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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勛
九.十四
李碩勛臨刑前，除給妻子趙君陶的遺書外，還給在香港掛業開醫的中共地下黨員柯麟之妻陳誌英寫了一信。信中說：
英姊：
我本不認識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處托轉她。我死不必念，務望代我安慰她！！並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處要數百元作路費回家，根本把兒子安頓好為要。
勛托
九.十四
李碩勛臨刑前的兩封遺書中頭等重要之囑，均是“惟望善育吾兒”、“根本把兒子安頓好為要”之語。他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惟一放心不下兒子李鵬，足見父子親情在人生中的地位。
△劉伯堅就義前給妻子王叔振及親人的信
1935年3月21日，是劉伯堅最後的日子。他向敵人要來了筆墨，給妻子王叔振寫了最後一封信。
叔振同誌：
我的絕命書及遺囑，你必能見著。我直寄陝西鳳笙大嫂及五、六諸兄嫂。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並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革命的享業。
我葬在大皮梅關附近。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致以最後的革命的敬禮！
劉伯堅三月二十日於大皮（實為21日，劉伯堅誤記為20日）
1935年3月4日，劉伯堅在戰鬥中為掩護部隊撤退，不幸左腿中彈負傷，敵人包圍被俘。劉伯堅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決心一死以殉主義。他在獄中先後寫了三封遺書（其中一封遺失）給陝西的兄嫂。信中表達了他的心誌：
“弟在唐（塘）村被俘時就決定一死以殉主義並為中國民族解放流血。”
“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我四川的家聽說久已破產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我已八年不通信了。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了解，不至（致）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有用處。”
“諸兒受高小教育至十八歲後即入工廠做工，非到有自給的能力不要結婚，到三十歲結婚亦不為遲，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就這樣，劉伯堅帶著對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念從容地走了！劉伯堅作為父親，他沒有為兒子留下一文錢，卻留下了無限的思念與期望。他愛自己的兒子，但他更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為了祖國的解放和民族的復興，他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永別了自己的骨肉。
△趙一曼遺書
1935年11月。趙一曼率領的部隊被日偽軍包圍，在指揮突圍中先是手腕負傷，繼而左大腿骨被子彈打穿，因流血過多昏迷而被捕。
她被押到哈爾濱偽濱江省警務廳進行審訊。此時，她傷口不斷流出的鮮血濕透了棉褲，依然忍痛怒斥日寇侵華罪行。日寇對她拳打腳踢百般折磨，她昏死甦醒後仍對敵人罵不絕口。
趙一曼在犧牲之前，最思念和牽掛的是自己的兒子趙掖賢（寧兒）。孩子在臨產的時候，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個陌生的好心婦女的半間磚房中。在前往上海尋找黨組織的途中，她身無分文，背著孩子一路討飯，受盡了千辛萬苦，幾乎在上海街頭把孩子賣掉。
趙一曼臨刑前一天，給兒子寫了一封遺書。
寧兒：
母親對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相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際行動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你的母親趙一曼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
△任銳寫給女兒孫維世的詩
1927年孫炳文被害以後，他的夫人任銳擔負起撫育革命遺孤的責任。在白色恐怖下，經歷了11年的困苦生活，於1938年到達延安，先後在抗大和馬列學院學習。被同誌們譽為“媽媽同誌”。
在從重慶赴延安途中，為從莫斯科學習回來的女兒孫維世口占寄兒詩一首：
兒父臨刑曾大呼：
“我今就義亦從容”。
寄語天涯小兒女，
莫將血恨付秋風。
在短短的四句詩中，體現了一位革命母親對女兒的殷切期望。
△車耀先給兒女的信
革命烈士車耀先，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中飽經磨難，卻沒有忘記關懷兒女，更沒有忘記家教。1940年，車耀先被囚禁於貴州息烽監獄時，利用敵人讓他管理圖書時寫下了長達萬言的自傳。《先說幾句》係自傳的第一段。文中說：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餘因政治嫌疑被拘重慶，消息不通，與世隔絕。禁中無聊，寢食外輒以曾文正公家書自遣，遂引起寫作與教子觀念。因念餘出世勞碌，磨折極多；奮鬥40年，始有今日。兒女輩不可不知也。故特將一生之經過寫出，以為兒輩將來不時之參考。使知餘：出身貧苦，不可驕傲；創業艱難，不可奢華；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謙”、“儉”、“勞”三字為立身之本，而補餘之不足；以“驕”、“奢”、“逸”三字為終身之戒，而為一個健全之國民。則餘願已足矣。夫復何恨哉？！
