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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59年，在葉正大主持下，終於設計製造出了我國第一架殲擊教練機。正逢祖國10周年大慶，當時主管工業生產的李富春同誌，讓這架飛機飛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到北京後，周恩來總理接見了他們，並請他們吃飯。但總理說，我們有了新東西，不要都拿出來，對外國人要留一手，這次咱們就不飛了。你們要努力工作，甘做“無名英雄”。
葉正大感慨地說：甘做“無名英雄”難，“實事求是”更難！有些理想主義的東西，大學教授教書可以講，但搞設計不行。1958年“大躍進”，非要把各種飛機上的好東西，集中到一架飛機上。林彪說：“我們能建長江大橋，為什麽就不能搞先進的飛機？”葉正大評論說，喊口號可以，實際做就難了。“大躍進”沒有搞出來，“文革”還沒有搞出來。殲擊機帶炮塔，發動機就受影響，金屬材料不行。這是一個綜合國力問題，不可能一口吃個胖子。建長江大橋前還有個漢水橋，當時的目標是長江大橋，條件達不到就先建漢水橋了嘛。葉正大僅僅是就事論事，根本沒有一點針對林副主席的意思。但在“文革”中把葉正大批得死去活來！批可以批，但飛機結果還是失敗了。國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葉正大被調到601所任副所長，後任副院長。當時的所長是個明白人，他說我們現在不是設計飛機的時候，而是應該先學習，學明白了再動手。
1961年，葉正大跟隨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到蘇聯去購買飛機，赫魯雪夫提出無理要求：談判前不能參觀飛機生產廠。劉亞樓聽後，拍桌子用俄文大罵。接待人員隻好再請示，答覆是可以看，隻準劉亞樓一個人看。劉亞樓生氣地說：“我是來談判的，不是來玩耍的。如果再無誠意，我們就立刻回去！”又經過請示，準許技術人員看3天，司令員看1天。劉亞樓心想一天就一天吧，反正我又不懂。參觀後進行談判，談來談去，蘇聯的意見是賣飛機後要派專家到中國來。這件事很大，劉亞樓回莫斯科請示周總理，周總理又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覆很堅決：“既然走了，就不要再回來了！”
葉正大沒有跟代表團回國，他在蘇聯呆了9個月，回來後又研究學習了3年，完全摸透了這種飛機，接著就設計我們自己的新式殲擊機。葉正大在設計工作實踐中遇到很多難辦的事，難辦不在技術，最難的是把什麽工作都和政治摘到一塊。“文革”開始後，雖然他的設計工作沒停，樣機也可以飛起來了，但有人已經開始對“新生兒”進行批判，說它的“出身不好”！ 原因是這個新機種是羅瑞卿批準研製的。羅瑞卿既然被打倒了，這新機種的“根”自然就不紅了。在當時，人出身不好不行，新飛機出身不好當然也不行。
新生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這個出身不好的“新生兒”水平尾翼在設計上還存在一些問題，要達到技術、戰術要求還需要時間，設計定型、成批生產、裝備部隊還要通過實踐，不斷發現問題，不斷改進完善。但現在要飛起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當有關方麵徵求葉正大意見時，他回答很幹脆：“可惜殲擊機是單閱如果是雙座我一定上去！”
“新生兒”飛上天了，但並沒有改變它“出身不好”的命運。葉正大跑到北京服老總（聶榮臻），也沒辦法。工廠軍管了，也沒有完全製止住兩派的武鬥。“4821蘇修特務案”出世了，葉正大榜上有名。七鬥八鬥，硬要他承認“裏通外國”。葉正碼問道：“我幹嗎‘要裏通外國’？我有蘇聯的同學和老師，有你們分析的‘裏通外國’的條件，但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我要為我們祖國的強大、民族的復興、人民的幸福貢獻我的一切！我幹嗎要‘裏通外國’呢？”在那危難的年月裏，葉正大在困難的時候，就想起了父親，想起了革命導師的教導。
馬克思說過：“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由帶著不同目的、按照不同方向活動的，活生生的人們的實踐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全部悶就構成了人類歷史的內容。”世界上任何人都在為追求自己的目的活動著。不同的是，有的人目的高尚，有的人目的卑微，有的人目的卑鄙。從父親為人處事的史實來看，名和利都確確實實不是他追求的人生目的。父親不避艱險，畢生追求的目的就是為人民謀解放、謀福利，除了這個目的之外，不摻雜任何村名位、財富、享受的觀念。正因為這樣，父親― 葉挺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屢受委屈而不改初衷，不怕坐牢、殺頭，在千難萬苦中磨不損革命意誌，戰情願地“在烈火和熱血中永生”！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走在前麵的父親，為兒子開闢著道路，指明著方向，以他光輝的榜樣，光照後人。目前，世界和中國的社會狀況，已經不同於父輩們所處的歷史環境，歷史使命也不相同了。但父親已為後人做出了榜樣，將永遠值得兒女們學習、繼承、發揚。特別是學習他們一生有非常明確的生活目的——除了為人民之外，別無其他。為了這個目的，可以粉身碎骨，可以拋棄一切，而且九死不悔。
以父親為榜樣，胸中裝著人民的葉正大，在風浪麵前穩步踏著父親的足跡前進。他先後被調到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任副主任，中國航空學會第二、第三屆理事，國家發明評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發明獎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國防專項評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級工程師。1982 年起任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他曾參與五種型號飛機設計、研製的組織領導工作，獲全國科技進步特等獎、全國科技成品一等獎。
