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頁
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國外帶兩個要操心,國內還留著4個,做媽媽的哪有一天忘記過。
1952年回國開會時,朱霖抽時間先到育英小學看望兩個大孩子。老大是女孩,農民叫她二乖,上學後起名黃文;老二是男孩,農民叫他黑胖,上學後取名黃山。朱霖一進教室門,就和往外跑的黃文撞個滿懷,但黃山卻找不見,朱霖和老師找了半天也沒見個影子。直到吃完晚飯回宿舍,才發現他躲在老師的床底下,連忙拉他去見媽媽。
朱霖一邊撣黃山衣服上的土,一邊親熱地問:“你怎麽躲著不見媽媽呀?”
孩子圓嘟嘟的臉上,閃著一雙機警而略帶狡黯的眼睛,忽閃忽閃地看著媽媽,審視了一會兒才說:“老師上課說啦,北京現在還有特務,騙子也不少。我想爸爸媽媽都在國外,怎麽會有媽媽來看我呢?說不定是壞人裝的,不能見她!”
朱霖聽了,心裏百感交集,把孩子一下子樓進了懷裏。
接著,朱霖又到十一小學去看老三。老三也是個女孩,她睜著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憨直地對母親說:“媽媽,我在太行山媽媽家叫米囤,現在人家都笑話我的名字難聽。”
媽媽給她梳了個硬撅撅的小辮子,告訴她:“米囤是表示家裏糧食多,有吃的,在太行山是個好名字。”
“老師替我改了名,叫黃浩。”
朱霖想了想:“黃浩也很好,就叫黃浩吧。”
最後,去軍委保育院看老四。這是個男孩,名字叫黃河,4歲多了,是1947年8月24日,黃鎮帶領部隊過黃河那天生的,警衛員看到捷報,給起的名字。小黃河忘了母親的模樣,也不願跟母親走。
朱霖哄了半天,後來比畫著說:“坐汽車!”他才高興地蹦跳起來。他再次抬頭像小大人似地審視媽媽,歪著小腦袋瞪大眼睛問道:“你真是我媽媽?”
“當然是真的。”媽媽認真地點著頭。
“你是我的媽媽,你就要像其他小朋友的媽媽一樣,每禮拜都來接我行嗎?”孩子的眼神裏含著祈求。
聽到這話,媽媽的心像被刺了一下,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她抱起了孩子,臉腮貼著臉腮……
朱霖沒有機會照顧留在國內的孩子,但她像所有的媽媽一樣,無時無刻不在為兒女們操心。她隨黃鎮從匈牙利到印度尼西亞,在來印尼前,剛把生病的母親接到北京,想讓她檢查治療一下,未及治療,母親腦溢血臥床不起。正巧黃鎮的弟媳又帶著孩子找來。弟弟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弟媳沒有文化,解放後仍然生活無著落,隻好帶著孩子流浪來京。朱霖未講一句話,就把弟媳一家的生活費用全部包下來,不讓她按烈士家屬要求補助而增加組織上的負擔。同時,她又把重病的母親送回老家,她是獨生女,後來母親因無人照顧而死在炕上。
1960年父親又去世。她回國開會才看到已經壓了三個月的父親的最後一封信。信中說:“我現在病得很重,不知你回來沒有,希望你能給我寄二兩紅糖,一兩茶葉,我覺得嘴裏沒有味,實在不想吃東西……”
看完信,朱霖哭了。她哭得很傷心,淚水滴濕了前襟。是的,她覺得她不是個好女兒,她對不起死去的父母。她覺得自己也不是個好母親,因為她也沒有照顧好孩子。不久前,放在軍委十一學校的兩個孩子,胳膊先後摔斷。老四黃河是擦玻璃時從大梯子上跌下來的,當時就動了手術,胳膊接得還不錯。老三黃浩是冬天在運動場摔倒的,斷胳膊用石膏夾板固定起來,過了5個月,胳膊又斷了,就成天拖著一條斷胳膊,還哭著不讓嬸嬸寫信告訴爸爸媽媽。因為她知道印尼已開始排華……
孩子們漸漸大了,開始懂得心疼父母,但並沒有減輕媽媽的負擔。“朱霖同誌暈倒在樓梯口了!”
