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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人生，就像在無涯的大海裏遊泳，隻有懷著永恆的追求，才能步入彼岸的柳暗花明。
我的母親經歷過這樣的追求，她擁有人世間最壯麗的人生。——胡木英
人生在世，是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和父母的；家庭和父母，也無法安排兒女的一生。我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裏，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我對母親懷著由衷的仰慕和祟敬！
我的父親胡喬木，平民百姓對他並不陌生。我的母親穀羽，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但在他們惟一的女兒―我心靈的天平上，實在難以掂量出父母誰輕誰重。父親，是那樣的聰敏，知識是那樣的淵博，對選定的人生之路是那樣的執著……
母親，是那樣的賢惠，對事業是那樣的忠誠，對丈夫和兒女充滿了摯愛和深情……
回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的日日夜夜，生活是那樣的愉快、明朗，世界是那樣的光明、易於了解，人生是那樣的美好和充實。當失去了父母之後，才體味到失去的份量是多麽沉重，而這種沉重是在與日俱增著……
回顧母親的一生，我將見到的、聽說的、經歷的、感受到的，將那些隻言片語，散亂記憶。漸漸地理順、連接、組合、疊加；將單個鏡頭組成畫麵，把畫麵剪接組合起來，漸漸地形成了母親在腦海裏、心靈中的完整形象……
我的母親和天底下所有的投人革命的母親一樣，在她年輕的時候，曾懷著對時代的追求。母親是1935年8月在北平加人共青團的，“一二。九”運動後於1936年1月轉為中共黨員。“盧溝橋事變”後，黨組織派她去延安。經過輾轉跋涉，她終於在1937年9月到達革命聖地，進人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l月從陝北公學畢業，被分配到設在陝西涇陽安吳堡的青訓班，擔任女生隊指導員。那時，父親是安吳青訓班的副主任。他常到各隊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教基層幹部如何搞宣傳，如何做統一戰線工作。父親和母親在工作中相互接觸多了，彼此產生了愛慕之情。那時候革命的父母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一切工作都是快節奏的，就連婚姻戀愛也不例外。父母把心心相印的事向青訓班主任馮文彬一說，馮文彬笑著點點頭，這就算組織批準了；同誌們鬧著、喊著，把兩床洗白了的灰棉帳放到一起就算結婚了。形式是那樣的簡單、寒酸，但我那年輕的父母心中充滿了甜蜜和幸福。
婚後，父親根據《詩經。小雅。伐木》篇中“出自幽穀，遷於喬木”一句，把母親的名字改為穀羽，和父親喬木的名字同出一典。在艱難困苦、硝煙瀰漫的戰爭環境裏，父親用這種高雅而文明的方式，表達了他們永結同心的深情。不久，由於工作需要，父親被調回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母親仍留在安吳堡擔任藝術連指導員。1939年4月，母親才回到延安。
母親回到延安不久，父親又受命出發去重慶、桂林等地。起初兩人還能聽到梢來的口信和問候，那簡單的一句極普通的安慰、祝福話，足能使這對年輕的夫妻仔細回味、暗暗興奮多少天。那時候的革命者沒有多少個人的奢望，能得到遠方親人平安的信息就是最大的滿足了。
後來，父母之間音訊全無了。父親在敵占區，環境十分險惡，母親無時不在替父親擔心。母親在延安，這期間卻遭到了日本飛機的轟炸，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窯洞，炸死了幾十個同誌。隻有兩個人死裏逃生，母親就是這兩個死裏逃生中的一個。她被搶救出來時已不省人事，頭和臂都受了傷，左耳鼓膜被震破，在中央醫院整整躺了三個月。
年底，當父親回到延安時，才知道母親受傷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同時，父親又開導母親說：“夫妻情重，但黨的事業更重。因為我們是黨的人，為了黨和革命的事業，必要時應不惜犧牲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父親的話在當時可不是大道理，嘴上是這樣說的，心裏是這樣想的，行動上一輩子也是這樣做的。母親沒有說任何話，隻是輕輕地握住了父親伸過來的手，多少牽掛，多少思念，多少難耐的生離死別，都融合在這無言的精神幸福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不久，中央決定由毛澤東主席率代表團赴重慶，舉行國共兩黨談判，父親作為主席的秘書隨行。母親聽到這個消息時，不能不為父親他們的安全擔心。父親勸慰母親：“這次去重慶，是中央和主席對我的信任。在現在的形勢下，蔣介石恐怕還不敢做得太絕，否則他無法向國人交代。”父親一去又是半年，母親心裏天天惦念著。10月中旬主席歲了“雙十協定”後，安全返回延安，父親還留在重慶，參加那裏黨的文化宣傳工作，直到年底才從重慶回來。
1946年5月，中央公布了進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父親向中央報告並徵得同意，讓母親參加華中土改。這次父母一別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這次由父親帶著我和弟弟在延安，而母親是孤身一人在千裏之外。孩子是母親身上的肉，共產黨人也不例外，母親實在放心不下父親和孩子。因為在平時，父親忙著工作，家裏的事從來都沒有時間去管。土改快結束時，內戰已經爆發，原定回延安的線路被切斷，母親的歸期給耽擱了。
後來，母親從東台啟程經臨沂，然後返延安，一路上走了兩三個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達。就在母親回延安的途中，父親又奉命去隴東參加土改，我和弟弟被托給一位阿姨看管。母親到家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著媽媽，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禁不住熱淚盈眶，半天才喊出一聲“媽媽”，然後就“哇，，地一聲大哭起來。弟弟站在一邊，看也不看媽媽，撅著小嘴說：“你不是我媽媽，我的媽媽是山東媽媽。”媽媽的鼻子一酸，淚水也禁不住湧了出來。
