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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文革”前，中小學校的少先隊、共青團組織，經常邀請星華作紀念李大釗的報告。她家的小院裏常常擠滿前來聽講的青少年朋友。每逢烈士的忌日或清明節，星華要連續到萬安公墓去參加孩子們的隊日、團日活動。星華身體不好，有愛緊張的毛病，她也不喜歡拋頭露麵和集會。但是在天真可愛的孩子麵前，星華無法拒絕他們的要求。她覺得宣傳先烈、教育後人，自己是責無旁貸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星華是個無辜的受侮辱者與犧牲者。1966年6月，當“紅色恐怖”狂風乍起的時候，賈芝就被打成“走資派”、“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了文聯大樓地下室，每天被揪去“示眾”、批鬥。
不久，葆華也被公開點名為安徽省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鄧司令部的黑幹將”，被押送到北京來遊鬥。經過一番番批鬥、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的厄運後，葆華又被軍隊監管起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最令星華傷心和想不通的是，她的早已為人民捐軀40年的父親李大釗，竟然也被誣衊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叛徒”，橫遭批判。那時候，造反派三天兩頭跑到星華家裏抄家；星華居住的胡同從東頭到西頭貼滿“打倒… … ”的大標語；有時在胡同裏走，小孩子就朝她扔石頭，吐口水；在星華就醫的那所醫院裏，也貼出了點名批判葆華、賈芝的大字報…… 尤其讓星華感到氣憤的是，自家門口又出現了麵目可憎的“盯梢者”，這使她不禁聯想起幾十年前那些流氓暗探肆虐的可怕歲月。她曾說：“這樣的侮辱，簡直比打我幾棒子還難受！我深深感到這是我們黨的恥辱。”有一段時間，她因憤慨、鬱悶、傷心，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終日獨坐悶不聲響，身體虛弱到了極點。她的心在暗暗滴血呀！
然而，星華是個性格剛毅的人，從不向惡勢力作一絲一毫的屈服。她由於不是什麽當權派，造反派對她倒也奈何不得。於是她就利用這一有利條件，與造反派展開周旋。賈芝有一些重要的筆記本，為了不落在造反派手裏，星華和她的大女兒冒著危險，把這些本子藏來藏去。可是，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裏，誰還敢替她們藏匿“罪狀”’呢？東西送不出去，隻好又抱回家來，鎖進抽屜。後來造反派又來抄家，這回，星華不動聲色地躺在床上，連身子也沒有抬一抬。她指著那個抽屜冷冷地說：“這裏麵全是我的東西，你們不許動！”造反派被她鎮住了，真的沒敢碰那個抽屜。這些筆記本終於保存下來了。
葆華整整被監禁了6年，他先在合肥，後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壓力，惡劣的生活環境，使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
1972年，葆華的夫人剛被“解放”出來，十分擔憂丈夫的健康。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提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匯報了葆華當時的處境和身體狀況。信寫好後如何才能送到總理手裏？她實在犯難。經過苦思後，想起解放初期她在北京籌建京棉一廠時，曾和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共過事。於是，她把信寄給了李昭，李昭又通過王震把信轉到周總理手中。這年12月19日，周總理給安徽省當時的軍管負責人打來電話，要求對李葆華解除軍管，盡快接回合肥養病。軍管會負責人把周總理的電話內容扣押下來，企圖敷衍過去。沒想到僅過了一天，周總理又親自來電話追問李葆華回合肥沒有。軍管會這才慌了手腳，連夜派車把葆華從六安接回合肥。起初，軍管會把葆華夫婦安置在省委附近的一個小旅館裏，但看到每日去探望葆華的人很多，就又把他們夫婦送到警衛嚴密的稻香樓賓館，規定探望李葆華必須經過專案組的特批，限製外界隨便和他們接觸。一直拖延到第二年6 月，軍管會才不得不在名義上宣布“解放”李葆華。但他們顧及李葆華在合肥的影響，又把李葆華下放到馬鞍山電廠“勞動鍛鍊”。
星華在巨大精神壓力下，糖尿病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後來就發展為腎功能衰竭、尿毒症，但她並不知道，就這樣一天天拖了下去。
葆華到馬鞍山的第二天，中央就來電通知葆華去北京開工作會議，並再三催問：“李葆華現在到底在哪裏？”要派飛機到合肥接人。軍管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好向中央說了實話，並通知李葆華轉赴南京乘機進京開會。
在北京開完中央工作會議，葆華剛要離開會場，周總理派人攔住他說：“別走，總理有事和你談。”當晚，周總理與葆華從11點談到淩晨2點，他們整整談了3個小時。周總理告訴葆華，中央決定讓他到貴州省委任第二書記，因任務急迫，要立即起程。當日天亮後，葆華即登機出發，他在機場對遇到的安徽省同誌說：“請轉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貴州省去工作了。”就這樣，葆華在周總理的保護、關懷下，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
