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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9年，大人們說是要送她到“奶奶”家去。令蔡妮高興的是，父親也與她同行。動身的那天，父親手裏隻提了一隻小箱子，還有一位陌生的叔叔陪著他們。
到“奶奶”家的路程實在是太漫長了，她不記得從湖南到上海的時候走過這麽久。他們先是乘船，下船後又上了火車，途中在一個地方下車停了一下，還在照相館裏照了像。父親說要把她的相片寄回家去。還給特特和博博買了些動物造型的玩具。接下來改坐大車，他們蓋著粗毛毯，行走在荒無人煙的原野，越走氣候越寒冷，凍得人連氣都喘不上來。
好不容易到了一個有人住的地方，見到的卻是一個模樣十分可怕的日本憲兵，他命令所有的人把身上的衣服脫得精光，接受檢查。
最後一段路又是坐火車。在同一包廂裏，他們遇見一位歐洲婦女，她身邊帶著一個小男孩。蔡妮很快就和那個小男孩兒混熟了，盡管語言不通，但並不妨礙嬉戲打鬧，他們一起在車廂的過道裏跑來跑去，這才使漫長的旅途不那麽枯燥了。
火車駛進終點站的時候，她才第一次聽到這個字眼：莫斯科，莫斯科！原來，他們已經到了蘇聯，而根本不是去“奶奶”家。後來她才知道，父親這次是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到莫斯科治病的，同時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
他們被安置在“聯盟”賓館一個窄小而簡樸的房間裏住下，隻有一張單人床，她和父親擠在一起睡，這讓她想起了和媽媽睡在一張床鋪上的那個夜晚。賓館裏還住著一家人，他們是蘇兆征夫婦和兩個孩子——兒子蘇河清、女兒蘇麗娃。蘇兆征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25年爆發的著名的省港大罷工就是他負責組織領導的。這樣，蘇河清、蘇麗娃就成了蔡妮在異國他鄉最早結識的中國夥伴。
有一天，父親把她帶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校裏有很多黨組織派來學習的中國學員。她一到那裏，立刻就被一群年輕的中國阿姨圍住了，她們親切地向她問長問短，還送給她許多列寧紀念章。父親讓她留在了中山大學，和那兒的女學員住在一起，吃飯就在學校的食堂。她記得當時的宿舍很大，七八個人一間，靠牆的兩邊都放著床。她的床和張琴秋阿姨的床挨著，張阿姨被指派照顧她。
那時，蔡妮根本不知道父親在黨裏是什麽角色，隻是感到大家都很敬重他。父親到中山大學的時候，人家請他參觀課堂，蔡妮也隨著去了，有一個班是專門學軍事的，教室裏還擺著一門大炮。還有一次父親去中山大學的時候，他剃著光頭，所有的學員一見到他都站了起來。
在蘇聯，蔡妮最早進人的是位於莫斯科近郊的烏捷裏納那耶鎮附近的兒童院。當時她一個俄文單詞也不會，根本聽不懂周圍人的談話。大家見她不講話，都以為她是個啞巴。直到一個多月以後，她原來所在班級的孩子都轉走了，又新來了一批孩子，她竟突然開口講起了俄語，不僅是老師，連她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後來她轉到馬拉霍夫卡鎮附近的兒童院，開始和俄國孩子一起進人一所俄羅斯學校上學，漸漸地，她就把中文全忘記了。