九.十四
李碩勛臨刑前，除給妻子趙君陶的遺書外，還給在香港掛業開醫的中共地下黨員柯麟之妻陳誌英寫了一信。信中說：
英姊：
我本不認識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處托轉她。我死不必念，務望代我安慰她！！並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處要數百元作路費回家，根本把兒子安頓好為要。
勛托
九.十四
李碩勛臨刑前的兩封遺書中頭等重要之囑，均是“惟望善育吾兒”、“根本把兒子安頓好為要”之語。他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惟一放心不下兒子李鵬，足見父子親情在人生中的地位。
△劉伯堅就義前給妻子王叔振及親人的信
1935年3月21日，是劉伯堅最後的日子。他向敵人要來了筆墨，給妻子王叔振寫了最後一封信。
叔振同誌：
我的絕命書及遺囑，你必能見著。我直寄陝西鳳笙大嫂及五、六諸兄嫂。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並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革命的享業。
我葬在大皮梅關附近。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致以最後的革命的敬禮！
劉伯堅三月二十日於大皮（實為21日，劉伯堅誤記為20日）
1935年3月4日，劉伯堅在戰鬥中為掩護部隊撤退，不幸左腿中彈負傷，敵人包圍被俘。劉伯堅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決心一死以殉主義。他在獄中先後寫了三封遺書（其中一封遺失）給陝西的兄嫂。信中表達了他的心誌：
“弟在唐（塘）村被俘時就決定一死以殉主義並為中國民族解放流血。”
“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我四川的家聽說久已破產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我已八年不通信了。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了解，不至（致）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有用處。”
“諸兒受高小教育至十八歲後即入工廠做工，非到有自給的能力不要結婚，到三十歲結婚亦不為遲，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就這樣，劉伯堅帶著對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念從容地走了！劉伯堅作為父親，他沒有為兒子留下一文錢，卻留下了無限的思念與期望。他愛自己的兒子，但他更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為了祖國的解放和民族的復興，他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永別了自己的骨肉。
△趙一曼遺書
1935年11月。趙一曼率領的部隊被日偽軍包圍，在指揮突圍中先是手腕負傷，繼而左大腿骨被子彈打穿，因流血過多昏迷而被捕。
她被押到哈爾濱偽濱江省警務廳進行審訊。此時，她傷口不斷流出的鮮血濕透了棉褲，依然忍痛怒斥日寇侵華罪行。日寇對她拳打腳踢百般折磨，她昏死甦醒後仍對敵人罵不絕口。
趙一曼在犧牲之前，最思念和牽掛的是自己的兒子趙掖賢（寧兒）。孩子在臨產的時候，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個陌生的好心婦女的半間磚房中。在前往上海尋找黨組織的途中，她身無分文，背著孩子一路討飯，受盡了千辛萬苦，幾乎在上海街頭把孩子賣掉。
趙一曼臨刑前一天，給兒子寫了一封遺書。
寧兒：
母親對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相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際行動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你的母親趙一曼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
△任銳寫給女兒孫維世的詩
1927年孫炳文被害以後，他的夫人任銳擔負起撫育革命遺孤的責任。在白色恐怖下，經歷了11年的困苦生活，於1938年到達延安，先後在抗大和馬列學院學習。被同誌們譽為“媽媽同誌”。
在從重慶赴延安途中，為從莫斯科學習回來的女兒孫維世口占寄兒詩一首：
兒父臨刑曾大呼：
“我今就義亦從容”。
寄語天涯小兒女，
莫將血恨付秋風。
在短短的四句詩中，體現了一位革命母親對女兒的殷切期望。
△車耀先給兒女的信
革命烈士車耀先，在暗無天日的牢獄中飽經磨難，卻沒有忘記關懷兒女，更沒有忘記家教。1940年，車耀先被囚禁於貴州息烽監獄時，利用敵人讓他管理圖書時寫下了長達萬言的自傳。《先說幾句》係自傳的第一段。文中說：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餘因政治嫌疑被拘重慶，消息不通，與世隔絕。禁中無聊，寢食外輒以曾文正公家書自遣，遂引起寫作與教子觀念。因念餘出世勞碌，磨折極多；奮鬥40年，始有今日。兒女輩不可不知也。故特將一生之經過寫出，以為兒輩將來不時之參考。使知餘：出身貧苦，不可驕傲；創業艱難，不可奢華；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謙”、“儉”、“勞”三字為立身之本，而補餘之不足；以“驕”、“奢”、“逸”三字為終身之戒，而為一個健全之國民。則餘願已足矣。夫復何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