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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毫無思想準備的王根英收到信後，出於維護少女的尊嚴，竟將此信貼到了牆上。陳賡能理解根英的這種反應，因為按照當時的習俗，他應該先找一位大姐去做媒，不應該冒失地直接寫情書。但陳賡畢竟是與眾不同的青年，他不願遵循舊俗，就又寫了第二封情書送上門。
倔強的王根英被這位堅韌的追求者震動了，對他產生了好感，但她還是把這第二封求愛信又貼到了牆上。
有意思的是，陳賡從根英的“惡作劇”中看到了她的獨特性格，頗為欣賞，於是又寫了第三封求愛信。陳賡的專注和堅毅，終於征服了王根英的心。
1927年4月27日，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根英作為上海黨的代表前往武漢參加了這次大會。到會代表80人，陳賡也作為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5月，他倆在武漢結了婚。“五大”之後，王根英作為上海派出的工人代表又出席了6月在漢口召開的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及太平洋勞動會議，7月，根英才回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擔任黨中央交通員。
武漢一別，王根英一直期待著陳賡的消息。她在報紙上看到了8月1日南昌起義的消息，不久又得到了起義部隊南下洲汕失利的消息，牽掛和擔心一天比一天強烈。
陳賡婚後就赴江西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繼而隨隊打到廣東汕頭等地，不幸左腿中了三彈，脛骨、胖腓骨全被打斷，經輾轉流亡，艱苦奔波，傷勢惡化，按照病情，醫生決定截肢，陳賡堅決反對。
1928年初，陳賡被秘密轉移到上海，住進愛多亞路（現在的延安中路）成都路口的牛惠霖骨科醫院醫治。牛惠霖留學英國，其弟牛惠生留學美國，都是著名的骨科醫生。他們也是宋慶齡的親表兄弟，宋慶齡當時曾叮囑牛氏兄弟，一定要對這位負傷的朋友精心醫治。在治療期間，李強曾前來醫院探望，並告知他已經找到尹王根英。經過幾次斷骨再練陳賡總算保住了多處負傷的腿。
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陳賡化名王庸，以情報科長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當時工作異常艱苦和危險，需要陳賡有個家庭作掩護，於是根英便搬來和他一塊住。
1929年，他們生了一個男孩，取名知非。為了避開敵特的追蹤，他們不得不經常搬家，改名換姓。
陳賡為了掌握敵情，打擊叛徒的猖狂氣焰，他和先後在情報科工作過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陳壽昌、陳養山等同誌，經常與敵探、特務相周旋。
在這期間，根英盡心竭力地掩護陳賡。孩子慢慢長大了，已經能說會跑了，她按秘密工作的要求，不讓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和門牌號碼，在孩子麵前也從不談起陳賡的真實姓名和在外工作的事。她細心而巧妙地觀察著房前屋後形跡可疑的人，隨時都在思量如何應付可能出現的緊張局麵。她工作很機敏，對待警察、巡捕的查問，都有一套應付的辦法，況且她是一個老上海，非常熟悉當地的情況。
陳賡曾講過這樣一件事：大概是知非三歲的時候，一天，知非一個人悄悄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紅頭阿三（即英租界的印度巡捕）挎著一支槍。他好奇地跑過去看，嘴裏說著：“紅頭阿三的槍，沒有阿爸的槍好。”巡捕聽後，便跟著知非到家門口，正遇著根英出來找知非。巡捕便問：“你們家有槍嗎？”根英立即想到，前幾天陳賡把槍藏在枕頭下，曾被知非看到過，於是從容地答道：“有，有槍，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幾句話就把阿三支走了。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裏，她對陳賡工作的重要性心裏是有數的。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他們一定要選擇出路多、遇事便於躲避的住房，同時，為了避開“包打聽”的追蹤，還必須經常搬家，改姓換名。僅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中，他們就搬過五次家，先後在霞飛路、勒非得路、保定路等地住過。
陳賡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後，黨派帥孟奇到上海籌備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滬東找到王根英，說明當時黨的主要任務是抗日，為了團結各階層人士，要廣泛發動工人、商人、學生、婦女等各方麵的力量，組織反帝大同盟；又指定根英負責滬東區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從這時起，王根英積極地在工人群眾中做宣傳、組織工作，幾乎每天要到帥大姐那裏去匯報。
1932年1月，上海形勢更加緊張，黨為了支持十九路軍抗戰，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王根英組織了滬東工人救護隊、擔架隊、護士隊，直接奔赴前線。
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愛國將領蔣光鼎、蔡廷揩對抗蔣介石的旨意，率領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王根英組織工人，在炮火中搶救、運送傷病員。在這期間，王根英的工作非常緊張，常常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當時帥孟奇住在滬西大自鳴鍾附近的一個亭子間裏，每天晚上王根英和各分部的負責人到帥大姐處碰頭。
這年春天，黨領導的全國總工會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任命為部長。剛從蘇聯回來到上海的夏之栩任該部秘書，兩人帶著知非一同住在英租界的一個亭子間裏。這時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日本侵略和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因此，對日本人和民族資本家辦的工廠是區別對待的。女工部一方麵組織中國工廠的工人積極生產，支援抗戰，另一方麵從物質和精神上援助日資廠的工人罷工。王根英天天跑工廠，有時回來很晚，孩子就哭鬧著要夏之栩帶他找媽媽去。