葉正大感慨地說：甘做“無名英雄”難，“實事求是”更難！有些理想主義的東西，大學教授教書可以講，但搞設計不行。1958年“大躍進”，非要把各種飛機上的好東西，集中到一架飛機上。林彪說：“我們能建長江大橋，為什麽就不能搞先進的飛機？”葉正大評論說，喊口號可以，實際做就難了。“大躍進”沒有搞出來，“文革”還沒有搞出來。殲擊機帶炮塔，發動機就受影響，金屬材料不行。這是一個綜合國力問題，不可能一口吃個胖子。建長江大橋前還有個漢水橋，當時的目標是長江大橋，條件達不到就先建漢水橋了嘛。葉正大僅僅是就事論事，根本沒有一點針對林副主席的意思。但在“文革”中把葉正大批得死去活來！批可以批，但飛機結果還是失敗了。國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葉正大被調到601所任副所長，後任副院長。當時的所長是個明白人，他說我們現在不是設計飛機的時候，而是應該先學習，學明白了再動手。
1961年，葉正大跟隨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到蘇聯去購買飛機，赫魯雪夫提出無理要求：談判前不能參觀飛機生產廠。劉亞樓聽後，拍桌子用俄文大罵。接待人員隻好再請示，答覆是可以看，隻準劉亞樓一個人看。劉亞樓生氣地說：“我是來談判的，不是來玩耍的。如果再無誠意，我們就立刻回去！”又經過請示，準許技術人員看3天，司令員看1天。劉亞樓心想一天就一天吧，反正我又不懂。參觀後進行談判，談來談去，蘇聯的意見是賣飛機後要派專家到中國來。這件事很大，劉亞樓回莫斯科請示周總理，周總理又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覆很堅決：“既然走了，就不要再回來了！”
葉正大沒有跟代表團回國，他在蘇聯呆了9個月，回來後又研究學習了3年，完全摸透了這種飛機，接著就設計我們自己的新式殲擊機。葉正大在設計工作實踐中遇到很多難辦的事，難辦不在技術，最難的是把什麽工作都和政治摘到一塊。“文革”開始後，雖然他的設計工作沒停，樣機也可以飛起來了，但有人已經開始對“新生兒”進行批判，說它的“出身不好”！ 原因是這個新機種是羅瑞卿批準研製的。羅瑞卿既然被打倒了，這新機種的“根”自然就不紅了。在當時，人出身不好不行，新飛機出身不好當然也不行。
新生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這個出身不好的“新生兒”水平尾翼在設計上還存在一些問題，要達到技術、戰術要求還需要時間，設計定型、成批生產、裝備部隊還要通過實踐，不斷發現問題，不斷改進完善。但現在要飛起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當有關方麵徵求葉正大意見時，他回答很幹脆：“可惜殲擊機是單閱如果是雙座我一定上去！”
“新生兒”飛上天了，但並沒有改變它“出身不好”的命運。葉正大跑到北京服老總（聶榮臻），也沒辦法。工廠軍管了，也沒有完全製止住兩派的武鬥。“4821蘇修特務案”出世了，葉正大榜上有名。七鬥八鬥，硬要他承認“裏通外國”。葉正碼問道：“我幹嗎‘要裏通外國’？我有蘇聯的同學和老師，有你們分析的‘裏通外國’的條件，但我是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我要為我們祖國的強大、民族的復興、人民的幸福貢獻我的一切！我幹嗎要‘裏通外國’呢？”在那危難的年月裏，葉正大在困難的時候，就想起了父親，想起了革命導師的教導。
馬克思說過：“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由帶著不同目的、按照不同方向活動的，活生生的人們的實踐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全部悶就構成了人類歷史的內容。”世界上任何人都在為追求自己的目的活動著。不同的是，有的人目的高尚，有的人目的卑微，有的人目的卑鄙。從父親為人處事的史實來看，名和利都確確實實不是他追求的人生目的。父親不避艱險，畢生追求的目的就是為人民謀解放、謀福利，除了這個目的之外，不摻雜任何村名位、財富、享受的觀念。正因為這樣，父親― 葉挺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屢受委屈而不改初衷，不怕坐牢、殺頭，在千難萬苦中磨不損革命意誌，戰情願地“在烈火和熱血中永生”！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走在前麵的父親，為兒子開闢著道路，指明著方向，以他光輝的榜樣，光照後人。目前，世界和中國的社會狀況，已經不同於父輩們所處的歷史環境，歷史使命也不相同了。但父親已為後人做出了榜樣，將永遠值得兒女們學習、繼承、發揚。特別是學習他們一生有非常明確的生活目的——除了為人民之外，別無其他。為了這個目的，可以粉身碎骨，可以拋棄一切，而且九死不悔。
以父親為榜樣，胸中裝著人民的葉正大，在風浪麵前穩步踏著父親的足跡前進。他先後被調到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任副主任，中國航空學會第二、第三屆理事，國家發明評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發明獎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國防專項評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級工程師。1982 年起任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他曾參與五種型號飛機設計、研製的組織領導工作，獲全國科技進步特等獎、全國科技成品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