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拱之 1926年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習,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廣州起義和海陸豐農民運動,1929年赴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後人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蘇區工農劇社總社副社長;吳仲廉1927年加人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曾任紅四軍前委組織幹事,紅軍總部直屬女子義勇隊指導員,中央黨校教員,紅九軍敵工部副部長,曾日三的夫人;


    謝飛 1927年加人共青團,8月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調到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做地下工作,1932年回國後被分配到江西中央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任機要員,長徵到達陝北後與劉少奇結婚;


    何蓮芝 1933年入黨,曾任遊擊隊長和縣委婦女部長,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與董必武結婚;


    蕭月華 早年曾做童工,1926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曾任大埔縣婦女部長、中共閩粵贛邊區特委巡視員,1933年夏與李德結婚,後任中央機關機要收發員;


    王泉媛 曾任少共吉安縣委婦女部部長,湘贛省委婦女部委員,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蘇區中央局婦女部委員,193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婦女部部長,1936年任紅軍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


    謝小梅 中央黨校幹部;


    廖似光 共青團中央巡視員;


    鍾月林 蘇區中央局婦女部幹事;


    周越華 中央蘇區衛生學校政治處主任;


    李建華 中央機關機要報務員:


    陳慧清 國家保衛局黨總支書記;


    楊厚珍 紅軍九軍團幹部。


    這些女紅軍當時都很年輕,最小的鍾月林隻有19歲,最大的蔡暢也不過34歲。大家工作職務有高低,革命資歷有長短,但是革命意誌同樣堅定,戰鬥情緒一樣飽滿。


    跟隨中央紅軍長征的女紅軍,除康克清跟隨總司令部、劉英隨中央直屬縱隊、周越華跟隨總衛生部、蔡暢跟隨政治部行動之外,其他同誌大都在中央縱隊的幹部休養連。在幹部休養連的女同誌又分為兩種情況,有病體弱的兩位同誌和懷孕的4位同誌作為休養幹部,其餘女紅軍擔負照顧老弱傷病的休養幹部及沿路籌糧、籌款等項工作,統稱為政治戰士。李堅真擔任幹部休養連的指導員。


    亙古未有的芳裏長征,是在人世間罕見的艱難困苦之中進行的,天上敵機偵察轟炸,地上頑軍圍追堵截,紅軍戰士要突破江河,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數以萬計的紅軍指戰員獻出了生命。女戰士們所作的奮鬥和犧牲更是極其巨大的。


    在幹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的女同誌,把扶助休養幹部行軍當成自己的天職,把保護休養幹部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休養幹部大約有60人坐擔架。每個女紅軍負責管理三四副擔架。行軍時,她們要跑前跑後察看休養幹部的病情,及時加以護理照顧,還要十分注意雇來抬擔架的民夫的情況,不斷進行督促和鼓勵。為了穩定民夫的情緒,她們還要省出自己少量的口糧送給他們吃,遇到擔架無人抬的時候,她們便親自去抬;當敵機轟炸時,她們又毫不猶豫地用自己的身體掩護休養幹部。1935年3月,賀子珍就是在敵機轟炸時掩護傷員而身負重傷的。


    每當部隊在一個地方駐紮下來,女政治戰士們又要投人到民運工作中,發動群眾打土豪,動員青壯年參加紅軍,為部隊籌糧、籌款、僱請民夫。在十分艱苦困難的情況下,李堅真仍率領女政治戰士們,獲得了“最會打土豪的人”的稱號。李伯釗、危拱之等同誌,發揮自己的特長,用文藝鼓舞紅軍指戰員的鬥誌。危拱之踏在長征路上的竟是一雙“解放腳”,而且頭上還頂著“永遠開除出黨”的錯誤處分(她被王明錯誤路線執行者定為“托派嫌疑”而開除出黨,長征後才恢復黨籍)。劉英鞋子穿爛了,卻滿不在乎地打起赤腳板趕路。女紅軍們盡管有鋼鐵般的意誌,但她們的身體畢竟是血肉之軀。長途跋涉、饑寒勞累、雪山風暴、草地水浸,使多數健康的女戰士得了婦女病,絕大多數閉了經,有的造成終生不育。四位帶著身孕上路、行至貴州分娩的女戰士,為了趕上行進隊伍,隻得忍痛把剛生下來的嬰兒送給他人。賀子珍把嬰兒留給一個瞎眼的孤老太太;陳慧清的嬰兒則躺在一個叫不出名的山腳下……產婦們得不到休息,得不到營養,有的連孩子都沒有看上一眼,她們那顆母親的心該是多麽難過!


    在過岷山的時候,蔡暢的紅小鬼櫻桃犧牲了。紅軍從江西出發的時候,有些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定要跟著紅軍走,他們決心很大,誰也勸阻不住。組織上便決定把他們分給一部分女同誌,每人帶一個。櫻桃就是分給蔡暢負責帶領的紅小鬼。這孩子很堅強,早兩天,他就打擺子,但還是堅持爬山。到了山頂上,他默默地閉上了眼睛。他胸中深埋著“一定要打敗白狗子”的理想,壯誌尚未實現,他就永遠躺在冰冷的山頭上了。蔡暢含著熱淚脫下身上惟一的一件紅毛衣,蓋在了小戰士的遺體上。


    困難嚇不倒她們,痛苦壓不垮她們,她們別離了親生骨肉和生死與共的戰友,繼續行進在萬水千山之間。


    從紅一方麵軍出髮長征,到紅一、紅二、紅四方麵軍會師,在歷時兩年的長征中,由於形勢的發展變化,女紅軍的工作安排有過一些變動。1935年2月,甘世英和李桂英調新成立的川南遊擊隊分別任總支書記和指導員。3月,謝小梅留在貴陽一帶從事農民運動。6月,紅一、四方麵軍在川北懋功地區會師後,康克清、李伯釗、吳仲廉等曾隨紅四方麵軍行動,王泉媛和吳富蓮則被調到紅四方麵軍女子抗日先鋒團擔任團長和政委。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後,吳仲廉、吳富蓮、王泉媛隨西路軍參加了河西戰役,此後,吳富蓮不幸犧牲;吳仲廉被俘轉押南京為黨所營救;王泉媛被俘後逃出,輾轉回到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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