黃鎮聞訊趕回宿舍,妻子已躺在床上。她一直在出冷汗,嘴唇發青,一動不動,黃鎮一驚,趕緊抓起她的胳膊摸脈搏。脈搏又急又玄。
醫生趕來了聽心髒,量了量血壓,說:“夫人心髒有毛病,還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
其實,朱霖得病的主要原因是勞累過度,當然還有工作的緊張和“文化大革命”的刺激。頭幾天,黃鎮去外地,她忙用這個空隙拆洗了所有被褥,累得吃不下睡不著。這是一方麵,而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煩惱與痛苦。她雖已離開中華國土,但國內的混亂使她放不下心,很多問題她無法理解。黃鎮被迫一次次違心地做檢討,可還是過不了關。再說孩子們,相隔萬裏,作為母親更是牽腸掛肚。
不久前,接到大女兒的來信說:“你們不在家,在這個年月,我隻好到南京婆婆家結婚了。本來結婚是件喜事,但我想了很多、心裏很難過、痛哭了一場……”女兒是穿著藍布衣、解放鞋,空著手去婆婆家的。作為一個飽嚐舊社會婦女之苦的母親,真怕女兒這樣結婚帶來不幸,她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她是母親,想大女兒,不能不想其他孩子:二女兒胳臂有殘疾,學校卻讓她學獸醫,又下放到山東勞動,以後怎麽辦呢?老五下放北大荒,每天吃不飽肚子,勞動強度又大,患了腰肌勞損;老六參軍到東北,部隊還在審查他的“聯動”問題,弄得神經緊張,寫血書要求到珍寶島去打仗;老七隻有小學六年文化程度,14歲就進工廠學徒,後來得了結核病……作為母親,哪一個孩子不是連心肉?作為大使夫人,當然又是國家第一,革命第一。她為孩子擔憂,為丈夫焦慮,為國家的命運發愁,百感交集又怎麽能不得病呢!
1952年回國開會時,朱霖抽時間先到育英小學看望兩個大孩子。老大是女孩,農民叫她二乖,上學後起名黃文;老二是男孩,農民叫他黑胖,上學後取名黃山。朱霖一進教室門,就和往外跑的黃文撞個滿懷,但黃山卻找不見,朱霖和老師找了半天也沒見個影子。直到吃完晚飯回宿舍,才發現他躲在老師的床底下,連忙拉他去見媽媽。
朱霖一邊撣黃山衣服上的土,一邊親熱地問:“你怎麽躲著不見媽媽呀?”
孩子圓嘟嘟的臉上,閃著一雙機警而略帶狡黯的眼睛,忽閃忽閃地看著媽媽,審視了一會兒才說:“老師上課說啦,北京現在還有特務,騙子也不少。我想爸爸媽媽都在國外,怎麽會有媽媽來看我呢?說不定是壞人裝的,不能見她!”
朱霖聽了,心裏百感交集,把孩子一下子樓進了懷裏。
接著,朱霖又到十一小學去看老三。老三也是個女孩,她睜著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憨直地對母親說:“媽媽,我在太行山媽媽家叫米囤,現在人家都笑話我的名字難聽。”
媽媽給她梳了個硬撅撅的小辮子,告訴她:“米囤是表示家裏糧食多,有吃的,在太行山是個好名字。”
“老師替我改了名,叫黃浩。”
朱霖想了想:“黃浩也很好,就叫黃浩吧。”
最後,去軍委保育院看老四。這是個男孩,名字叫黃河,4歲多了,是1947年8月24日,黃鎮帶領部隊過黃河那天生的,警衛員看到捷報,給起的名字。小黃河忘了母親的模樣,也不願跟母親走。
朱霖哄了半天,後來比畫著說:“坐汽車!”他才高興地蹦跳起來。他再次抬頭像小大人似地審視媽媽,歪著小腦袋瞪大眼睛問道:“你真是我媽媽?”
