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呼倫貝爾地區的移民
進入清朝以後，由於監控蒙古和防禦沙俄的需要，呼倫貝爾成了舉足輕重的戰略要地。中央民族大學歷史係的奇文瑛副教授在2001年其1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上發表題為《清代呼倫貝爾地區的兩次移民與得失》，探討移民和得與失。清朝第一次向呼倫貝爾移民是雍正十年開始的。移民對象主要是遊牧民族，移民性質屬於駐防邊務。因家眷同往，所以實際的移民數量比較大。清朝把他們編入八旗，使其丁成為披甲，享有俸祿。由於是因軍事需要而進行的國家行為，第一次移民進行順利，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第二次移民是在光緒三十三年開始的。移民的目的是“興辦屯墾以實邊境”，移民的對象主要是農業人口。在大批農業人口進入呼倫貝爾之前，舊有的軍政合一的八旗駐防體製需要改製，在改製後實行了移民，移民分移兵和移民兩部分。首先移來部分漢兵，又鼓勵農業人口移民。但是，第二次移民除了實現改製外，真正的移民人數很少。主要原因是清朝國力衰微和舊體製的束縛，移來的農業民族不適應自然環境也是一個原因。第二次移民不太成功。
17世紀蒙古編年史受到佛教的影響
佛教對蒙古的影響表現在各個方麵，就連蒙古編年史都沒有逃過。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的西都日古博士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論藏傳佛教對17世紀蒙古編年史的影響》，闡述佛教對蒙古編年史的影響。16世紀末，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以後，其宗教神權思想成為蒙古社會的統治思想，對蒙古史書的編撰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由於蒙古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迅速傳遍蒙古地區，蒙古史家們為了達到宣揚佛教的目的，不惜歪曲歷史，把蒙古歷代大汗加以神化，有的還說成的佛教的所謂“轉輪王”。他們用佛教歷史觀來改寫歷史，並用它來解釋蒙古歷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和現象。在編撰內容上把蒙元時期的史實改寫成宗教傳說故事，甚至編造了所謂印、藏、蒙同源論這一新的史學模式，把蒙古人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吐蕃乃至古印度。在編撰形式上17世紀蒙古編年史大多採用佛教世界觀-印度王統-西藏王統-蒙古歷史四段式的固定寫法，另外在史書卷首、卷尾大多都有充滿佛教色彩的祝福詞或訓誡詩句。藏傳佛教直接導致諸蒙古編年史佛教色彩過於濃厚，使蒙古編年史不折不扣地變成了宗教化了的歷史。
元代的路總管府
元代的路製，具有承襲金代之舊，又對前代舊製有所改革的基本特徵。安徽大學歷史係副教授張金銑先生在2001年第3期《中國史研究》上發表題為《元代路總管府的建立及其製度》一文，研究和探討元代路製的問題。金末戰亂和世侯割據打亂了金代路級管理體製，元初忽必烈整頓地方機構，實行“軍民分治”，集地方民政、財政、司法之權於總管府，從而建立起新的元代路總管府製度；忽必烈在建立新的路製過程中，重新分析中原地區路級政區，後又因地製宜地把這一製度推行到南方和邊疆地區，形成元朝統轄區各地的總管府的建立；元代諸路在職權及政區劃分上都與前代不同，由於重建諸路以及行省製的建立，元代路已失去地方一級政區的地位，路級地方管理體製顯得零亂複雜。
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物質層麵解讀
由於草原大範圍的環境惡化及生態危機，尤其是對於蒙古民族及其古老的遊牧文化生存、發展構成威脅的草原退化、沙化、荒漠化等，要求我們在人類已有的文化財富中去發現、恢復或改造其中生態化的成分，用來補充、更新我們當今的文化，並以此來戰勝生態危機所帶來的威脅。葛根高娃副編審和薄音湖教授在2002年第1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物質層麵解讀》，闡述自己的觀點。蒙古族物質層麵上的生態文化是指蒙古民族及其遊牧諸先民們在蒙古高原這一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所製造的、與這一環境相適應的、一整套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技能及有關的知識體係；體現於物質層麵的蒙古族生態文化具有適應性、實用性、合理性及穩定性等特徵，這一生態文化對今天而言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蒙古族傳統環保習俗與生態意識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係的寶貴貞先生在2002年第1期《黑龍江民族叢刊》上發表題為《蒙古族傳統環保習俗與生態意識》的文章，論述蒙古人的環保習俗和生態意識。蒙古族傳統的環保習俗與生態意識是從其宗教信仰、法律製度、生產生活方式等多方麵體現出來的，具有獨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是蒙古遊牧文明的重要內容，對調適北方草原牧區人與自然關係，保護草原生態環境發揮過積極作用，對今天西部地區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鑑作用。
蒙古族生態觀的演變和發展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烏雲巴圖副研究員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論蒙古族生態觀的演變與發展》，探討蒙古族生態觀的產生、發展和演變。蒙古族形成以前的生態觀經歷了母係社會、父係社會和英雄時代，蒙古先民的原始生意識是在薩滿教的氛圍中產生的，蒙古人的生態觀念最初發源於有關“阿密（生命）”概念的確認和“天父地母”意識的形成。