1930年的一天，父親一個人來看蔡妮。他即將回祖國去，來與女兒告別，並專門與兒童院主任打過招呼，將她長期留在這裏請他們照看。這是蔡妮同親愛的父親所見的最後一麵，父親沒有什麽貴重的禮物給她，隻把他的一張照片送她做紀念，這是他在療養院休養時穿著一身白色西裝照的。
第09章 民眾的女兒——項蘇雲
1932年，項蘇雲未滿兩歲，因形勢緊張，母親也要到蘇區去。臨行前，本想把她交給一起做地下工作的戰友、同鄉塗俊明同誌。因塗俊明曾幾次被敵人抓捕，而未能如願。於是，組織上通過共產黨員陳學西（項英同誌的妹夫，於1932年犧牲）的介紹，把未滿兩歲的蘇雲送到浙江臨海我黨地下工作者林迪生家中。正好，這時地下工作者徐明清也在此地教書，開始由徐明清帶著。明清同誌轉上海後，由林迪生同誌的母親帶了約兩年。1934年春天，蘇雲將滿4歲時，迪生同誌考慮到蘇雲已到可以上學的時候了，就把蘇雲送到上海，交給徐明清同誌，請她設法送蘇雲進學校。
當時，陶行知在上海滬西區小河渡勞勃生路創辦了一所勞工幼兒團。左翼“教聯”成員孫銘勛任團長，徐明清當時是“教聯”的負責人之一，就把蘇雲送人勞工幼兒團，接受學前兒童教育。進團時還給她做了一套花布連衣裙，並繫上了一條花腰帶。團裏的老師看到她，說她的裝束像苗族姑娘，因此就叫她“苗姑娘”。從此，蘇雲的名字就以“苗姑娘”代替了。徐明清離開上海時，又將蘇雲委託給孫銘勛及其夫人鄒惠珍照顧。這樣，蘇雲在那兒待了兩年。這個幼兒團當時在英租界，因國民黨以“這個幼兒團淨收共產黨的孩子”為由，使英租界當局要陶行知撤銷此幼兒團。黨組織得知此情況後，又把蘇雲送進江蘇淮安陶行知辦的“新安學校”——新安旅行團的前身，是勤工儉學的學校。
新安學校校長、我黨地下工作者汪達之同誌，把蘇雲託付給一位20多歲名叫郭青的進步青年照顧。汪達之同誌告訴蘇雲：“這是郭叔叔，以後你就跟著他。”這時，蘇雲猛撲過去，兩手緊抱郭青的雙腿，連聲叫著：“叔叔呀！叔叔呀！”像見了久別的親人一般。
到“奶奶”家的路程實在是太漫長了，她不記得從湖南到上海的時候走過這麽久。他們先是乘船，下船後又上了火車，途中在一個地方下車停了一下，還在照相館裏照了像。父親說要把她的相片寄回家去。還給特特和博博買了些動物造型的玩具。接下來改坐大車，他們蓋著粗毛毯，行走在荒無人煙的原野，越走氣候越寒冷，凍得人連氣都喘不上來。
好不容易到了一個有人住的地方，見到的卻是一個模樣十分可怕的日本憲兵，他命令所有的人把身上的衣服脫得精光，接受檢查。
最後一段路又是坐火車。在同一包廂裏，他們遇見一位歐洲婦女，她身邊帶著一個小男孩。蔡妮很快就和那個小男孩兒混熟了，盡管語言不通，但並不妨礙嬉戲打鬧，他們一起在車廂的過道裏跑來跑去，這才使漫長的旅途不那麽枯燥了。
火車駛進終點站的時候，她才第一次聽到這個字眼：莫斯科，莫斯科！原來，他們已經到了蘇聯，而根本不是去“奶奶”家。後來她才知道，父親這次是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到莫斯科治病的，同時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
他們被安置在“聯盟”賓館一個窄小而簡樸的房間裏住下，隻有一張單人床，她和父親擠在一起睡，這讓她想起了和媽媽睡在一張床鋪上的那個夜晚。賓館裏還住著一家人，他們是蘇兆征夫婦和兩個孩子——兒子蘇河清、女兒蘇麗娃。蘇兆征是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25年爆發的著名的省港大罷工就是他負責組織領導的。這樣，蘇河清、蘇麗娃就成了蔡妮在異國他鄉最早結識的中國夥伴。
