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經濟的產生和存在的根基問題
薄音湖教授在2001年31號《日本蒙古學會紀要》上發表題為《明朝眼中的蒙古和蒙古眼中的明朝》的文章，闡述在明朝和蒙古南北對峙時期，雙方各自採取對自己有利的具有二重性的政策。明朝為了防禦蒙古南下，修長城以拒之，雙方戰爭頻繁；為了減輕軍事壓力，明朝又與蒙古進行貿易。蒙古為了在經濟上取得明朝的日用品與農產品，對明朝懷有一定的尊敬；另一方麵，蒙古在明朝麵前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認為蒙古是形成世界的“五色四夷”之尊。明朝和蒙古對雙方的看法基本上是截然相反的，由此反映出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關係。另外，遊牧經濟的起源及其長期存在的根基是北方民族在放棄了農耕以後還可以從南方民族手中得到遊牧經濟的補充和支持的結果。
大蒙古國時期的課稅所
課稅所製度是蒙元史上一項重要製度。南京大學歷史係博士生吳誌堅在2002年第1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大蒙古國時期諸路課稅所的職能及其“地方化”問題》，研究大蒙古國的課稅所製度。大蒙古國時期諸路課稅所的基本職能是徵收課稅，它不具備監察職能，不參與徵收科差，在稅糧徵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課稅所與諸王、世侯關係頗為複雜，在不同地區、不同階段情況都有所不同。課稅所的地方化不是普遍現象。課稅屬大汗，課稅所隸燕京行省在整個大蒙古國時期沒有根本變化。
大蒙古時期的諸王與儒士
大蒙古時期（1206-1271年），一些蒙古諸王出於統治的需要，任用儒士為他們服務。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趙琦博士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大蒙古時期的諸王與儒士》，闡述蒙古諸王與儒士接觸對了解中原文化產生一定的作用。大蒙古國在與金朝的來往中，接觸了一些中原的儒士。1211年，蒙古軍隊進入中原後，這種接觸進一步擴大，進而成為了解和利用。蒙古諸王身邊的儒士主要充任怯薛宿衛、投下官員、名士和子弟教師。
清代的藩部與行省
清代中國政區包括藩部和行省兩大部分，二者雖同是統一國家主權下的統治形式，但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係博士後張永江先生在2001年第2期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上發表題為《論清代的藩部與行省》，探討藩部與行省的差異得出結論：行政體製及權利運行方式不同。藩部採取的是多元的管理模式，各種模式之間的差異比較大，而行省則完全是整齊劃一的。雙方對國家的權利、義務不同。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需要，大部分藩部地區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行省則處於中央的直接控製之下，政治上無任何特殊權利可言；義務上，行省必須以賦稅的形式完全承擔向國家提供全部財政收入，以滿足行政事業開支和軍費需要，而藩部地區沒有此義務，相反國家投入大量財政補貼滿足開支。在軍事上，藩部有為國家提供預備役軍隊和在緊急情況下自費裝備、參戰的義務，而行省由於實行募兵製而無此義務。國家政策上的區別對待及由此造成的地位差異。基於社會條件的差異，清朝政府製定了藩部和行省之間的雙向隔絕和封閉的政策，政治、經濟和文化都隻能在各自的係統中運行。藩部、行省與中央政府關係形態不同。在行省地區，基本是分工性地方分權式的中央集權；在藩部地區，則分工性地方分權和分割性地方分權並存，但是，占主導地位的是有限分割性地方分權。造成藩部與行省之間的差異的原因是複雜的，而歷史發展呈現的趨勢則是藩部地區的內地化及全國政治、經濟的一體化。清代的藩部主要由少數民族組成，十八個行省指的就是本部，這兩大類的區域在全國的版圖上基本上各占一半。
忽必烈時期高麗王朝對元朝和日本的警覺態度
忽必烈時期，高麗王朝是元朝的藩屬國，在忽必烈對日本的經略中，高麗國的態度是不容忽視的。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薛磊先生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論忽必烈時期元日關係中高麗王朝的態度》的文章，闡述高麗王朝在此間的態度的轉變。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有與日本交通的經略，但一直沒有成功。期間，高麗國對元朝對日本經略的態度卻發生了大的改變。元朝與日本“欲與通和”的時候，是想把元日之間的高麗作為跳板的，但是，當時的高麗元宗並不熱心，隨著元日戰爭的爆發和元麗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從高麗忠烈王開始，對元朝日本經略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高麗元宗反對忽必烈經略日本的原因是：高麗雖屬元朝的藩屬國，但想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因此不願意與元朝有過多的往來；還有如果元日關係緊張，高麗無疑會成為元朝對日本的前沿，元朝在高麗屯兵、屯田，高麗還要為蒙古軍隊提供糧食等物資；另外，高麗在歷史上已經有過“倭寇”之患，如果元日交戰，“倭寇”再患也是高麗的擔心。高麗忠烈王支持忽必烈經略日本的原因是：忠烈王久居蒙元朝廷，並成為元朝的駙馬，深受蒙古朝廷的影響；忠烈王六年，“倭寇”犯高麗；忠烈王雖為駙馬，但是，其世子王璋有蒙古人的血統，深受元帝的寵愛，如果一意孤行，地位難保；如果屈從於元朝，支持經略日本，會從元朝得到很多有利於高麗的利益，再有，有一部分高麗人討好元朝，想從元日戰爭中得到好處。因此在元朝的控製和高壓下，在經略日本的態度上，高麗王朝從推委、屈從到積極支持。