我的母親經歷過這樣的追求，她擁有人世間最壯麗的人生。——胡木英
人生在世，是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和父母的；家庭和父母，也無法安排兒女的一生。我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裏，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我對母親懷著由衷的仰慕和祟敬！
我的父親胡喬木，平民百姓對他並不陌生。我的母親穀羽，卻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但在他們惟一的女兒―我心靈的天平上，實在難以掂量出父母誰輕誰重。父親，是那樣的聰敏，知識是那樣的淵博，對選定的人生之路是那樣的執著……
母親，是那樣的賢惠，對事業是那樣的忠誠，對丈夫和兒女充滿了摯愛和深情……
回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的日日夜夜，生活是那樣的愉快、明朗，世界是那樣的光明、易於了解，人生是那樣的美好和充實。當失去了父母之後，才體味到失去的份量是多麽沉重，而這種沉重是在與日俱增著……
回顧母親的一生，我將見到的、聽說的、經歷的、感受到的，將那些隻言片語，散亂記憶。漸漸地理順、連接、組合、疊加；將單個鏡頭組成畫麵，把畫麵剪接組合起來，漸漸地形成了母親在腦海裏、心靈中的完整形象……
我的母親和天底下所有的投人革命的母親一樣，在她年輕的時候，曾懷著對時代的追求。母親是1935年8月在北平加人共青團的，“一二。九”運動後於1936年1月轉為中共黨員。“盧溝橋事變”後，黨組織派她去延安。經過輾轉跋涉，她終於在1937年9月到達革命聖地，進人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l月從陝北公學畢業，被分配到設在陝西涇陽安吳堡的青訓班，擔任女生隊指導員。那時，父親是安吳青訓班的副主任。他常到各隊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教基層幹部如何搞宣傳，如何做統一戰線工作。父親和母親在工作中相互接觸多了，彼此產生了愛慕之情。那時候革命的父母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一切工作都是快節奏的，就連婚姻戀愛也不例外。父母把心心相印的事向青訓班主任馮文彬一說，馮文彬笑著點點頭，這就算組織批準了；同誌們鬧著、喊著，把兩床洗白了的灰棉帳放到一起就算結婚了。形式是那樣的簡單、寒酸，但我那年輕的父母心中充滿了甜蜜和幸福。
婚後，父親根據《詩經。小雅。伐木》篇中“出自幽穀，遷於喬木”一句，把母親的名字改為穀羽，和父親喬木的名字同出一典。在艱難困苦、硝煙瀰漫的戰爭環境裏，父親用這種高雅而文明的方式，表達了他們永結同心的深情。不久，由於工作需要，父親被調回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母親仍留在安吳堡擔任藝術連指導員。1939年4月，母親才回到延安。
母親回到延安不久，父親又受命出發去重慶、桂林等地。起初兩人還能聽到梢來的口信和問候，那簡單的一句極普通的安慰、祝福話，足能使這對年輕的夫妻仔細回味、暗暗興奮多少天。那時候的革命者沒有多少個人的奢望，能得到遠方親人平安的信息就是最大的滿足了。
後來，父母之間音訊全無了。父親在敵占區，環境十分險惡，母親無時不在替父親擔心。母親在延安，這期間卻遭到了日本飛機的轟炸，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窯洞，炸死了幾十個同誌。隻有兩個人死裏逃生，母親就是這兩個死裏逃生中的一個。她被搶救出來時已不省人事，頭和臂都受了傷，左耳鼓膜被震破，在中央醫院整整躺了三個月。
年底，當父親回到延安時，才知道母親受傷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同時，父親又開導母親說：“夫妻情重，但黨的事業更重。因為我們是黨的人，為了黨和革命的事業，必要時應不惜犧牲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父親的話在當時可不是大道理，嘴上是這樣說的，心裏是這樣想的，行動上一輩子也是這樣做的。母親沒有說任何話，隻是輕輕地握住了父親伸過來的手，多少牽掛，多少思念，多少難耐的生離死別，都融合在這無言的精神幸福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不久，中央決定由毛澤東主席率代表團赴重慶，舉行國共兩黨談判，父親作為主席的秘書隨行。母親聽到這個消息時，不能不為父親他們的安全擔心。父親勸慰母親：“這次去重慶，是中央和主席對我的信任。在現在的形勢下，蔣介石恐怕還不敢做得太絕，否則他無法向國人交代。”父親一去又是半年，母親心裏天天惦念著。10月中旬主席歲了“雙十協定”後，安全返回延安，父親還留在重慶，參加那裏黨的文化宣傳工作，直到年底才從重慶回來。
1946年5月，中央公布了進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父親向中央報告並徵得同意，讓母親參加華中土改。這次父母一別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這次由父親帶著我和弟弟在延安，而母親是孤身一人在千裏之外。孩子是母親身上的肉，共產黨人也不例外，母親實在放心不下父親和孩子。因為在平時，父親忙著工作，家裏的事從來都沒有時間去管。土改快結束時，內戰已經爆發，原定回延安的線路被切斷，母親的歸期給耽擱了。
後來，母親從東台啟程經臨沂，然後返延安，一路上走了兩三個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達。就在母親回延安的途中，父親又奉命去隴東參加土改，我和弟弟被托給一位阿姨看管。母親到家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著媽媽，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禁不住熱淚盈眶，半天才喊出一聲“媽媽”，然後就“哇，，地一聲大哭起來。弟弟站在一邊，看也不看媽媽，撅著小嘴說：“你不是我媽媽，我的媽媽是山東媽媽。”媽媽的鼻子一酸，淚水也禁不住湧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