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容易，戒毒難，許多癮君子，“明知其害，不能絕也”，一日不吸，“則麵皮頓縮”，“脫神欲斃，復飲乃愈”，“不可復救”。
為了幫助吸毒者戒毒，避免家破人亡的厄運，在當時流傳著種種戒毒的偏方，但由於癮君子們對毒品的依賴，所有戒毒偏方或被棄而不用，或淺嚐輒止。
從雍正六年（1728年）就頒布了禁止販賣鴉片、開設煙館的命令。
至此，以進口藥材為名的持續近兩個世紀的鴉片貿易被中止。
在當時對華進行鴉片貿易的主要國家是英國，英國把在殖民地印度生產的鴉片就近運往中國。
一方麵它用提供貸款鼓勵印度農民種植罌粟，一方麵在加工過程中“使罌粟的蒸曬和鴉片的調製適合於中國鴉片吸食者的味”。
英國鴉片商及英國政府在罪惡的鴉片交易中牟取暴利，一箱鴉片從印度運往中國可獲利1820銀元（一箱鴉片的成本約180銀元，運至中國的售價為2000銀元），英國政府的稅收中僅鴉片稅就占42.7％。
因而英國政府和英國鴉片商絕不會放棄這種罪惡貿易，隻不過將其從公開進口變為秘密走私。
負責鴉片生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令人把鴉片裝入便於偷運而特製的箱子，運至加爾各答，拍賣給鴉片商，再由鴉片商偷運至中國沿海。
英鴉片商通過行賄清廷地方官員及負責緝查走私的巡船官兵，使得鴉片走私暢行無阻。
由於利益的驅動，鴉片走私日益猖獗。
幹隆六十年走私入境的鴉片已四千箱，到道光七年走私鴉片則超過一萬箱，而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都突破了兩萬箱，迨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已經接近3萬箱了。
在鴉片大量走私入境之前，清王朝在對外貿易中，一直保持出超的有利地位。
中國的茶葉和絲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銷路非常好，遠銷歐洲、美洲及東南亞，但外國的呢絨卻打不開中國的市場，每年從歐洲輸入中國的銀元約幾百萬。
幹嘉以後鴉片的大量走私入境，使得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開始從出超變入超。
為了支付走私入境的鴉片，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引起銀價上漲。
而銀價上漲必然引起白銀與銅錢（又稱製錢）比價的失調。
朝廷向官員兵丁發放的官餉是銀兩，而百姓向清廷交納的錢糧也要折成銀入庫；然而民間交易，市場上的買賣，主要用銅錢。
因而銀與錢的比價是否合理，是否穩定，直接關係到國計民生。
清初，一兩白銀兌換銅錢一千文。
由於當時清政府禁止民間開礦采銅，從康熙收復台灣解除海禁後，每年都有上百萬的銀元輸入，因而銀價下跌。
到康熙晚年銀與錢比價已變為1∶900，至雍正年間已經是1∶800，到了幹隆初年則發展到1∶700。
然而到幹隆中葉，由於鴉片走私白銀外流導致銀價回升，銀與錢的比價回升到1∶850，至幹嘉之際，一兩白銀能換銅錢一千三四百文。
到嘉慶時期銀價已經上漲到一千六百文左右，使得百姓在交納錢糧中為折銀而負擔加重。
從表麵上看，清朝統治者並未曾加田賦，但在實際上卻把銀價上漲的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
如果說隻是身邊的太監抽大煙也就罷了，可眼下已經鬧從事鴉片走私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倉庫到銀價一個勁兒地上漲，皇太後就是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做不到了，總得想辦法解決白銀外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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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門銷煙
禁止鴉片走私的問題從幹隆時期就已經提出，此後嘉慶、道光都一再公布禁令，但由於英國的鴉片販子同沿海的地方官員、緝私船隻以及內地販賣鴉片的不法之徒已經組成一個龐大的走私網，朝廷的禁令隻是一紙空文，不僅是禁而不止而且是愈演愈烈，大有泛濫成災之勢。
就連身居紫禁城的皇太後都已經感受到鴉片走私所帶來的深重災難了。
英國商人組織生產、走私鴉片，卻嚴禁本國人吸食鴉片，對本國人吸毒進行最嚴厲的懲罰——“有犯者以炮擊沉海中”，盡管“以炮擊沉”之說引起一些人的置疑，但英國人在禁毒方麵對本國人約束的確比清朝的“杖責”要嚴厲，而且有效。
英國商人用鴉片“專以誘他國之人，使其軟弱”。
麵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的災難、麵對白銀外流所造成的經濟困境與吸毒所造成的體質衰弱與道德淪喪，禁菸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道光在十八年（1838年）任命在湖廣禁菸頗見成效的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走私鴉片最為嚴重的廣東主持禁菸。
林則徐一到廣東就對鴉片販子的走私活動進行調查，並派人對英國鴉片商的大本營——駐廣州的英國商館進行控製，並通過洋商伍崇曜到英國商館命令把停泊在伶仃洋麵上22艘船隻上的鴉片在三日之內交出……任何一個有主權的國家，不管是進入了近代還是停留在古代，在同外部世界所進行貿易的時候都有自己的考慮，需要的物品則鼓勵進口，不需要的毒品則禁止進口。
