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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7年馬日事變後，何叔衡從湖南轉移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印刷刊物工作。毛澤東說，何老這個人“不能謀而能斷”。叔衡以不能謀自謙，故很能謙虛地接受人家的意見，但也以能斷自負，每在危難當頭、人們猶豫的時候，他能不顧人家反對，不要人家贊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們的麵前。
臨時中央有的領導人認為，何老帶有舊式文人習氣，於是派他到街頭進行宣傳鼓動，作為參加第一線鬥爭的鍛鍊。當時街頭警察密探到處抓人，何叔衡不會說上海話，也不熟悉當地情況，很快便在街頭宣傳中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審訊時，在敵人的心目中，當時的共產黨幾乎都是熱血青年，因此審訊官反覆端詳了何叔衡後，覺得此人不像個革命者，而是錯抓來的“土學究”。於是便試探著問：“你知道什麽是共產黨，什麽是國民黨嗎？” 何叔衡一下子看透了敵人的心態，就搖頭晃腦，以抑揚頓挫的聲調回答：“吾乃學者，豈能不知？共產黨三民主義是也，國民黨五權憲法是也！”接著，何叔衡又講起孔夫子的《論語》，話還沒說完，便聽到大堂上驚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滾！”
何叔衡深深鞠了一躬，不緊不慢地走了出去。隨後，審訊官通過拷問別人，才知道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頭顱上有上萬元的賞格，再派人去追時，卻再也找不到任何蹤影。
大革命失敗後，何叔衡被組織派往蘇聯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途經哈爾濱即將走出國門時，想到蔣介石背叛革命，正在到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組織上派自己出國學習，心潮起伏，故吟詩一首：
身上征衣雜酒痕，
遠遊無處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風雨登輪出國門。
此時，已年過半百的叔衡，深知自己的責任，他克服常人難以克服的困難，仍學通了俄語，以此研修革命理論。徐特立說：“在莫斯科，我們幾個年老的閱誌，政治上是跟叔衡同誌走的。開頭都說叔衡同誌笨，不能做事。清黨事起，大家還摸不清頭緒的時候，叔衡同誌就看到了，布置鬥爭，很敏捷，很周密，誰說他笨！”
1930年7月回國，在上海黨中央任全國革命互濟總會主任，堅持從事在白色恐怖條件下救濟烈士家屬的工作。
1931年秋到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11月被選為中華全國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任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查部部長、臨時法庭主席兼蘇維埃政府幹部訓練班主任和教育委員會委員、代理中央內務部部長。主持製定和實行革命根據地各級政府的司法、檢查、民政等法律條款及具體政策規定。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親自審判重要案件。因他不贊成過“左”的肅反政策，尤其反對過多的判死刑，被誣為“右”傾受到“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批判後被撤銷全部職務。
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未帶中共建黨時的元老何叔衡隨隊，而留在江西堅持鬥爭。在最後分別之日，謝覺哉專程來與他話別。何叔衡長謝覺哉8歲，但他們是同鄉，又都中過秀才、都在雲山學堂任教，朋友而賽過兄弟，後來又先後參加革命，同做共產黨員。他們在一間破舊的瓦房裏，擺著自養的豬肉、雞肉和自己種的菜蔬。不知從哪裏弄到了魚——這是老友惜別的結束宴席。一個要隨大軍突圍，一個要留在當地打遊擊，過慣了患難中分手、患難中相逢、又患難中分手的他們，不知道何時會麵，都保持著嚴肅與沉默。
飯後，叔衡用馬送覺哉到住處並贈他一把心愛的小鋼刀。謝老說：“叔衡每有‘異聞’，必以見告。遠道寄書報，寫信，能見麵必約時長談。小廉曲謹，雖非所長，而重要環節、緊急關頭，總能給人以啟示，而且使你於不知不覺中服從其啟示。如果說叔衡同誌是模範的共產黨員，那他不僅是給人以模範，而且善於使人學習他的模範，而且很熱誠地希望人家賽過他的模範。”
紅軍長征後，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仍每日扶一根拐棍口無怨言地默默工作。1935年初中央蘇區陷落，中央局書記項英派便衣隊護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向閩西突圍，他們一行晝伏夜行，2月24日淩晨到達了上杭縣水口鎮附近。
不熟悉新環境的便衣隊一時大意，拂曉時埋鍋造飯的炊煙被敵人發現，敵人保安團一個營便包圍上來。幾十個便衣隊員用駁殼槍且戰且走，退到村南的大山上，匪兵仍緊追不捨。
何叔衡年老體弱氣喘籲籲，已無力向前奔跑，但又不願拖累同誌，便向鄧子恢請求說：“開槍打死我吧！”鄧子恢讓特務員（警衛員）架著他跑，到了一個懸崖邊，何叔衡突然掙脫警衛，縱身跳了下去。鄧子恢後來心痛地回憶，當時他們衝過了這座山，依託一條小河將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著再跑一段，也許可免於殉難。
