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風波從表麵上看,很快平息了,但公主的心已經被傷透了,公主對額駙既無感情可言,也不抱任何希望,彼此隻是維持夫妻關係,實際形同陌路。
鈕祜祿氏看在眼裏,痛在心上,但她卻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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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蓮戰事(1)
熟悉國史的鈕祜祿氏非常了解丈夫的能力,以嘉慶的能力他也隻能躋身於守成之君的行列,他的決斷能力、應變能力根本不能同他的列祖列宗相比,但他所麵臨的問題卻又是實實在在的,剛一改元就遇上因擒拿教首劉之協所引發的川、楚、陝白蓮教起義。
雖然在幹隆退位後的三年時間,清軍相繼誘使聶人傑與王三槐到清軍營地投誠;德楞泰在陝西殲滅王聰兒、姚之富部;其他將領也摧毀羅其清在大鵬山的營地,生擒羅其清;拿下冉文儔設在通江的基地,並將其擊傷俘獲;但張漢潮、王廷詔、齊國謨(齊林之侄)、樊人傑、冉天元、冷天祿、馬學禮、苟文明、馮天保、苟文潤、徐添德等依然轉戰在川、楚、陝的深山老林中。
到嘉慶五年十二月,親政已經快兩年的皇帝在上諭中也不得不承認“自邪匪滋事以來,剿辦已及五載,總無蕆事之時”,“看來年內蕆功之說又成虛願”。
“現在各路徵兵不下十萬,軍威不為不盛”,“即如陝西省南山內伍逆餘匪,所剩不過二百餘人,而官兵現在萬餘”,“伊等尚得藉口於兵力不足”“似此輾轉奔逐,年復一年,何時始能剿盡”?正像他在《蜀中餘匪尚未蕩平詩誌憂悶》中所表述的,“兵能迅速斯能掃,機患因循不患遲”,“將疲士懈皆予罪,宵旰焦愁莫我知”。
一份來自河南的奏報令嘉慶和皇後興奮不已,那個掀起吞舟巨浪的劉之協在河南葉縣落網。
劉之協一直藏匿在新野一帶,東藏西躲,在躲藏六年後,他準備去湖北同那裏的白蓮教徒聯合起來,在行至葉縣時被清廷抓獲,時為嘉慶五年六月。
一個月後劉之協被押至北京處死。
劉之協的伏法的確讓皇帝夫婦出了一口惡氣,但清軍同白蓮教的戰爭卻仍在繼續著。
“白蓮餘孽尚紛馳”的局麵,並不會因劉之協被處死就能結束。
這一年年底,嘉慶帝在給軍機處大臣的諭令再次談到:“剿辦已及五載,總無蕆事之日。
近據各路奏報,賊匪仍復東奔西竄,官兵雖隨處追擊,總不能扼其一路,歸併一處,聚而殲洗。
看來年內蕆事之說又成虛願。”何以同白蓮教的戰爭久拖而不絕?一種觀點認為:“帶兵大員及各督撫等仍存此疆彼界之見,隻將賊匪驅逼出境即為盡職,並不協力會剿,以致川、楚、陝三省竄匪出此入彼,來往自如。
即被一路防堵官兵剿殺,殺賊無多,而前無攔截,後無追攝,沿途裹挾,又成大股,仍與未經剿殺者無異。
”另一種觀點認為:白蓮教在服飾上與平民百姓無異,“良莠難分”,而彼等“生長深山,登峰便捷”,掠食於民,無需轉餉,故能轉戰數省,旋滅玄旋起。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白蓮教採用機動靈活的戰術“或分或合,聚散無常,或往或來,出沒無定。
使我之兵,日疲於奔命;使我之財,日耗於糧餉;使我之民,轉徙流亡,不得耕種以為生”。
上述種種,隻是一些表麵現象,鈕祜祿氏隱約感到皇帝對局勢控製的能力在減弱,無論是對將士,還是對教徒,盡管這是嘉慶不願承認的。
將領的殺良冒攻、殺降冒功,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例如四川總督福寧在圍剿來鳳縣的旗鼓寨時,有三千被裹挾的難民到清軍營地投降,福寧把千餘婦女兒童釋放後,把剩下的兩千餘人殺害,竟以“節次擒獲賊匪俱隨時正法”上報……為了盡快結束同白蓮教的戰事,嘉慶帝在嘉慶六年(1801年)一月特頒布《禦製邪教說》,在指出白蓮教不同於佛教的同時,特別強調一般的白蓮教信徒不是叛匪,明確指出清政府所要消滅的是叛逆之徒,而不是一般的教徒。
雖然白蓮教在建立之始,其教首“則為騙錢惑眾,假燒香治病為名,竅佛經仙篆之語,衣服與齊民無異,又無寺宇住持。
所聚之人,皆失業無賴之徒,所以必流為盜賊,是又僧道不若矣。
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靜奉法,即燒香治病,原有測怛之仁心,在朝廷之所不禁。
若藉此聚眾弄兵,浙成叛逆之大案,則王法之所不容……官軍所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者原無罪也……故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乃顯而易見之理,設若賊營中有一二僧道能盡行沙汰?有一二生員豈遂廢科舉之典乎?然則白蓮教為逆者,法在必誅,未謀逆之白蓮教,豈忍盡行剿洗耶?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則五年來所辦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雖然嘉慶盼來王廷昭(嘉慶六年初)、高天德(同年四月)、冉天士(同年八月)、樊人傑(嘉慶七年六月)等被殲的捷音,但一支支白蓮教的隊伍仍然出沒在深山老林,雖說是強弩之末,但這“末”還要持續多久?鈕祜祿氏不禁憂上心來。