粉碎“四人幫”之後，春回人間，日暖花開。星華感到精神上獲得了解放。她滿懷信心，打算把生活重新好好安排一下，在晚年再為革命做出點貢獻。可是，雙目失明使她感到與世隔絕的痛苦，加上長期患病無條件很好檢查治療，病情日益惡化。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星華是個無辜的受侮辱者與犧牲者。1966年6月，當“紅色恐怖”狂風乍起的時候，賈芝就被打成“走資派”、“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了文聯大樓地下室，每天被揪去“示眾”、批鬥。
不久，葆華也被公開點名為安徽省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鄧司令部的黑幹將”，被押送到北京來遊鬥。經過一番番批鬥、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的厄運後，葆華又被軍隊監管起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最令星華傷心和想不通的是，她的早已為人民捐軀40年的父親李大釗，竟然也被誣衊為“資產階級民主派”、“叛徒”，橫遭批判。那時候，造反派三天兩頭跑到星華家裏抄家；星華居住的胡同從東頭到西頭貼滿“打倒… … ”的大標語；有時在胡同裏走，小孩子就朝她扔石頭，吐口水；在星華就醫的那所醫院裏，也貼出了點名批判葆華、賈芝的大字報…… 尤其讓星華感到氣憤的是，自家門口又出現了麵目可憎的“盯梢者”，這使她不禁聯想起幾十年前那些流氓暗探肆虐的可怕歲月。她曾說：“這樣的侮辱，簡直比打我幾棒子還難受！我深深感到這是我們黨的恥辱。”有一段時間，她因憤慨、鬱悶、傷心，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終日獨坐悶不聲響，身體虛弱到了極點。她的心在暗暗滴血呀！
然而，星華是個性格剛毅的人，從不向惡勢力作一絲一毫的屈服。她由於不是什麽當權派，造反派對她倒也奈何不得。於是她就利用這一有利條件，與造反派展開周旋。賈芝有一些重要的筆記本，為了不落在造反派手裏，星華和她的大女兒冒著危險，把這些本子藏來藏去。可是，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裏，誰還敢替她們藏匿“罪狀”’呢？東西送不出去，隻好又抱回家來，鎖進抽屜。後來造反派又來抄家，這回，星華不動聲色地躺在床上，連身子也沒有抬一抬。她指著那個抽屜冷冷地說：“這裏麵全是我的東西，你們不許動！”造反派被她鎮住了，真的沒敢碰那個抽屜。這些筆記本終於保存下來了。
葆華整整被監禁了6年，他先在合肥，後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壓力，惡劣的生活環境，使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
1972年，葆華的夫人剛被“解放”出來，十分擔憂丈夫的健康。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提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匯報了葆華當時的處境和身體狀況。信寫好後如何才能送到總理手裏？她實在犯難。經過苦思後，想起解放初期她在北京籌建京棉一廠時，曾和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共過事。於是，她把信寄給了李昭，李昭又通過王震把信轉到周總理手中。這年12月19日，周總理給安徽省當時的軍管負責人打來電話，要求對李葆華解除軍管，盡快接回合肥養病。軍管會負責人把周總理的電話內容扣押下來，企圖敷衍過去。沒想到僅過了一天，周總理又親自來電話追問李葆華回合肥沒有。軍管會這才慌了手腳，連夜派車把葆華從六安接回合肥。起初，軍管會把葆華夫婦安置在省委附近的一個小旅館裏，但看到每日去探望葆華的人很多，就又把他們夫婦送到警衛嚴密的稻香樓賓館，規定探望李葆華必須經過專案組的特批，限製外界隨便和他們接觸。一直拖延到第二年6 月，軍管會才不得不在名義上宣布“解放”李葆華。但他們顧及李葆華在合肥的影響，又把李葆華下放到馬鞍山電廠“勞動鍛鍊”。
星華在巨大精神壓力下，糖尿病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後來就發展為腎功能衰竭、尿毒症，但她並不知道，就這樣一天天拖了下去。
葆華到馬鞍山的第二天，中央就來電通知葆華去北京開工作會議，並再三催問：“李葆華現在到底在哪裏？”要派飛機到合肥接人。軍管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好向中央說了實話，並通知李葆華轉赴南京乘機進京開會。
在北京開完中央工作會議，葆華剛要離開會場，周總理派人攔住他說：“別走，總理有事和你談。”當晚，周總理與葆華從11點談到淩晨2點，他們整整談了3個小時。周總理告訴葆華，中央決定讓他到貴州省委任第二書記，因任務急迫，要立即起程。當日天亮後，葆華即登機出發，他在機場對遇到的安徽省同誌說：“請轉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貴州省去工作了。”就這樣，葆華在周總理的保護、關懷下，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
粉碎“四人幫”之後，春回人間，日暖花開。星華感到精神上獲得了解放。她滿懷信心，打算把生活重新好好安排一下，在晚年再為革命做出點貢獻。可是，雙目失明使她感到與世隔絕的痛苦，加上長期患病無條件很好檢查治療，病情日益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