次大規模的修築，青海西寧近境長城段才初步完成。
康熙朝之公主與漠南蒙古的聯姻論考
清廷與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的聯姻，對於其入主關內以及鞏固統治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成為歷朝清帝所遵循的祖製，康熙朝亦不例外，諸多公主陸續下嫁蒙古，繼續用“姻好”鞏固“盟好”。蘭州大學歷史係羅惠仙女士在2002年第3期《西北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題為《康熙朝之公主與漠南蒙古的聯姻論考》的文章，仔細分析了康熙朝公主與漠南蒙古聯姻的情況。
探析蒙古考驗婚史詩與好漢三項比賽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是九月在2002年第2期《西北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題為《探析蒙古考驗婚史詩與好漢三項比賽》的文章，認為好漢三項比賽從薩滿教祭祀儀式演變成為衡量好漢的價值標準之後，漸漸滲透於蒙古英雄史詩之中，在完成任務式考驗婚史詩的基礎上，出現了複合式考驗婚史。具有複合式考驗婚內容的蒙古英雄史詩，考驗婚史詩中為數不少。其複合方式是英雄完成任務式考驗婚和好漢三項比賽式考驗婚的兩種考驗婚情節，在同一篇史詩中結合在一起。這與好漢三項比賽向蒙古英雄史詩滲透有關。
關於成吉思汗“長生天”思想，有很多學者從政治角度進行過分析。西北民族學院的趙金平女士在《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上發表題為《再論成吉思汗與“長生天”崇拜》的文章，從宗教學的觀點出發，探討成吉思汗的“長生天”崇拜思想，論述了“長生天”崇拜思想的形成對成吉思汗和黃金家族的影響。文章分為：有關長生天；成吉思汗“長生天”崇拜的主要內容；成吉思汗“長生天”崇拜對以後歷代汗王的影響。
後固始汗時代五世達賴權利的集中與擴張
1645年，隨著與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聯合統治西藏12年的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的去世，聯合政權中和碩特一方的權力急劇削弱，政權的中心逐步向格魯派領袖人物五世達賴喇嘛的手中轉移。繼固始汗以後的幾任和碩特汗王雖在西藏駐留達63年之久，但並未掌握統治西藏的實際權力，聯合統治形同虛設。故這63年被稱為後固始汗時期。後固始汗時期，原來西藏地方政教兩權分立的政治格局逐步演化為政教合一的集權製統治，五世達賴喇嘛的政教權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時期，五世達賴喇嘛不僅以西藏首席教派領袖的身份統領著藏區各教派，而且在和碩特汗王的繼位、格魯派政權各級官員的任免以及對西藏乃至整個藏區僧俗貴族封賜土地屬民等大量世俗事務中都起著絕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為以後清朝政府正式冊封七世達賴喇嘛為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並授權管理西藏政教事務做了鋪墊。青海社會科學院藏學所所長馬林副研究員在2002年第3期《青海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題為《後固始汗時代五世達賴權利的集中與擴張》，從左右和碩特汗位的繼立；掌管各級官員的任免權；封賜僧俗貴族土地屬民；積極聯絡蒙古各部首領等方麵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元初西域少數民族翻譯家的主要活動及其貢獻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封建王朝。由於地域界限被衝破，各民族文化在接觸中相互補充、吸收，出現了多元文化交相輝映的時代特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圖書館的李星瓊先生在2002年第2期《西域研究》上發表題為《元初西域少數民族翻譯家的主要活動及其貢獻》的文章，以安藏等五位西域翻譯家的活動為切人點，對這一特殊歷史時期西域少數民族翻譯家在促進國內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維護祖國統一中的貢獻做一闡述。當蒙古鐵騎橫掃中原並建立其統治以後，他們麵臨的是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這裏不但人口眾多，而且其生產、生活方式也與漠北迥異。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其統治，了解和學習先進的漢文化成為統治的需要。眾多的通曉漢文的西域人紛紛入仕元廷。安藏、阿魯渾薩裏、迦魯納答思、察罕、必蘭納失裏就是他們中的代表。他們不僅通曉包括漢語在內的多種浯言，而且精通儒學釋教，成為統治者需要的治世之才，為促進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維護祖國統一做出了貢獻，具體表現在他們的翻譯成就和參與國家的管理等方麵。翻譯方麵的貢獻主要表現在：歷史著作、儒學典籍方麵的翻譯；少數民族文史著作的漢譯；佛教經卷的翻譯。
大通境內的明長城考釋
在明代官方文書、史籍中稱長城為“邊牆”、“牆塹”、“邊垣”等。大通縣境內的明邊牆，即為明代修築在青海的“長城”的一段。青海省大通縣文物管理所陳榮女士在2002年第3期《青海民族研究》上發表題為《大通境內的明長城考釋》的文章，考述了大通境內的“明邊牆就是明代修築在青海的明長城”，並對其修築和維修時間等進行了考辨。從《西寧府新誌，輿圖》來看，西寧近境的長城基本上圍繞著西寧衛城，從北、西、南三麵構成拱衛形狀。是時，構築長城之意在於重點防禦明正德年間遊牧於青海湖地區的蒙古卜兒孩部，以及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從內蒙古河套地區進入青海湖地區的土默特部俺答汗部屬對明西寧衛的侵擾，它便成為西陲重鎮——西寧衛的外圍防禦工事。西寧近境的明長城，從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開始，由西寧兵備副使王繼芳、周京等官吏主持修築，後經隆慶元年、六年，萬曆元年、二年、二十四年多次大規模的修築，青海西寧近境長城段才初步完成。
康熙朝之公主與漠南蒙古的聯姻論考
清廷與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的聯姻，對於其入主關內以及鞏固統治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成為歷朝清帝所遵循的祖製，康熙朝亦不例外，諸多公主陸續下嫁蒙古，繼續用“姻好”鞏固“盟好”。蘭州大學歷史係羅惠仙女士在2002年第3期《西北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題為《康熙朝之公主與漠南蒙古的聯姻論考》的文章，仔細分析了康熙朝公主與漠南蒙古聯姻的情況。
探析蒙古考驗婚史詩與好漢三項比賽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是九月在2002年第2期《西北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題為《探析蒙古考驗婚史詩與好漢三項比賽》的文章，認為好漢三項比賽從薩滿教祭祀儀式演變成為衡量好漢的價值標準之後，漸漸滲透於蒙古英雄史詩之中，在完成任務式考驗婚史詩的基礎上，出現了複合式考驗婚史。具有複合式考驗婚內容的蒙古英雄史詩，考驗婚史詩中為數不少。其複合方式是英雄完成任務式考驗婚和好漢三項比賽式考驗婚的兩種考驗婚情節，在同一篇史詩中結合在一起。這與好漢三項比賽向蒙古英雄史詩滲透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