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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7年1月，毛澤東回到湖南，對農民運動進行了30多天的實際考察，寫出了著名的革命檄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該報告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上連載後，極大地鼓舞了農民同土豪、劣紳進行鬥爭的積極性。而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卻對毛澤東反映的問題和提出的方針、政策持反對態度。他們以“有損與國民黨的合作”為由，禁止中央機關刊物《嚮導》予以全文轉載。
時任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的瞿秋白，在武漢看到該報告全文後非常高興。同時對這個“為農民說話”的報告受到陳獨秀等人的壓製而深感氣憤，為擴大宣傳和影響，瞿秋白把該報告交給了黨的出版機構——長江書局，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名出版單行本。
4月11日，瞿秋白飽含激情，為《報告》撰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言；“‘匪徒、惰農、痞子……’這些都是反動的紳士謾罵農民協會的稱號。但是，真正能夠解放中國的卻正是這些‘匪徒……’湖南的鄉村裏許多土豪劣紳訟棍等類的封建政權，都被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這些‘匪徒’現在在那裏創造平民的民權政治，正是全國的‘匪徒’才能真正為民族利益而奮鬥，而徹底反對帝國主義。有‘人’說他們是過分了，但是這是不是人話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話……農民要這些政權和土地，他們是要動手，一動手自然便要侵犯神聖的紳士先生和私有財產。他們實在‘無分可過’；他們要不過分，便隻有死，隻有受剝削！中國農民都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受到了血雨的淋瀝、腥風的吹熏。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漢舉行。會上，瞿秋白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秋白在會上堅定表示：“我要做一個布爾什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皇帝製度的斬首。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如果再不明白公開地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麵子比革命還重要。一切為革命的勝利！”這種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精神，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
正是由於“這種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精神”和對中國革命的深刻認識，在汪精衛向人民舉起屠刀、大革命完全失敗的危急關頭，28歲的瞿秋白勇敢地挑起領導全國人民繼續戰鬥的重擔。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八一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決定，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發表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繼續奮鬥。在這次會議上，瞿秋白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八七”會議將黨從機會主義的泥坑之中救出來，使革命重新走上大道。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年輕的瞿秋白的領導下，處於幼年的中國共產黨懷著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憤恨，在前進的道路上犯了革命急性病，形成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領導機關“左”傾盲動主義路線。
由於毛澤東等人的批評和抵製，以及實際工作中遭到許多損失，這樣的“左”傾錯誤路線到1928年年初就停止了，到4月瞿秋白離開上海到蘇聯後就在全國範圍內基本結束了。
當瞿秋白再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時，莫斯科已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的首都了。紅場依舊，但蘇聯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迎著撲麵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潮，瞿秋白感到無比的激動和自豪，但一想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在自己的領導下出現的失誤和挫折，他又感到沉甸甸的。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一位光明磊落、襟懷坦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自己的錯誤毫不避諱。
在1928年6月召開的第六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瞿秋白作了自我批評，檢查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為黨的六大確立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在這次大會上，瞿秋白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會後，他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在瞿秋白駐蘇的兩年時間裏，中國革命有了極大的發展。但自1930年6月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黨中央後，為貫徹其“打下長沙，奪取南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計劃，中國革命又遭受了損失。7月，瞿秋白接受共產國際的委託，回國負責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望著熟悉的街道和樹木，瞿秋白與上次一樣，滿懷依依不捨之情告別了莫斯科，踏上經由德國柏林回國的征程。與上次不同的是，此次回國，瞿秋白的行李包中秘密地藏著《中國問題決議案》文件——他肩負著重新率領中國共產黨走出挫折，走向勝利的重任。他深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的，他同樣深信他還會來莫斯科，再來看一看蔚藍天空下的紅場。然而，此次一別，竟是他與莫斯科的永別！
時任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的瞿秋白，在武漢看到該報告全文後非常高興。同時對這個“為農民說話”的報告受到陳獨秀等人的壓製而深感氣憤，為擴大宣傳和影響，瞿秋白把該報告交給了黨的出版機構——長江書局，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名出版單行本。
4月11日，瞿秋白飽含激情，為《報告》撰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言；“‘匪徒、惰農、痞子……’這些都是反動的紳士謾罵農民協會的稱號。但是，真正能夠解放中國的卻正是這些‘匪徒……’湖南的鄉村裏許多土豪劣紳訟棍等類的封建政權，都被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這些‘匪徒’現在在那裏創造平民的民權政治，正是全國的‘匪徒’才能真正為民族利益而奮鬥，而徹底反對帝國主義。有‘人’說他們是過分了，但是這是不是人話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話……農民要這些政權和土地，他們是要動手，一動手自然便要侵犯神聖的紳士先生和私有財產。他們實在‘無分可過’；他們要不過分，便隻有死，隻有受剝削！中國農民都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受到了血雨的淋瀝、腥風的吹熏。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漢舉行。會上，瞿秋白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秋白在會上堅定表示：“我要做一個布爾什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皇帝製度的斬首。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如果再不明白公開地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麵子比革命還重要。一切為革命的勝利！”這種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精神，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
正是由於“這種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精神”和對中國革命的深刻認識，在汪精衛向人民舉起屠刀、大革命完全失敗的危急關頭，28歲的瞿秋白勇敢地挑起領導全國人民繼續戰鬥的重擔。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了八一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決定，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發表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繼續奮鬥。在這次會議上，瞿秋白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八七”會議將黨從機會主義的泥坑之中救出來，使革命重新走上大道。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年輕的瞿秋白的領導下，處於幼年的中國共產黨懷著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憤恨，在前進的道路上犯了革命急性病，形成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領導機關“左”傾盲動主義路線。
由於毛澤東等人的批評和抵製，以及實際工作中遭到許多損失，這樣的“左”傾錯誤路線到1928年年初就停止了，到4月瞿秋白離開上海到蘇聯後就在全國範圍內基本結束了。
當瞿秋白再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時，莫斯科已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的首都了。紅場依舊，但蘇聯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迎著撲麵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潮，瞿秋白感到無比的激動和自豪，但一想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在自己的領導下出現的失誤和挫折，他又感到沉甸甸的。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一位光明磊落、襟懷坦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自己的錯誤毫不避諱。
在1928年6月召開的第六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瞿秋白作了自我批評，檢查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為黨的六大確立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在這次大會上，瞿秋白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會後，他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在瞿秋白駐蘇的兩年時間裏，中國革命有了極大的發展。但自1930年6月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黨中央後，為貫徹其“打下長沙，奪取南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計劃，中國革命又遭受了損失。7月，瞿秋白接受共產國際的委託，回國負責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望著熟悉的街道和樹木，瞿秋白與上次一樣，滿懷依依不捨之情告別了莫斯科，踏上經由德國柏林回國的征程。與上次不同的是，此次回國，瞿秋白的行李包中秘密地藏著《中國問題決議案》文件——他肩負著重新率領中國共產黨走出挫折，走向勝利的重任。他深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的，他同樣深信他還會來莫斯科，再來看一看蔚藍天空下的紅場。然而，此次一別，竟是他與莫斯科的永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