“當然是真的。”媽媽認真地點著頭。
“你是我的媽媽,你就要像其他小朋友的媽媽一樣,每禮拜都來接我行嗎?”孩子的眼神裏含著祈求。
聽到這話,媽媽的心像被刺了一下,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她抱起了孩子,臉腮貼著臉腮……
朱霖沒有機會照顧留在國內的孩子,但她像所有的媽媽一樣,無時無刻不在為兒女們操心。她隨黃鎮從匈牙利到印度尼西亞,在來印尼前,剛把生病的母親接到北京,想讓她檢查治療一下,未及治療,母親腦溢血臥床不起。正巧黃鎮的弟媳又帶著孩子找來。弟弟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弟媳沒有文化,解放後仍然生活無著落,隻好帶著孩子流浪來京。朱霖未講一句話,就把弟媳一家的生活費用全部包下來,不讓她按烈士家屬要求補助而增加組織上的負擔。同時,她又把重病的母親送回老家,她是獨生女,後來母親因無人照顧而死在炕上。
1960年父親又去世。她回國開會才看到已經壓了三個月的父親的最後一封信。信中說:“我現在病得很重,不知你回來沒有,希望你能給我寄二兩紅糖,一兩茶葉,我覺得嘴裏沒有味,實在不想吃東西……”
看完信,朱霖哭了。她哭得很傷心,淚水滴濕了前襟。是的,她覺得她不是個好女兒,她對不起死去的父母。她覺得自己也不是個好母親,因為她也沒有照顧好孩子。不久前,放在軍委十一學校的兩個孩子,胳膊先後摔斷。老四黃河是擦玻璃時從大梯子上跌下來的,當時就動了手術,胳膊接得還不錯。老三黃浩是冬天在運動場摔倒的,斷胳膊用石膏夾板固定起來,過了5個月,胳膊又斷了,就成天拖著一條斷胳膊,還哭著不讓嬸嬸寫信告訴爸爸媽媽。因為她知道印尼已開始排華……
孩子們漸漸大了,開始懂得心疼父母,但並沒有減輕媽媽的負擔。“朱霖同誌暈倒在樓梯口了!”
黃鎮聞訊趕回宿舍,妻子已躺在床上。她一直在出冷汗,嘴唇發青,一動不動,黃鎮一驚,趕緊抓起她的胳膊摸脈搏。脈搏又急又玄。
醫生趕來了聽心髒,量了量血壓,說:“夫人心髒有毛病,還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
其實,朱霖得病的主要原因是勞累過度,當然還有工作的緊張和“文化大革命”的刺激。頭幾天,黃鎮去外地,她忙用這個空隙拆洗了所有被褥,累得吃不下睡不著。這是一方麵,而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煩惱與痛苦。她雖已離開中華國土,但國內的混亂使她放不下心,很多問題她無法理解。黃鎮被迫一次次違心地做檢討,可還是過不了關。再說孩子們,相隔萬裏,作為母親更是牽腸掛肚。
不久前,接到大女兒的來信說:“你們不在家,在這個年月,我隻好到南京婆婆家結婚了。本來結婚是件喜事,但我想了很多、心裏很難過、痛哭了一場……”女兒是穿著藍布衣、解放鞋,空著手去婆婆家的。作為一個飽嚐舊社會婦女之苦的母親,真怕女兒這樣結婚帶來不幸,她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她是母親,想大女兒,不能不想其他孩子:二女兒胳臂有殘疾,學校卻讓她學獸醫,又下放到山東勞動,以後怎麽辦呢?老五下放北大荒,每天吃不飽肚子,勞動強度又大,患了腰肌勞損;老六參軍到東北,部隊還在審查他的“聯動”問題,弄得神經緊張,寫血書要求到珍寶島去打仗;老七隻有小學六年文化程度,14歲就進工廠學徒,後來得了結核病……作為母親,哪一個孩子不是連心肉?作為大使夫人,當然又是國家第一,革命第一。她為孩子擔憂,為丈夫焦慮,為國家的命運發愁,百感交集又怎麽能不得病呢!