進入清朝以後，由於監控蒙古和防禦沙俄的需要，呼倫貝爾成了舉足輕重的戰略要地。中央民族大學歷史係的奇文瑛副教授在2001年其1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上發表題為《清代呼倫貝爾地區的兩次移民與得失》，探討移民和得與失。清朝第一次向呼倫貝爾移民是雍正十年開始的。移民對象主要是遊牧民族，移民性質屬於駐防邊務。因家眷同往，所以實際的移民數量比較大。清朝把他們編入八旗，使其丁成為披甲，享有俸祿。由於是因軍事需要而進行的國家行為，第一次移民進行順利，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第二次移民是在光緒三十三年開始的。移民的目的是“興辦屯墾以實邊境”，移民的對象主要是農業人口。在大批農業人口進入呼倫貝爾之前，舊有的軍政合一的八旗駐防體製需要改製，在改製後實行了移民，移民分移兵和移民兩部分。首先移來部分漢兵，又鼓勵農業人口移民。但是，第二次移民除了實現改製外，真正的移民人數很少。主要原因是清朝國力衰微和舊體製的束縛，移來的農業民族不適應自然環境也是一個原因。第二次移民不太成功。
17世紀蒙古編年史受到佛教的影響
佛教對蒙古的影響表現在各個方麵，就連蒙古編年史都沒有逃過。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的西都日古博士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論藏傳佛教對17世紀蒙古編年史的影響》，闡述佛教對蒙古編年史的影響。16世紀末，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以後，其宗教神權思想成為蒙古社會的統治思想，對蒙古史書的編撰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由於蒙古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迅速傳遍蒙古地區，蒙古史家們為了達到宣揚佛教的目的，不惜歪曲歷史，把蒙古歷代大汗加以神化，有的還說成的佛教的所謂“轉輪王”。他們用佛教歷史觀來改寫歷史，並用它來解釋蒙古歷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和現象。在編撰內容上把蒙元時期的史實改寫成宗教傳說故事，甚至編造了所謂印、藏、蒙同源論這一新的史學模式，把蒙古人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吐蕃乃至古印度。在編撰形式上17世紀蒙古編年史大多採用佛教世界觀-印度王統-西藏王統-蒙古歷史四段式的固定寫法，另外在史書卷首、卷尾大多都有充滿佛教色彩的祝福詞或訓誡詩句。藏傳佛教直接導致諸蒙古編年史佛教色彩過於濃厚，使蒙古編年史不折不扣地變成了宗教化了的歷史。
元代的路總管府
元代的路製，具有承襲金代之舊，又對前代舊製有所改革的基本特徵。安徽大學歷史係副教授張金銑先生在2001年第3期《中國史研究》上發表題為《元代路總管府的建立及其製度》一文，研究和探討元代路製的問題。金末戰亂和世侯割據打亂了金代路級管理體製，元初忽必烈整頓地方機構，實行“軍民分治”，集地方民政、財政、司法之權於總管府，從而建立起新的元代路總管府製度；忽必烈在建立新的路製過程中，重新分析中原地區路級政區，後又因地製宜地把這一製度推行到南方和邊疆地區，形成元朝統轄區各地的總管府的建立；元代諸路在職權及政區劃分上都與前代不同，由於重建諸路以及行省製的建立，元代路已失去地方一級政區的地位，路級地方管理體製顯得零亂複雜。
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物質層麵解讀
由於草原大範圍的環境惡化及生態危機，尤其是對於蒙古民族及其古老的遊牧文化生存、發展構成威脅的草原退化、沙化、荒漠化等，要求我們在人類已有的文化財富中去發現、恢復或改造其中生態化的成分，用來補充、更新我們當今的文化，並以此來戰勝生態危機所帶來的威脅。葛根高娃副編審和薄音湖教授在2002年第1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蒙古族生態文化的物質層麵解讀》，闡述自己的觀點。蒙古族物質層麵上的生態文化是指蒙古民族及其遊牧諸先民們在蒙古高原這一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所製造的、與這一環境相適應的、一整套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技能及有關的知識體係；體現於物質層麵的蒙古族生態文化具有適應性、實用性、合理性及穩定性等特徵，這一生態文化對今天而言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蒙古族傳統環保習俗與生態意識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係的寶貴貞先生在2002年第1期《黑龍江民族叢刊》上發表題為《蒙古族傳統環保習俗與生態意識》的文章，論述蒙古人的環保習俗和生態意識。蒙古族傳統的環保習俗與生態意識是從其宗教信仰、法律製度、生產生活方式等多方麵體現出來的，具有獨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是蒙古遊牧文明的重要內容，對調適北方草原牧區人與自然關係，保護草原生態環境發揮過積極作用，對今天西部地區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鑑作用。
蒙古族生態觀的演變和發展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烏雲巴圖副研究員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論蒙古族生態觀的演變與發展》，探討蒙古族生態觀的產生、發展和演變。蒙古族形成以前的生態觀經歷了母係社會、父係社會和英雄時代，蒙古先民的原始生意識是在薩滿教的氛圍中產生的，蒙古人的生態觀念最初發源於有關“阿密（生命）”概念的確認和“天父地母”意識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