鈕祜祿氏看在眼裏,痛在心上,但她卻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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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蓮戰事(1)
熟悉國史的鈕祜祿氏非常了解丈夫的能力,以嘉慶的能力他也隻能躋身於守成之君的行列,他的決斷能力、應變能力根本不能同他的列祖列宗相比,但他所麵臨的問題卻又是實實在在的,剛一改元就遇上因擒拿教首劉之協所引發的川、楚、陝白蓮教起義。
雖然在幹隆退位後的三年時間,清軍相繼誘使聶人傑與王三槐到清軍營地投誠;德楞泰在陝西殲滅王聰兒、姚之富部;其他將領也摧毀羅其清在大鵬山的營地,生擒羅其清;拿下冉文儔設在通江的基地,並將其擊傷俘獲;但張漢潮、王廷詔、齊國謨(齊林之侄)、樊人傑、冉天元、冷天祿、馬學禮、苟文明、馮天保、苟文潤、徐添德等依然轉戰在川、楚、陝的深山老林中。
到嘉慶五年十二月,親政已經快兩年的皇帝在上諭中也不得不承認“自邪匪滋事以來,剿辦已及五載,總無蕆事之時”,“看來年內蕆功之說又成虛願”。
“現在各路徵兵不下十萬,軍威不為不盛”,“即如陝西省南山內伍逆餘匪,所剩不過二百餘人,而官兵現在萬餘”,“伊等尚得藉口於兵力不足”“似此輾轉奔逐,年復一年,何時始能剿盡”?正像他在《蜀中餘匪尚未蕩平詩誌憂悶》中所表述的,“兵能迅速斯能掃,機患因循不患遲”,“將疲士懈皆予罪,宵旰焦愁莫我知”。
一份來自河南的奏報令嘉慶和皇後興奮不已,那個掀起吞舟巨浪的劉之協在河南葉縣落網。
劉之協一直藏匿在新野一帶,東藏西躲,在躲藏六年後,他準備去湖北同那裏的白蓮教徒聯合起來,在行至葉縣時被清廷抓獲,時為嘉慶五年六月。
一個月後劉之協被押至北京處死。
劉之協的伏法的確讓皇帝夫婦出了一口惡氣,但清軍同白蓮教的戰爭卻仍在繼續著。
“白蓮餘孽尚紛馳”的局麵,並不會因劉之協被處死就能結束。
這一年年底,嘉慶帝在給軍機處大臣的諭令再次談到:“剿辦已及五載,總無蕆事之日。
近據各路奏報,賊匪仍復東奔西竄,官兵雖隨處追擊,總不能扼其一路,歸併一處,聚而殲洗。
看來年內蕆事之說又成虛願。”何以同白蓮教的戰爭久拖而不絕?一種觀點認為:“帶兵大員及各督撫等仍存此疆彼界之見,隻將賊匪驅逼出境即為盡職,並不協力會剿,以致川、楚、陝三省竄匪出此入彼,來往自如。
即被一路防堵官兵剿殺,殺賊無多,而前無攔截,後無追攝,沿途裹挾,又成大股,仍與未經剿殺者無異。
”另一種觀點認為:白蓮教在服飾上與平民百姓無異,“良莠難分”,而彼等“生長深山,登峰便捷”,掠食於民,無需轉餉,故能轉戰數省,旋滅玄旋起。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白蓮教採用機動靈活的戰術“或分或合,聚散無常,或往或來,出沒無定。
使我之兵,日疲於奔命;使我之財,日耗於糧餉;使我之民,轉徙流亡,不得耕種以為生”。
上述種種,隻是一些表麵現象,鈕祜祿氏隱約感到皇帝對局勢控製的能力在減弱,無論是對將士,還是對教徒,盡管這是嘉慶不願承認的。
將領的殺良冒攻、殺降冒功,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例如四川總督福寧在圍剿來鳳縣的旗鼓寨時,有三千被裹挾的難民到清軍營地投降,福寧把千餘婦女兒童釋放後,把剩下的兩千餘人殺害,竟以“節次擒獲賊匪俱隨時正法”上報……為了盡快結束同白蓮教的戰事,嘉慶帝在嘉慶六年(1801年)一月特頒布《禦製邪教說》,在指出白蓮教不同於佛教的同時,特別強調一般的白蓮教信徒不是叛匪,明確指出清政府所要消滅的是叛逆之徒,而不是一般的教徒。
雖然白蓮教在建立之始,其教首“則為騙錢惑眾,假燒香治病為名,竅佛經仙篆之語,衣服與齊民無異,又無寺宇住持。
所聚之人,皆失業無賴之徒,所以必流為盜賊,是又僧道不若矣。
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靜奉法,即燒香治病,原有測怛之仁心,在朝廷之所不禁。
若藉此聚眾弄兵,浙成叛逆之大案,則王法之所不容……官軍所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者原無罪也……故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乃顯而易見之理,設若賊營中有一二僧道能盡行沙汰?有一二生員豈遂廢科舉之典乎?然則白蓮教為逆者,法在必誅,未謀逆之白蓮教,豈忍盡行剿洗耶?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則五年來所辦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雖然嘉慶盼來王廷昭(嘉慶六年初)、高天德(同年四月)、冉天士(同年八月)、樊人傑(嘉慶七年六月)等被殲的捷音,但一支支白蓮教的隊伍仍然出沒在深山老林,雖說是強弩之末,但這“末”還要持續多久?鈕祜祿氏不禁憂上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