倔強的王根英被這位堅韌的追求者震動了，對他產生了好感，但她還是把這第二封求愛信又貼到了牆上。
有意思的是，陳賡從根英的“惡作劇”中看到了她的獨特性格，頗為欣賞，於是又寫了第三封求愛信。陳賡的專注和堅毅，終於征服了王根英的心。
1927年4月27日，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根英作為上海黨的代表前往武漢參加了這次大會。到會代表80人，陳賡也作為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5月，他倆在武漢結了婚。“五大”之後，王根英作為上海派出的工人代表又出席了6月在漢口召開的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及太平洋勞動會議，7月，根英才回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擔任黨中央交通員。
武漢一別，王根英一直期待著陳賡的消息。她在報紙上看到了8月1日南昌起義的消息，不久又得到了起義部隊南下洲汕失利的消息，牽掛和擔心一天比一天強烈。
陳賡婚後就赴江西參加“八一”南昌起義，繼而隨隊打到廣東汕頭等地，不幸左腿中了三彈，脛骨、胖腓骨全被打斷，經輾轉流亡，艱苦奔波，傷勢惡化，按照病情，醫生決定截肢，陳賡堅決反對。
1928年初，陳賡被秘密轉移到上海，住進愛多亞路（現在的延安中路）成都路口的牛惠霖骨科醫院醫治。牛惠霖留學英國，其弟牛惠生留學美國，都是著名的骨科醫生。他們也是宋慶齡的親表兄弟，宋慶齡當時曾叮囑牛氏兄弟，一定要對這位負傷的朋友精心醫治。在治療期間，李強曾前來醫院探望，並告知他已經找到尹王根英。經過幾次斷骨再練陳賡總算保住了多處負傷的腿。
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陳賡化名王庸，以情報科長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當時工作異常艱苦和危險，需要陳賡有個家庭作掩護，於是根英便搬來和他一塊住。
1929年，他們生了一個男孩，取名知非。為了避開敵特的追蹤，他們不得不經常搬家，改名換姓。
陳賡為了掌握敵情，打擊叛徒的猖狂氣焰，他和先後在情報科工作過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陳壽昌、陳養山等同誌，經常與敵探、特務相周旋。
在這期間，根英盡心竭力地掩護陳賡。孩子慢慢長大了，已經能說會跑了，她按秘密工作的要求，不讓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和門牌號碼，在孩子麵前也從不談起陳賡的真實姓名和在外工作的事。她細心而巧妙地觀察著房前屋後形跡可疑的人，隨時都在思量如何應付可能出現的緊張局麵。她工作很機敏，對待警察、巡捕的查問，都有一套應付的辦法，況且她是一個老上海，非常熟悉當地的情況。
陳賡曾講過這樣一件事：大概是知非三歲的時候，一天，知非一個人悄悄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紅頭阿三（即英租界的印度巡捕）挎著一支槍。他好奇地跑過去看，嘴裏說著：“紅頭阿三的槍，沒有阿爸的槍好。”巡捕聽後，便跟著知非到家門口，正遇著根英出來找知非。巡捕便問：“你們家有槍嗎？”根英立即想到，前幾天陳賡把槍藏在枕頭下，曾被知非看到過，於是從容地答道：“有，有槍，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幾句話就把阿三支走了。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裏，她對陳賡工作的重要性心裏是有數的。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他們一定要選擇出路多、遇事便於躲避的住房，同時，為了避開“包打聽”的追蹤，還必須經常搬家，改姓換名。僅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中，他們就搬過五次家，先後在霞飛路、勒非得路、保定路等地住過。
陳賡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後，黨派帥孟奇到上海籌備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滬東找到王根英，說明當時黨的主要任務是抗日，為了團結各階層人士，要廣泛發動工人、商人、學生、婦女等各方麵的力量，組織反帝大同盟；又指定根英負責滬東區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從這時起，王根英積極地在工人群眾中做宣傳、組織工作，幾乎每天要到帥大姐那裏去匯報。
1932年1月，上海形勢更加緊張，黨為了支持十九路軍抗戰，做了大量準備工作，王根英組織了滬東工人救護隊、擔架隊、護士隊，直接奔赴前線。
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愛國將領蔣光鼎、蔡廷揩對抗蔣介石的旨意，率領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王根英組織工人，在炮火中搶救、運送傷病員。在這期間，王根英的工作非常緊張，常常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當時帥孟奇住在滬西大自鳴鍾附近的一個亭子間裏，每天晚上王根英和各分部的負責人到帥大姐處碰頭。
這年春天，黨領導的全國總工會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任命為部長。剛從蘇聯回來到上海的夏之栩任該部秘書，兩人帶著知非一同住在英租界的一個亭子間裏。這時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日本侵略和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因此，對日本人和民族資本家辦的工廠是區別對待的。女工部一方麵組織中國工廠的工人積極生產，支援抗戰，另一方麵從物質和精神上援助日資廠的工人罷工。王根英天天跑工廠，有時回來很晚，孩子就哭鬧著要夏之栩帶他找媽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