有一天，父親把她帶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校裏有很多黨組織派來學習的中國學員。她一到那裏，立刻就被一群年輕的中國阿姨圍住了，她們親切地向她問長問短，還送給她許多列寧紀念章。父親讓她留在了中山大學，和那兒的女學員住在一起，吃飯就在學校的食堂。她記得當時的宿舍很大，七八個人一間，靠牆的兩邊都放著床。她的床和張琴秋阿姨的床挨著，張阿姨被指派照顧她。
那時，蔡妮根本不知道父親在黨裏是什麽角色，隻是感到大家都很敬重他。父親到中山大學的時候，人家請他參觀課堂，蔡妮也隨著去了，有一個班是專門學軍事的，教室裏還擺著一門大炮。還有一次父親去中山大學的時候，他剃著光頭，所有的學員一見到他都站了起來。
在蘇聯，蔡妮最早進人的是位於莫斯科近郊的烏捷裏納那耶鎮附近的兒童院。當時她一個俄文單詞也不會，根本聽不懂周圍人的談話。大家見她不講話，都以為她是個啞巴。直到一個多月以後，她原來所在班級的孩子都轉走了，又新來了一批孩子，她竟突然開口講起了俄語，不僅是老師，連她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後來她轉到馬拉霍夫卡鎮附近的兒童院，開始和俄國孩子一起進人一所俄羅斯學校上學，漸漸地，她就把中文全忘記了。
1930年的一天，父親一個人來看蔡妮。他即將回祖國去，來與女兒告別，並專門與兒童院主任打過招呼，將她長期留在這裏請他們照看。這是蔡妮同親愛的父親所見的最後一麵，父親沒有什麽貴重的禮物給她，隻把他的一張照片送她做紀念，這是他在療養院休養時穿著一身白色西裝照的。
第09章 民眾的女兒——項蘇雲
1932年，項蘇雲未滿兩歲，因形勢緊張，母親也要到蘇區去。臨行前，本想把她交給一起做地下工作的戰友、同鄉塗俊明同誌。因塗俊明曾幾次被敵人抓捕，而未能如願。於是，組織上通過共產黨員陳學西（項英同誌的妹夫，於1932年犧牲）的介紹，把未滿兩歲的蘇雲送到浙江臨海我黨地下工作者林迪生家中。正好，這時地下工作者徐明清也在此地教書，開始由徐明清帶著。明清同誌轉上海後，由林迪生同誌的母親帶了約兩年。1934年春天，蘇雲將滿4歲時，迪生同誌考慮到蘇雲已到可以上學的時候了，就把蘇雲送到上海，交給徐明清同誌，請她設法送蘇雲進學校。
當時，陶行知在上海滬西區小河渡勞勃生路創辦了一所勞工幼兒團。左翼“教聯”成員孫銘勛任團長，徐明清當時是“教聯”的負責人之一，就把蘇雲送人勞工幼兒團，接受學前兒童教育。進團時還給她做了一套花布連衣裙，並繫上了一條花腰帶。團裏的老師看到她，說她的裝束像苗族姑娘，因此就叫她“苗姑娘”。從此，蘇雲的名字就以“苗姑娘”代替了。徐明清離開上海時，又將蘇雲委託給孫銘勛及其夫人鄒惠珍照顧。這樣，蘇雲在那兒待了兩年。這個幼兒團當時在英租界，因國民黨以“這個幼兒團淨收共產黨的孩子”為由，使英租界當局要陶行知撤銷此幼兒團。黨組織得知此情況後，又把蘇雲送進江蘇淮安陶行知辦的“新安學校”——新安旅行團的前身，是勤工儉學的學校。
新安學校校長、我黨地下工作者汪達之同誌，把蘇雲託付給一位20多歲名叫郭青的進步青年照顧。汪達之同誌告訴蘇雲：“這是郭叔叔，以後你就跟著他。”這時，蘇雲猛撲過去，兩手緊抱郭青的雙腿，連聲叫著：“叔叔呀！叔叔呀！”像見了久別的親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