為了幫助吸毒者戒毒，避免家破人亡的厄運，在當時流傳著種種戒毒的偏方，但由於癮君子們對毒品的依賴，所有戒毒偏方或被棄而不用，或淺嚐輒止。
從雍正六年（1728年）就頒布了禁止販賣鴉片、開設煙館的命令。
至此，以進口藥材為名的持續近兩個世紀的鴉片貿易被中止。
在當時對華進行鴉片貿易的主要國家是英國，英國把在殖民地印度生產的鴉片就近運往中國。
一方麵它用提供貸款鼓勵印度農民種植罌粟，一方麵在加工過程中“使罌粟的蒸曬和鴉片的調製適合於中國鴉片吸食者的味”。
英國鴉片商及英國政府在罪惡的鴉片交易中牟取暴利，一箱鴉片從印度運往中國可獲利1820銀元（一箱鴉片的成本約180銀元，運至中國的售價為2000銀元），英國政府的稅收中僅鴉片稅就占42.7％。
因而英國政府和英國鴉片商絕不會放棄這種罪惡貿易，隻不過將其從公開進口變為秘密走私。
負責鴉片生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令人把鴉片裝入便於偷運而特製的箱子，運至加爾各答，拍賣給鴉片商，再由鴉片商偷運至中國沿海。
英鴉片商通過行賄清廷地方官員及負責緝查走私的巡船官兵，使得鴉片走私暢行無阻。
由於利益的驅動，鴉片走私日益猖獗。
幹隆六十年走私入境的鴉片已四千箱，到道光七年走私鴉片則超過一萬箱，而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都突破了兩萬箱，迨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已經接近3萬箱了。
在鴉片大量走私入境之前，清王朝在對外貿易中，一直保持出超的有利地位。
中國的茶葉和絲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銷路非常好，遠銷歐洲、美洲及東南亞，但外國的呢絨卻打不開中國的市場，每年從歐洲輸入中國的銀元約幾百萬。
幹嘉以後鴉片的大量走私入境，使得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開始從出超變入超。
為了支付走私入境的鴉片，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引起銀價上漲。
而銀價上漲必然引起白銀與銅錢（又稱製錢）比價的失調。
朝廷向官員兵丁發放的官餉是銀兩，而百姓向清廷交納的錢糧也要折成銀入庫；然而民間交易，市場上的買賣，主要用銅錢。
因而銀與錢的比價是否合理，是否穩定，直接關係到國計民生。
清初，一兩白銀兌換銅錢一千文。
由於當時清政府禁止民間開礦采銅，從康熙收復台灣解除海禁後，每年都有上百萬的銀元輸入，因而銀價下跌。
到康熙晚年銀與錢比價已變為1∶900，至雍正年間已經是1∶800，到了幹隆初年則發展到1∶700。
然而到幹隆中葉，由於鴉片走私白銀外流導致銀價回升，銀與錢的比價回升到1∶850，至幹嘉之際，一兩白銀能換銅錢一千三四百文。
到嘉慶時期銀價已經上漲到一千六百文左右，使得百姓在交納錢糧中為折銀而負擔加重。
從表麵上看，清朝統治者並未曾加田賦，但在實際上卻把銀價上漲的負擔轉嫁給普通百姓。
如果說隻是身邊的太監抽大煙也就罷了，可眼下已經鬧從事鴉片走私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倉庫到銀價一個勁兒地上漲，皇太後就是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做不到了，總得想辦法解決白銀外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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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門銷煙
禁止鴉片走私的問題從幹隆時期就已經提出，此後嘉慶、道光都一再公布禁令，但由於英國的鴉片販子同沿海的地方官員、緝私船隻以及內地販賣鴉片的不法之徒已經組成一個龐大的走私網，朝廷的禁令隻是一紙空文，不僅是禁而不止而且是愈演愈烈，大有泛濫成災之勢。
就連身居紫禁城的皇太後都已經感受到鴉片走私所帶來的深重災難了。
英國商人組織生產、走私鴉片，卻嚴禁本國人吸食鴉片，對本國人吸毒進行最嚴厲的懲罰——“有犯者以炮擊沉海中”，盡管“以炮擊沉”之說引起一些人的置疑，但英國人在禁毒方麵對本國人約束的確比清朝的“杖責”要嚴厲，而且有效。
英國商人用鴉片“專以誘他國之人，使其軟弱”。
麵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的災難、麵對白銀外流所造成的經濟困境與吸毒所造成的體質衰弱與道德淪喪，禁菸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道光在十八年（1838年）任命在湖廣禁菸頗見成效的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走私鴉片最為嚴重的廣東主持禁菸。
林則徐一到廣東就對鴉片販子的走私活動進行調查，並派人對英國鴉片商的大本營——駐廣州的英國商館進行控製，並通過洋商伍崇曜到英國商館命令把停泊在伶仃洋麵上22艘船隻上的鴉片在三日之內交出……任何一個有主權的國家，不管是進入了近代還是停留在古代，在同外部世界所進行貿易的時候都有自己的考慮，需要的物品則鼓勵進口，不需要的毒品則禁止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