後人根據當時目睹者的陳述，都認為何叔衡是墜崖而死。直到20世紀60年代福建當地公安機關審訊一個當時的反動團丁時，才知道在那次戰鬥後，團丁們搜索後山時，在山崖下發現了一個躺著的老人，頭破血流，他們從他衣服裏發現了銀元和港幣。兩個團丁正在搜身時，老人突然甦醒，抱著一個團丁的腿欲進行搏鬥，結果被另一團丁連擊兩槍打死。
臨時中央有的領導人認為，何老帶有舊式文人習氣，於是派他到街頭進行宣傳鼓動，作為參加第一線鬥爭的鍛鍊。當時街頭警察密探到處抓人，何叔衡不會說上海話，也不熟悉當地情況，很快便在街頭宣傳中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審訊時，在敵人的心目中，當時的共產黨幾乎都是熱血青年，因此審訊官反覆端詳了何叔衡後，覺得此人不像個革命者，而是錯抓來的“土學究”。於是便試探著問：“你知道什麽是共產黨，什麽是國民黨嗎？” 何叔衡一下子看透了敵人的心態，就搖頭晃腦，以抑揚頓挫的聲調回答：“吾乃學者，豈能不知？共產黨三民主義是也，國民黨五權憲法是也！”接著，何叔衡又講起孔夫子的《論語》，話還沒說完，便聽到大堂上驚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滾！”
何叔衡深深鞠了一躬，不緊不慢地走了出去。隨後，審訊官通過拷問別人，才知道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頭顱上有上萬元的賞格，再派人去追時，卻再也找不到任何蹤影。
大革命失敗後，何叔衡被組織派往蘇聯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途經哈爾濱即將走出國門時，想到蔣介石背叛革命，正在到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組織上派自己出國學習，心潮起伏，故吟詩一首：
身上征衣雜酒痕，
遠遊無處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風雨登輪出國門。
此時，已年過半百的叔衡，深知自己的責任，他克服常人難以克服的困難，仍學通了俄語，以此研修革命理論。徐特立說：“在莫斯科，我們幾個年老的閱誌，政治上是跟叔衡同誌走的。開頭都說叔衡同誌笨，不能做事。清黨事起，大家還摸不清頭緒的時候，叔衡同誌就看到了，布置鬥爭，很敏捷，很周密，誰說他笨！”
1930年7月回國，在上海黨中央任全國革命互濟總會主任，堅持從事在白色恐怖條件下救濟烈士家屬的工作。
1931年秋到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11月被選為中華全國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任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查部部長、臨時法庭主席兼蘇維埃政府幹部訓練班主任和教育委員會委員、代理中央內務部部長。主持製定和實行革命根據地各級政府的司法、檢查、民政等法律條款及具體政策規定。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親自審判重要案件。因他不贊成過“左”的肅反政策，尤其反對過多的判死刑，被誣為“右”傾受到“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批判後被撤銷全部職務。
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未帶中共建黨時的元老何叔衡隨隊，而留在江西堅持鬥爭。在最後分別之日，謝覺哉專程來與他話別。何叔衡長謝覺哉8歲，但他們是同鄉，又都中過秀才、都在雲山學堂任教，朋友而賽過兄弟，後來又先後參加革命，同做共產黨員。他們在一間破舊的瓦房裏，擺著自養的豬肉、雞肉和自己種的菜蔬。不知從哪裏弄到了魚——這是老友惜別的結束宴席。一個要隨大軍突圍，一個要留在當地打遊擊，過慣了患難中分手、患難中相逢、又患難中分手的他們，不知道何時會麵，都保持著嚴肅與沉默。
飯後，叔衡用馬送覺哉到住處並贈他一把心愛的小鋼刀。謝老說：“叔衡每有‘異聞’，必以見告。遠道寄書報，寫信，能見麵必約時長談。小廉曲謹，雖非所長，而重要環節、緊急關頭，總能給人以啟示，而且使你於不知不覺中服從其啟示。如果說叔衡同誌是模範的共產黨員，那他不僅是給人以模範，而且善於使人學習他的模範，而且很熱誠地希望人家賽過他的模範。”
紅軍長征後，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仍每日扶一根拐棍口無怨言地默默工作。1935年初中央蘇區陷落，中央局書記項英派便衣隊護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向閩西突圍，他們一行晝伏夜行，2月24日淩晨到達了上杭縣水口鎮附近。
不熟悉新環境的便衣隊一時大意，拂曉時埋鍋造飯的炊煙被敵人發現，敵人保安團一個營便包圍上來。幾十個便衣隊員用駁殼槍且戰且走，退到村南的大山上，匪兵仍緊追不捨。
何叔衡年老體弱氣喘籲籲，已無力向前奔跑，但又不願拖累同誌，便向鄧子恢請求說：“開槍打死我吧！”鄧子恢讓特務員（警衛員）架著他跑，到了一個懸崖邊，何叔衡突然掙脫警衛，縱身跳了下去。鄧子恢後來心痛地回憶，當時他們衝過了這座山，依託一條小河將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著再跑一段，也許可免於殉難。
後人根據當時目睹者的陳述，都認為何叔衡是墜崖而死。直到20世紀60年代福建當地公安機關審訊一個當時的反動團丁時，才知道在那次戰鬥後，團丁們搜索後山時，在山崖下發現了一個躺著的老人，頭破血流，他們從他衣服裏發現了銀元和港幣。兩個團丁正在搜身時，老人突然甦醒，抱著一個團丁的腿欲進行搏鬥，結果被另一團丁連擊兩槍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