薄音湖教授在2001年31號《日本蒙古學會紀要》上發表題為《明朝眼中的蒙古和蒙古眼中的明朝》的文章，闡述在明朝和蒙古南北對峙時期，雙方各自採取對自己有利的具有二重性的政策。明朝為了防禦蒙古南下，修長城以拒之，雙方戰爭頻繁；為了減輕軍事壓力，明朝又與蒙古進行貿易。蒙古為了在經濟上取得明朝的日用品與農產品，對明朝懷有一定的尊敬；另一方麵，蒙古在明朝麵前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認為蒙古是形成世界的“五色四夷”之尊。明朝和蒙古對雙方的看法基本上是截然相反的，由此反映出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關係。另外，遊牧經濟的起源及其長期存在的根基是北方民族在放棄了農耕以後還可以從南方民族手中得到遊牧經濟的補充和支持的結果。
大蒙古國時期的課稅所
課稅所製度是蒙元史上一項重要製度。南京大學歷史係博士生吳誌堅在2002年第1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大蒙古國時期諸路課稅所的職能及其“地方化”問題》，研究大蒙古國的課稅所製度。大蒙古國時期諸路課稅所的基本職能是徵收課稅，它不具備監察職能，不參與徵收科差，在稅糧徵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課稅所與諸王、世侯關係頗為複雜，在不同地區、不同階段情況都有所不同。課稅所的地方化不是普遍現象。課稅屬大汗，課稅所隸燕京行省在整個大蒙古國時期沒有根本變化。
大蒙古時期的諸王與儒士
大蒙古時期（1206-1271年），一些蒙古諸王出於統治的需要，任用儒士為他們服務。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趙琦博士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大蒙古時期的諸王與儒士》，闡述蒙古諸王與儒士接觸對了解中原文化產生一定的作用。大蒙古國在與金朝的來往中，接觸了一些中原的儒士。1211年，蒙古軍隊進入中原後，這種接觸進一步擴大，進而成為了解和利用。蒙古諸王身邊的儒士主要充任怯薛宿衛、投下官員、名士和子弟教師。
清代的藩部與行省
清代中國政區包括藩部和行省兩大部分，二者雖同是統一國家主權下的統治形式，但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係博士後張永江先生在2001年第2期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上發表題為《論清代的藩部與行省》，探討藩部與行省的差異得出結論：行政體製及權利運行方式不同。藩部採取的是多元的管理模式，各種模式之間的差異比較大，而行省則完全是整齊劃一的。雙方對國家的權利、義務不同。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需要，大部分藩部地區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行省則處於中央的直接控製之下，政治上無任何特殊權利可言；義務上，行省必須以賦稅的形式完全承擔向國家提供全部財政收入，以滿足行政事業開支和軍費需要，而藩部地區沒有此義務，相反國家投入大量財政補貼滿足開支。在軍事上，藩部有為國家提供預備役軍隊和在緊急情況下自費裝備、參戰的義務，而行省由於實行募兵製而無此義務。國家政策上的區別對待及由此造成的地位差異。基於社會條件的差異，清朝政府製定了藩部和行省之間的雙向隔絕和封閉的政策，政治、經濟和文化都隻能在各自的係統中運行。藩部、行省與中央政府關係形態不同。在行省地區，基本是分工性地方分權式的中央集權；在藩部地區，則分工性地方分權和分割性地方分權並存，但是，占主導地位的是有限分割性地方分權。造成藩部與行省之間的差異的原因是複雜的，而歷史發展呈現的趨勢則是藩部地區的內地化及全國政治、經濟的一體化。清代的藩部主要由少數民族組成，十八個行省指的就是本部，這兩大類的區域在全國的版圖上基本上各占一半。
忽必烈時期高麗王朝對元朝和日本的警覺態度
忽必烈時期，高麗王朝是元朝的藩屬國，在忽必烈對日本的經略中，高麗國的態度是不容忽視的。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薛磊先生在2002年第2期《內蒙古大學學報》上發表題為《論忽必烈時期元日關係中高麗王朝的態度》的文章，闡述高麗王朝在此間的態度的轉變。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有與日本交通的經略，但一直沒有成功。期間，高麗國對元朝對日本經略的態度卻發生了大的改變。元朝與日本“欲與通和”的時候，是想把元日之間的高麗作為跳板的，但是，當時的高麗元宗並不熱心，隨著元日戰爭的爆發和元麗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從高麗忠烈王開始，對元朝日本經略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高麗元宗反對忽必烈經略日本的原因是：高麗雖屬元朝的藩屬國，但想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因此不願意與元朝有過多的往來；還有如果元日關係緊張，高麗無疑會成為元朝對日本的前沿，元朝在高麗屯兵、屯田，高麗還要為蒙古軍隊提供糧食等物資；另外，高麗在歷史上已經有過“倭寇”之患，如果元日交戰，“倭寇”再患也是高麗的擔心。高麗忠烈王支持忽必烈經略日本的原因是：忠烈王久居蒙元朝廷，並成為元朝的駙馬，深受蒙古朝廷的影響；忠烈王六年，“倭寇”犯高麗；忠烈王雖為駙馬，但是，其世子王璋有蒙古人的血統，深受元帝的寵愛，如果一意孤行，地位難保；如果屈從於元朝，支持經略日本，會從元朝得到很多有利於高麗的利益，再有，有一部分高麗人討好元朝，想從元日戰爭中得到好處。因此在元朝的控製和高壓下，在經略日本的態度上，高麗王朝從推委、屈從到積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